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何用？

——评赵毅衡的《符号学》

1.    双重标准考量下的符号学

       每当提起符号学，总遇到如下追问：符号学有何用？此追问虽然往往发自首次听到该学科的“外行”，但确实直接命中了要穴。传统符号学给出最常见的回答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1]它是一门方法论，用于分析符号表意行为，是人文学科通用的方法。然而，这个答案并不能让人满意，并导致进一步的质疑：符号到底是什么？而且，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为什么需要引入符号学？

    实际上，上述的追问不仅来自初次听到“符号学”的普通大众，学界也一样有类似的存疑。比如，美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 John Fiske )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曾指出：

比起严谨沉重、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则显得轻松、惬意和诙谐，往往能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卸掉了历史包袱和社会内涵，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两者可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号学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他们使用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征符号。盛产时装、香槟酒和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并非偶然地成了符号学的圣地，法国学者巴尔特和鲍德里亚先后成为世界级符号学大师。在有着深厚的经验主义传统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一些文化研究者们也赶了一回时髦，将法国人的符号游戏当真了。因此，社会和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这时，问题就严重了。[2]

在菲克斯看来，符号学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因此，符号学可以为分析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一种工具，但它不能代替政治经济分析，更不能对文化和社会现象提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诠释和批判。”[3]

    康科迪亚大学的金·索查克（Kim Sawchuk）从市场营销学角度，回应了鲍德里亚从符号学提出的观点，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她认为“（鲍德里亚所提出）意义的消失也许可以被证明是对处在‘媒介喧哗’时代中市场营销者的一种挑战，但是这种符号学不和谐声音的滋长和因此出现的意义与信息的精确性的‘消失’并没有打乱办公室中的任何权力结构，也没有打乱我们正忙于监控的各种市场中的或者说资本流通中的任何权力结构。”[4]在索查克看来，符号学的分析无关紧要，或者说对市场营销这样的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来说，益处不大。

与索查克等人观点相反，加拿大学者马塞尔·达内西（Marcel Danesi）则深入符号学内部提出，巴尔特和让•鲍德里亚的批评，使符号学过于政治化了。^[5]背离了符号学应负的责任。

    学界和普通大众对符号学的上述存疑并不太让人惊讶，我们甚至可以说，对“符号学何用”的追问和挑战极其犀利且极具价值。这确是关乎符号学学科根基和学科价值的根本性问题。任何一个真诚的符号学学者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都必须站在符号学理论内部来反思符号学理论自身的逻辑自洽和系统性，并且，站在方法论的角度，叩问和提升符号学自身的可操作性和解释力。在笔者看来，对“符号学理论为何和符号学何用”的双重追问是符号学家的两重使命，也是衡量符号学作品是否具备价值的根本原则。而学界和大众对符号学的两大问题的追问，说明它们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长期来，西方符号学界并未能给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答案。此问题持续了百年，赵毅衡最近繁体重版的著作《符号学》给了一个全新的回答。该著作迎难而上，在上述的两大根基性问题上，作出了根本性的突破，推进了符号学发展。

2.  建立“大胆的符号学理论”——超越语言符号学的开放系统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上世纪初开始的。从索绪尔提出“符号学”的学科设想至今，有近一百年的历史。要查看符号学的系统理论，可从两本专著考察：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1964）和艾柯的《符号学理论》（1968-1976）。[6]这两本理论著作，都对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努力回答“符号学是什么”的问题。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在中国一版再版，影响很大。但巴尔特并未真正建立符号学理论体系，更多是在总结索绪尔以来的诸家的观点。李幼蒸指出了这一点：“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巴尔特从别人有关著作中撷取而来的”，但“这部‘原理’并不能成为有关符号学各种理论的全面导论，然而它包含了目前西方文学符号学分析中所用的大部分概念和方法”，“已成为西方文学符号学研究的必读书和入门书了。”^[7]李幼蒸把巴尔特的论述限定在“文学符号学”范畴，和本文的观点一致：巴尔特主要是对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学思想的总结和梳理，但并未突破语言符号学的结构，在一些基础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纵览全书，巴尔特按照语言符号学的体系来构建符号学理论，从“语言结构和语言”开始讨论，进而讨论能指、所指和意指，组合段和系统；最后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这个理论体系因严重受制于语言学观点，只能说是符号学理论的起步。巴尔特自己也承认，该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符号学应有的体系，只是“要从语言学中提取出一些概念”，“符号学有待建立”。^[8]

