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然陈杂的万象之下寻找本源和规律，这是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们探索不倦的议题：从柏拉图的“理式”、老庄之“道“，到现代性压力下文论体系的各家之言，都显示出这个重要的议题对学者们长久不衰的吸引力。符号学作为探求人文学科普遍表意规律的“公分母”，它如同显影剂般使原本含混杂乱的表象变得半透明，从而呈现出种种结构和结构之变动可能。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学是万能的解药和最终的答案，而是展现出它蕴含着与各个学科进行结合的丰富的可能性：诚然，在初步清晰的种种边界和轮廓之下还有更多细部的研究需要付出更为细致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够完成，但符号学与各学科的初步结合、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相互整合，却是当下应该完成的基础工作。唐小林、祝东主编的《符号学诸领域》（以下简称《诸领域》）一书，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搭建基础知识体系的信心和努力。

符号学研究起于西方，在中国学者的学术素养的积累中，对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学习是不能省略的功课。 因此，《诸领域》一书的第一部分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最新成果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符号学与叙述学、诗学、主体哲学、现象学等诸多理论的结合，显示出了它从诞生之日就具有的天然的跨学科能力：它从语言学出发，如今的研究范围却早已覆盖了所有的意义活动。对符号学在基础理论领域内的广泛扩展进行系统性的介绍，这无疑是必要的、极具意义的工作。《诸领域》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各位作者在对基础理论进行引入和介绍之前，进行了大量细致而繁琐的准备：如撰写《存在符号学》的魏全凤，本身就是存在符号学大师塔拉斯蒂的访问学者，并已经翻译出版了塔拉斯蒂的《存在符号学》一书；写作《主体哲学与符号学》的文一茗，是罗伯特·威利的著作《符号自我》的译者，并且出版了《〈红楼梦〉叙述中的符号自我》一书。正是由于有前期较为详尽的资料准备作为基础，《诸领域》一书的作者们才能够从历史的经纬交错中去爬梳和整理看似零散的符号学发展过程，并为之赋形。以唐小林的《符号诗学》一文为例：该文从符号诗学的源流—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体系之异同出发，聚焦于符形学、符义学和符用学三个层面，一一追溯了形式论符号诗学、结构论符号诗学和模式论符号诗学的演进过程，并提出了“可能世界符号诗学”的议题。这不仅仅需要作者对符号诗学的庞大理论体系拥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还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担当：如同作者坦言，建立一门学问“充满风险，任何一次探寻，都是一次历险”[①]，这种愿意以符号学的“试错原则”去尝试开辟新的疆宇的愿望，正是科学探寻永远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所在。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能只是横向的移植和嫁接，对本土文化、传统资源中契合符号学理论发展的“种子”进行逆向寻找，使其拥有再度开花结果的可能，是符号学人的责任之所在：在这方面，龚鹏程、周庆华等台湾学界的符号学者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表率。在《诸领域》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陆学人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探求：孟华的《汉字符号学》一文，全面总结了大陆学者在汉字符号学的研究范畴内所取得的成就，并明确指出对“文字间性”—也就是文象（言象）关系的研究应当是当代研究的核心所在；对这一问题的探寻是对索绪尔、巴赫金、德里达和皮尔斯相关理论的整合，需多年潜心研习方能得出如此结论。祝东的《〈周易〉符号学》、《名墨符号学》、《孔孟符号学》和《老庄符号学》四篇文章，则论及诸子百家的思想遗产中所留下的传统符号学资源。在《〈周易〉符号学》一文中，作者将周易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从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整性三个方面说明了用符号学理论解释周易的基础所在，同时指出符号编制语境的缺失是作为规约性符号的周易之象难以得到解释的原因。这无疑是一种符合实在论的立场—它既是符合现实实在，亦是符合理论实在的。在后三篇文章中，作者分别从名辩之学、正名学说和老庄名学观的角度去论证传统学说与符号学理论的印证之处，牢牢扣住各家学说对“名”的各种看法与辩难，体现出作者思维的连贯性和渐成规模的体系性。孙金燕的《“江湖世界”与符号学》一文，则别开生面，洞见独出，从江湖世界的符号秩序去管窥整个中国社会组织的表意系统，论点新颖、精彩，读来趣味盎然。

   符号学是一门寻找普遍规律的学科，它最大的特点是呈现结构；因此，它也往往被视为“无用”的空谈。事实上，对规律的寻找也就意味着利用规律的可能：在收入《诸领域》的“产业符号学”与“文化与社会符号学”两部分的文章中，已经有不少作者表现出了对文化现象、对社会商业体系的高度敏感。胡易容的《传播符号学》一文提纲挈领，以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融合为视阈，以信号与符号的差异为基点，自香农-韦弗的数学传播模式始，一路追溯了从信号到符号的转变是如何历经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伯格纳传播总模式、马莱兹克系统模式、霍尔编译模式和菲斯克媒体话语模式，最终以雅柯布森的语义学模式为收束、回到对传播学模式的评介本身。作者在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信号传播学”的愿望，也诚实地指出要进行这一研究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这种务实而又愿意迎难而上的态度，对年轻学者而言是尤为宝贵的。饶广祥的《广告符号学》一文，则从整体上指出了当前广告符号学研究的缺陷与不足：整个广告学研究尚停留在“语言符号学”研究阶段、缺乏对表意的具体分析，囿于对文本表意的倚重而难以自我突破，无法为广义的广告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符号学的“用处”并非只是呈现，还可以批判、辩难以推陈出新：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就明确地指出了广告学研究可以利用当代符号学理论实现“叙述转向”，从而获得向更深层次的推进。而魏伟的《体育符号学》一文，则敏锐地将体育“奇观”与媒介事件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对国内外重要符号学家的体育符号学思想进行了论述和比较：作者对日益兴起的体育文化产业的重视、在文中体现出的灵敏的洞察力，都是值得称许的。

《诸领域》一书的最后一部分为“文学艺术符号学”，这是符号学研究的传统阵地：由于文学的语言本质，它和符号学可以说有着天然的联系。艺术符号学研究则对符号学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知语言为了提高效率，必得寻求重复；而艺术却是寻求差异，它并非如同图像软件般可以随时反向拆解的程序。陆正兰的《流行歌曲符号学》一文，可视为在探求文学与艺术符号学研究之差异方面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作者通过深入的符号学分析，指出了歌曲较之于诗歌的几大特点：文本的疏离性、指称距离的最大化、对类语言的使用、褒义倾斜阐释机制、能动歌众的创作式解码、歌曲的“共同主体性”；此洞见种种，皆为富于原创性的一家之言，充分地体现出作者的创造力和在该领域的深厚功力。

当然，作为一本作者主体为年轻学者的文集，《诸领域》一书并非完美：它对某些领域的探索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然而，正是这些年轻学者的锐气和勇于向国内少人问津的领域进行探求的精神，给本书带来了勃勃生气，也让我们看到了符号学人的潜力所在：今日之孜孜向学之青年，有可能是明日之栋梁。诚然，在某个领域先声夺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会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但只要《诸领域》的作者们保持这样的锐气、勇气和实干精神，符号学的发展就大有希望。

 

作者简介：代玮炜，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72892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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