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意义：深阅读、体系与旨趣

                 ——评《符号学-传媒学词典》

 

初读胡易容、赵毅衡所编著的《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受益良多，但也感触良多。基于阅读的体验和既有的思考，笔者试图在下述四个方面展开有关问题的简要探讨，以此与诸位作者进行交流，也与学界同仁共同思考。

通过“意义”进行融合

符号学始终“致力于建立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1]，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公分母”[2]，“作为跨学科方法论”[3]，它关注的是意义的问题，“符号学的目的在于发掘意义”[4]。但是，“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一种指意实践的产物[5]，是在关系和结构中产生的，其中就涉及到符号传播的过程。按照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语言六要素及其功能，这个过程包括：发送者、接收者、语境、信息、接触、信码，并且体现出强烈的主体间性。除此以外，“媒介即信息”[6]，“媒介即关系”[7]，媒介本身也成为影响意义的重要因素，对社会文化范式具有建构的功能。传播、社会和文化中始终充盈着符号及其意义。据此，主体、修辞、权力、社会、意识形态等都处于符号互动之中，是符号意指的一种效果。因此，精神分析、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皆与符号及其意义密切相关，由“意义”这一点贯通就可以有效地探讨彼此间融合的问题。事实上，胡易容、赵毅衡所主编的《符号学-传媒学词典》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从而将各个学科的关于符号学-传媒学的知识串联起来。这不但做到了阅读的深度性，兼顾了学科的体系性，而且将有关符号学知识置于相应的学术旨趣中考察，做到了对符号学本身的超越。

追求深阅读

学术词典不但需要提纲挈领，而且需要深入厚重，这样才能达至学术的深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词条的含义、流派、流变等进行梳理，将其置于不同的学术脉络中来进行审视，以展示学术资源的丰富性和知识谱系。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学术著作的读者需要的是深阅读，需要的是那种具有历史感的追根溯源的词条，那种“一家之言”的词条很难展示学术的演变脉络。《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在深阅读的追求上作出了卓越的尝试。在同一个词条中，它不但阐明含义、钩沉历史、展示关联、追寻流变，而且通过具体的分析展示其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关于“伴随文本”（co-text）词条。首先，认为其成为文本与文化联系的中介，认为“文本本身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因素，也有意义，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义”，由此，明确了“伴随文本”所具有的学术分析潜力。其次，将其与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文本间性”概念及其使用情况进行对比探讨，费斯克认为文本间性体现为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玛丽·麦克林则将其分成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等等。其三，展示了概念的分析实例，比如，电视中的“伴随文本偏执”导致过分注意版本、类型、演员、评论、续集等，这就成为大众文化诡计的根源。

除此以外，本词典在体例设置上也兼顾到了深阅读。首先，通过“参见”的方式将词条之间进行对比阅读；其次，通过“延伸阅读”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词条的文献来源，方便于进一步的深入阅读。

当然，学术资源的追溯涉及到对学术资源的整体把握，这对我国学者的要求是有些过高了，在对传统文符号学资源都还把握不清的情况下，对学术脉络的清理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词典中某些词条显得浅尝则止，就显著地体现了词典初创期的不成熟，体现了学术资源把握不到位的现实。

建构体系性

作为国内第一本符号学-传媒学词典，本词典收入了400多个词条，建构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术语体系，为本学科的系统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词典在中国符号学思想上的探索。儒、释、道等传统思想中蕴含的符号思想被提炼出来，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中国文化有自身的自洽的逻辑体系，这与其他文化是断然不同的。比如中国文化中关于“仁”、“名”、“空”、“忘”、“心”等，必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来解释，而不能简单与西方文化相比照。符号学-传媒学的本土化，假如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就只能浮在表面，也就不可能对世界的学术有所贡献，这本词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和引导。

符号学与传媒学的整合研究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实际上，在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路径不清、理论无法整合、实证研究独霸等弊病，通过哪一个切入点对既有理论资源进行整合？成为传播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传播过程是通过符号及其意义加以连接的，已有的研究对符号及其意义的忽视是其致命的缺陷，通过符号学对传播学进行整合，或许能提炼出某种元理论的东西。丹麦学者Karl Bruhn Jensen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理论“试图将批判和文化研究和传播科学结合起来”，为大众传播研究提供统一的框架，认为传播科学与文化研究中共同的关注点在于“受众的积极性”，“都渴望理解受众如何从大众媒介中获取意义”[8]。也就是说，意义这个逻辑归点可以作为统筹各种理论资源的“节点”，由此，内容是产生意义的直接能指、媒介影响意义、受众是意义的主体源头、文化实践是意义的场域、政治经济结构是意识形态的基础等等都实现了万流归宗。本词典在传播学的这些层面皆有涉及，包括：符号主体、符号过程、媒介、社会语境等等，其体系性是较为清晰的。

本学术词典的体系性构想，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线索，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本书作为一本“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在文艺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上着力甚多，而传媒符号学上有所欠缺，这是与学科成熟度密切相关的，不过这也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学术旨趣的阐释

学术概念不是自在地、独立地产生的，而是为了相应的学术旨趣服务的。不明白概念提出的学术旨趣，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概念，也只有明白了概念的学术旨趣，才能够真正把握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所具有的分析潜力。否则，即使列出了相关的词条，也不知道它处于符号学理论中的哪个位置，它对符号学本身的贡献也就无法得到充分挖掘。词典中关于“熵”（entropy）的概念阐释，就被置于洛特慢“文化动态发展”的学术旨趣中，阐释了文化中有序与无序的关系；关于“神话”（myth），巴尔特的学术旨趣就在于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然化运作。这些在本学术词典中都有较为深刻的把握，从而让读者明白概念何用。

假如不能把握概念的学术旨趣，可能会使得相关词条编撰浅尝则止，对学术视野的拓展也很难有所助益。比如在“老子”这一词条中，作者并没有发掘出老子思想的学术旨趣，而是简单纠结在语言的产生和能指所指的关系上，这实际上遮蔽了老子试图通过对语言的思考治疗社会病症的学术旨趣。实际上，即使在同样的“道”这一概念上，我们既要看到它本身所具有的超符号性、抽象性、批判性，也要看到它在老子和庄子哲学中的不同学术旨趣。在老子哲学中，它是对语言符号的反思和砥砺，从而实现有效社会政治管理；在庄子哲学中它则是以对生命的关照为旨趣。虽然两者的共同点毋庸置疑，即：通过对符号的反思试图回归无价值判断的状态，但最终落脚点却出现了差异，这是学术概念必须把握到的。

不过瑕不掩瑜，作为国内第一本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它的开创之功毋庸讳言。它的作者们大多是国内这个领域第一流的青年学者，假以时日，这本词典将会修订得更加完善。事实上，我们的谈论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没有这本词典，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开始有关话题，因此，随时翻阅这本书就成了我日常的习惯，我的深入阅读和思考也是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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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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