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至今已三十余年。前辈大师和当代学人薪火相续，??追求，博纳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野，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及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喜的成就。为系统回顾三十余年学科的发展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丛书。该丛书首批先行推出十四位学人在学科各发展时期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结集。丁尔苏的《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即在此列。

该文集分符号学和跨文化研究上下两编。但这种划分并非绝对：上编论文涉及中西方符号理论的相较与互补，亦属跨文化学术研究，与下编交叉。“跨文化研究”可视为作者的学术研究轨迹和范围。

如今符号学已成显学，其跨学科性毋庸置疑。“符号学研究：中国和西方”一文中列举了世界符号学协会第五次大会62个讨论项目，涉及社会和自然科学逾十五个学科。但“符号学并非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存需要、生活环境、意识形态、学术结构等多种社会和文化因素。”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脉络分别来自索绪尔、皮尔斯和卡西尔。然而无论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到巴尔特的复合符号模式，皮尔斯的逻辑-修辞学模式，还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都未能驱散独立学科缺失独立研究理论的阴霾，也给界定符号学研究范围带来很大困难。作者在文中提及对符号学百科大全身份的质疑和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帝国主义”式窃据的讥讽，反映了成文当时学界的尴尬和困惑。

作者认为符号学研究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整体认知结构，“跟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符号学“是某种（或多种）价值的判断、选择和维护”，每个时代“都有某种主要的符号学动因”。而且符合学作为现代学术结构中的后起者，其研究范围没必要无限扩大，“必然受到相邻学科的限制”。鉴于此，作者修正了迪利的现代符号学版图，将自然科学排除其研究范围，推进了符号学在国内的研究。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统一明确，正是符号学作为社会人文研究总方法论的理性追求，即找出“精细科学所不能涉及”的含混符号运作的共同规律，“异中求同”（Synthesis in Diversity）。

皮尔斯的三类符号（index, icon, symbol）在国内有多种译法，如：指索/索引符号、图像/相似符号和象征符号。但第二类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可以是非图像性并同时具有相似性的。作者采用“引得符号”和“类象符号”的翻译源自1993年《语言学百科词典》，既准确又音义兼具。皮尔斯对“symbol”的用法特别：这类符号约定俗成，不依赖以相似性和比邻关系为基础的推理。“象征符号”的译法自然与其解释相去甚远。作者改译为“常规符号”，“symbolization”亦顺势译为“符号的常规化”，表明引得符号或类象符号向常规符号演变的必然过程。

与符号学批判本质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关注文化与意识的关系。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崛起原因进行梳理和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任务是“揭示文学艺术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共谋”，并否定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绝对教条的神话。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都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分支，无论东方西方，目前都不能自诩代表其最高水平。这种发展与平行并重的理论方法使国内学人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亦更接近与社会文化的贯通。

“经典形成的跨文化研究”论及文学经典价值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阶层对同一跨文化文本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该文本后的价值观冲突在异质文化之间则更为凸显。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是挖掘世界文学的客观本质，但其发展过程中从来不乏维护利我价值观的抗争/妥协和构建民族身份的努力。由此探寻自我文学中“次要”文本挪用“他者”形象的原因、目的和过程就很实用并且有趣。

虽然文集中不少论文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但作者睿智的理论反思和冷静的批评实践仍富有学术活力，其不懈思辨大致勾连出所研究学科的发展进程，为符号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