最初拿到威利的书，单从书名来说，不免容易指向精神分析的本体论向度，坠入自我性质的分析当中。然而这本著作并未过多从自我概念入手，而是着重于自我内部结构的动态心理过程，及其运作方式。自我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通过与“他者”的客体性存在交互对话以确证其自身。这个客体如果从外部世界内化为心理对象，则演化出了自我的内心对话。本书就从自我的内心对话出发，阐释了一种较为全面，且开放的内心话语系统。

自我无疑是一个符号，用以确证自身的存在，然而自我又需要运用各种符号来寻找意义，可谓是运用符号的符号。自我的内心对话则是一个动态的思维过程，思想、判断、感知、概念、印象等心理活动通过符号化，参与自我本身的塑造。这些符号的发出者和接收者都是“我”本身，此时我不是单一性的存在，而产生作为发出者的主体性“我”和作为接收者的客体性“我”。主体的“我”通过假定一个虚拟的客体“我”，一个对象化的他者，来理解，确证自身。这是一个完整的自我符号过程，并形成内在的意图循环。

威利结合了皮尔斯提出的“我-你（I-You）”和米德的“主我-客我(I-me)”对话理论，提出了一种更为全面、多维的模式“客我-主我-你（me-I-you）”。皮尔斯的“我-你”对话是一种面向未来性的敞域，“你”是当下我的发展目标，是在时间流中下一刻的“我”，具有直接性、线性特征。而米德的“主我-客我”则是一种回溯性的反思，当下我向过去我发出对话，通过业已形成的经验、习惯、前理解、偏见、文化思维模式来理解自身，认知世界，是对内心的“偷听”，具有间接性、自反性的特征。在前两种对话模式中，时间场都不是完整的，分别朝向未来和过去。威利的三边对话模式则巧妙地将二者融合，打开时间场的盲点，进入三百六十度的全域。“主我”作为符号的发出者和认知主体，显然是第一性的、主格的，在时间流中处于当下的存在；“客我”则是第一性的、宾格的，是以前的主我堆积而成，被当下的主我叩问，在时间流中处于过去；“你”的情况较为特殊，它即可作为第二性的宾格出现，又可作为第二性的主格出现。当其作为宾格时，是“主我”即将成为的对象；当其作为主格时，则是审视“主我”的能动性的期待，较之“客我”具有相对自由的干预性。自我在这三者的移动中获取意义，从宏观上来说三者几乎同时存在。“主我”通过反思“客我”参与重塑当下我，同时“你”对下一刻即将形成的“主我”形成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威利还讨论了作为广义他者的无意识的情况。上述三边对话模式，通常是在自我意识较为清晰和理性的情况下进行，而当无意识拜访心灵时，对话则体现出多维性和不确定性。幻想、白日梦、梦境等符号，在意识松懈的缝隙中填补隐含自我的期待与欲望，甚至在无意识的意识中，呈现出半意识的强制理解。

   自我的内心对话并非封闭性的自循环，而是通过广义他者进行反向定位，自我所处的外部环境、文化规约、意识形态，积淀为客我的主观经验，直接影响着当下我的形成。而这些广义他者亦通过符号形式，在主我的选择下进入主观视域，并组合重叠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意义的身份，反过来支配自我。

 

身份在威利看来是自我的符号集合，是自我所能体现符号叠加价值和实践能力的聚合概念。的确，身份的存在确证了自我的社会性与互动性，自我在与外在世界的社会文化符号表意之间不断试探性的交流、磨合中协调立场，在与广义他者的开放性对话中取得主体间性的平衡。一旦身份得到认同，就构筑起自我的一部分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进一步制约自我对社会文化符号的接受方式和传达渠道。这一特征决定了身份并非孤立的自我符号，而必须取得“他者”，即文化约定俗成、意义建构模式、道德价值标准的认可。

身份并不等同于自我，在一种文化元语言的解释空间之下，自我可以由多种身份构筑而成，但这些身份的总和仍然无法完全替代自我，只是自我的片面化外显性社群从属。现代多元社会，在全球化的信息高速时代，身份的过度繁杂几乎吞没了自我的本体结构，自我没有时间和意识去和内化的客体对话，而是盲目的接受着社会文化附加的各种人际角色。当身份的叠加大于自我，位于心灵深处的本我就被抛向了焦虑和迷失的深渊，失去了寻找自身存在意义的能动性。身份的种类繁多，囊括社会阶层、种族语群、民族文化、职业地位、经济基础、伦理属性、宗教信仰、性别构成及性取向、社交团体、身心定位甚至网络虚拟人格。威利正是通过众多身份的倾斜分析了美国的身份政治危机，男性-白种人霸权对民主制度极大的潜在性威胁，并从中引发出了实用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作为回应。

   当自我作为一个符号面对经验世界之时，常常不可避免地在社会道德制约层面上的超我理想，和生物本能层面上的本我欲望之间上下位移滑动，以取得相对平衡的立场定位。自我控制意识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协调两个方向传来的呼应。如果自我无法协调这种平衡，则会产生割裂性上移和崩落性下滑的可能，产生两个极端的阐释向度。威利则之分别称为“向上还原”与“向下还原”。向上还原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者为代表，自我高度化凝聚为广义他者的文化群体、公共个体、社会组织。自我无限接近这一文化共同体则容易出现一致性，被强制性地拉入集体无意识，习俗礼仪符号力量将自我约束起来，替代其存在意义。向下还原主义则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代表，自我解构性原为生物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本能认知与机械信息。自我完全摆脱文化道德秩序的规约，生理性的失落为物理本体存在。无论是哪一种还原都将使自我变形拉伸，破坏自我符号的平衡性，自我将会面临被吞没的危机，因此自我符号的对话性决定了其必将从自反性中获取反还原的张力和倾向。

 

 总而言之，威利的这本《符号自我》给了我们一种元自我层面上的阐释启发，它以三边线性的对话模式在时间场的全域中自由地对话，给予了自我突破盲点的可能性，跳出自我本身进行审视，在自我结构与广义他者的互动性交流中实现符号意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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