但巴尔特对应然的符号学理论作了一番设想，他提出，“这种（符号学）知识不得不既是谦虚的，又是大胆的。说其谦虚是因为，符号学知识实际上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说其大胆是因为，这种知识至少在构想中，已经被应用于非语言的对象了。”[9]巴尔特基本上完成了“谦虚地模范语言学的部分”，但“大胆设想部分”只是停留在构想阶段。虽然他也把符号学理论应用到诸如摔角、体育比赛等非语言领中，但当他面临复杂的非语言体系时，仍显得颇为谨慎，甚至有些力不从心。他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本想分析“现实层面的时装”为，但最后还是退后到以“时装杂志中对服饰的文字描述”为分析对象。[10]

巴尔特之后，诸多符号学学者都做了不少成绩，推进了符号学发展。其中，艾柯是集大成者，他所作的《符号学理论》既总结了诸位学者的研究，同时进行了高度发挥，有不少个人的独到见解，结影响很大。该书的中文版翻译者卢德平曾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艾柯）的这本《符号学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备受推崇，可以说是索绪尔和皮尔士之后的权威性符号学论著。这不仅是由于此书与同类书相比更具系统性，而且是因为，这位勇于创新的学者提出了一整套超越于前贤的理论见解。”[11]

艾柯尝试“排除以下幼稚习惯，即把语言学范畴（通过危险的隐喻替代手段）译解成不同的框架”[12]，建立一般符号学学科。从这个目标出发，《符号学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讨论符号学的基础概念，第二部分讨论代码理论，第三部分讨论“符号生产理论”，将符号学推广到图像，修辞等领域。然而，虽然艾柯非常努力地尝试摆脱语言符号学的束缚，也确实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符号学发展做出不小贡献，但并未建立全面系统地建立面对非语言的广大符号对象的理论体系，更未能实现符号学理论的操作性引用，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符号学面临的两大追问。而且，在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上，比如符号是什么，艾柯也没有给出一个为多数人接受的说法。

艾柯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符号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未得到系统的推进。赵毅衡的《符号学》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局面，系统地提出了全新的符号学理论。这一新理论体系最大特点是：建立了一套彻底超越语言符号学的更具操作性和解释力的开放的符号学体统。

赵毅衡的符号学理论之所有具有根本性的创新，首先在于解决了“符号学是什么”这个最为基础同时又最为根本的问题。赵毅衡开篇就“符号”下了一个清晰定义：“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使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而“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即意义的实现”。[13]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其研究的范围被如此界定：“很多人认为符号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文化实际上的确是符号学研究的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包括个体的认知活动、心灵活动，甚至包括‘有灵’之生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14]换句话说：“符号学要处理的对象，是从本质上意义歧出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很难有益于‘强编码’的任何学科。”[15]此观点部分认同了艾柯的观点，同时更准确地指出了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点。

基于上述基点，《符号学》展开了系统而又充满创见的论述：既然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这就意味着，符号的传统定义“一物代一物”并不准确，可感知的不一定是物质，有可能是“心灵符号”，甚至有可能是“物质的缺失”。这就纠正了学界长期来对“符号”的误解，重新界定了符号和物的关系。赵毅衡进一步提出了物和符号之间的滑动，大多数符号学都注意到了物可以符号化为“符号-物”，但却极少有人意识到，符号也可以降解为物，“百元人民币点烟”，“孝元皇太后用玉玺打人”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事实上是，符号化和去符号化，可以因解释而上下滑动。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解符号与物之间关系的视角。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如何携带意义便成了符号学的重点论题之一。赵毅衡梳理了各家的观点，将符号（文本）携带着的影响其意义的附加因素命名为“伴随文本”，并将伴随文本分为七个类型：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元文本、超文本，先后文本。通过上述分类，将长期来纠缠不清的文本间性和文本语境问题解析清楚了。更具创新的是，赵毅衡提出了“伴随文本偏执”，用于描述当今存在的特殊的文本接受现象，即“伴随文本更可能喧宾夺主，甚至接管了符号接受者的解释努力”。[16]选择电影看有没有大牌明星，买衣服不看质量却关注logo，歌星受欢迎的关键不在于唱功而在外貌。用伴随文本偏执来形容这种“过度依赖伴随文本”的当前广泛流行的现象，犀利而精确，充分体现了符号学的魅力。

像这样的创见在《符号学》中为数众多。皮尔斯认为，符号的可以无限衍义，从理论上说确实如此。但在实际的表意行为中，发送者往往不愿意接收者无限往下解读，而期望在解释在某个理想点中止。学界没有注意到此问题，赵毅衡用“意图定点”来描述发出者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性停止点。此概念的提出，极大的提升了符号学的解释力。对于很多学科，特别是广告等意图性极强的学科来说，如何设定意图定点，以顺利达到传播目标，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许多传统学科很难讨论清楚的问题，在符号学视野下则能处理的一清二楚。用符号学来讨论这样问题，既是理论创新，也间接地证明了符号学理论本身的力量。比如，象征这个问题，不管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有众多讨论，但一直都没有讨论清楚，甚至可以说是越讨论越混乱。托多罗夫写了一本《象征理论》，试图澄清这一问题，但也最终也未能把问题说清楚。[17]语言学无法讨论清楚象征的主要原因是，象征的对象往往是非语言性的，“象征的意义所指总是比较抽象，经常是无法‘意释’的精神境界（état d'âme，例如佛教中用莲花象征纯洁），或是不太容易用别的方式表达的（例如经轮象征佛法），甚至难以形诸语言的事物（例如品牌象征趣味品位、社会地位）。”[18]

赵毅衡从符号学视角考量，提出“象征不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象征是二度修辞格，是比喻理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它的基础可以是任何一种比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潜喻等）。象征与被象征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取其像似性，也可以取其邻接性。”[19]把握住象征这一根本本质后，赵毅衡进而提出生成象征的三种方法：文化原型（基于无意识的原型象征），集体复用（社会性的反复使用），个人创建（艺术家等自己设置的“私设象征”）。要高效创建象征，最好是整合这三种方法。若我们看看周围世界级的品牌，及全世界人们对名牌的狂热，上述象征理论对现象的确具有强大解释力。

普通认同的对符号学理论的评价标准有二：全新的系统性和超越语言的开放性。这也是巴尔特、艾柯等符号学家追求的目标。赵毅衡的符号学思考始终以非语言符号为对象，并基于这些对象，在已有的理论上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了其他符号学没有注意或者未能讨论清楚的论题，除了上文提到的物化-符号化滑动、伴随文本偏执、意图定点之外，还提出了潜在符号、元语言集合、解释漩涡等理论，从而实现了巴尔特已经提出但未能实现的“大胆”构想：建立更具普适性的符号学理论。

3.现象分析与理论生发兼具的符号学推演模式

    开放的符号学系统必然带来更强大的解释力，这也就可以回答了学界和对符号学感兴趣的人们对该学科的另一个追问是：符号学有什么用。关心此问题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因为在上世界八十年来开始，符号学和各学科的交叉发展，发展出多门应用符号学。

    《符号学》下篇名为“推演”，即将符号学理论应用到广大的符号世界中。但与一般的符号学应用不同，赵毅衡有自己独立标准：用符号学解释其他学科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且，在解释符号现象的过程中生发、抽象出符号学理论。赵毅衡这种“理论推动分析，分析生发理论”的两者兼应用模式，本身就是一次颇具借鉴意义的符号学演练。

    用符号学清理一直无法清理的问题，这极让人感兴趣，也更容易让人触摸到符号学的力量脉搏。举“艺术的定义”这个问题来说，艺术由来已久，对艺术的讨论也有非常长的历史，但对艺术的定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是功能论（艺术具有教益与愉悦、美学价值）、表现论（表现情感）、形式论（有意味的形式）还是“体制—历史论、开放概念”，[20]恐怕都无法解释纷繁复杂，日益更新的艺术事实。比如，这些定义无法解释：马塞尔·杜尚的“小便池”为什么被认为是艺术？

    赵毅衡借用符号学理论，对艺术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认为，艺术必须具备三大特征：非自然符号、非实用意义、意指跳过对象。[21]具体而言，不管是自然物还是人工物，要成为艺术，首先必须是被展示，因为“艺术展示，启动了社会文化的体制，把作品置于艺术世界的意义网络之中，从而让一个符号文本被视为携带艺术意义的文本。”[22]其次，物要成为艺术，必须在“物—使用表意符号—艺术表意符号”三联体中，艺术表意部分必须是主要部分。此外，艺术努力避开直接表现对象，与使用意义保持一定的距离。

    恐怕只有借助符号学家的视野，才会有得出上述的开放式的“三非”艺术定义。但若仔细审思，便会确证，这样的开放式定义，和艺术本身的开放性相一致，具有高度的解释力。杜尚的“小便池”之所以是艺术品，是因为它在展览馆里被展出，脱离了作“小便池”的原有功能，并且在观赏者观赏时，寻找其艺术表意部分。

    从符号学的双轴角度，审视当代的“经典”生产，会有决然不同的看法。在过去，经典的重解、重估、更新一直是由知识界来进行的。这种经由知识分子担当评估的批评性经典重估，是在符号聚合轴上的比较选择操作。而当前的经典评估更多是“大众的‘群选经典化’，是用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等等形式，积累数量作挑选，这种遴选主要靠的是连结：靠媒体反复介绍、靠亲友口口相传，靠生活轶事报道，就因为此‘积聚人气’成为今日常用话。”[23]这种通过组合轴上的连接操作产生经典的方式，迥异于过去的批评式评估：过去根据文本之间的比较来确定经典，而当前则是“从人到作品”，确定经典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气。看看当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娱乐明星、比例越来越高的政治明星，赵毅衡所陈述的连结式经典产生方式确实处处可见。

    《符号学》中用符号学理论解决类似“疑难杂症”的案例还有许多。从符号学表意过程来讨论自我，赵毅衡提出“自我是身份集合形成的”。分析当代社会文化时，赵毅衡认为，当代社会已经由过去的异化劳动、异化消费、进展至以追求符号价值为主的“异化符号消费”阶段。而生产和消费和对符号的过度依赖，通过广告等手段刺激无限度追求对欲望的欲望，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符号危机。

借用相关理论对文化表意作独特的观察，是符号学的应有之用，但《符号学》并不满足于此，它还从具体的符号现象分析中，抽象出普适的符号学理论。在讨论文化中的标出性时，赵毅衡将标出性从语言学扩展至符号学，提出“标出性在文化中普遍存在，只是原因不在形态上，而在符用上”。据此，把语言学中的标出项和非标出项拓展为三项：正项，中项和标出项。中项偏边，造就了正项，同时也标出了异项。这三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可能出现历史性的翻转。比如，人类历史上，曾经是男性打扮（标出项），女性是多数的正项。在当代社会，女性成为了标出项，有着纷繁复杂的打扮方式，男性着装则变得单调。[24]

赵毅衡用符号学解决谎言与虚构的问题，同样处理的非常精彩。他拓展了格雷马斯的“述真”模式，把“述真”模式归纳成八个类型，彻底清理了符号表意中的诚信与谎言的各个类型。第十一章《理据性及其滑动》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寻找普遍符号学理论的目标。在之前的符号学看来，理论性是相对固定不变的，作者则提出在符号使用中的再度理据性的问题：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下，理据性有可能上升，也可能会滑落，甚至出现滑落后陡升的情况。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可谓是前所未闻，但又充满解释力，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由衷叹服的新解。

    《符号学》符合了人们——不管对符号学感兴趣的普通大众，还是置身其中的理论研究者——对符号学应然状态的设想，它系统地解决了众多困扰了符号学多年，并影响到符号学学科之本的根本性问题；但同时也超乎了大家的对符号学理论的想象，著作全新的系统的符号学理论，不仅在中国，即时在一个多世纪的世界符号学运动河流中，也具有独特贡献。它是中国符号学终于摆脱了“不是跟着说、就是关门自言语”两难之境的明确标志，是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符号学著作。

作者简介：饶广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产业与广告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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