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i]  

 

叙述学，作为最实用的文艺理论之一，在中国获得了最广大的追随者。经典叙述学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在切实有力地解决了许多以往悬而未决难题的同时，却因为人为地割裂文本与外在要素为人所诟病。于是，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的转向成为一种必然的需求。《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就是在叙述学转向的大背景之下，将“审美文化”纳入叙述学的学科范式之内，通过建构“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试图克服经典叙述学可能造成的某些片面性，从而对叙述学这一学科进行拓展所做的一次颇有意义的尝试。

 

在建构理论之前，该书首先对叙述学进行了一次总体性的回顾和考察。经典叙述学、后经典叙述学、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叙述理论都成为考察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在审美文化视野之下的叙述理论研究是有必要并且可行的，因为以往的叙述学总是避免对作品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作者认为那种只进行“观察”而不作“欣赏”的态度是不足取的，至少是不全面的，进而提出在叙述学的框架下，从相互关联的不同层面去对对象加以把握，同时也将这些相互关联的层面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具体来说，是从诸如社会历史层面、精神心理层面、文化积淀层面等多方面去对对象进行分析和研究。

 

作者对“审美文化叙事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地阐释。首先，“审美文化”这一概念就非常复杂而颇多歧义，在分析了古今中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之后，作者并未对这一概念给出自己的清晰界定，而是倾向于使用当今几种趋于接近但仍然稍嫌模糊的宽泛定义。在该书附录[ii]中作者认为：一方面，“审美文化”的内涵可以有所变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它可以存在，表现出这一概念独有的意义。因此，“审美文化叙事学”至少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或方向，其学科范式应是清晰的，作者试图让这一概念“保持在开放状态”，因为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本身就是一个运动的历程。接着作者排除了“文化叙事学”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因为“文化叙事学”这一构想并未得到学界有效的回应，并且，它实际上既无普遍公认的合理定义，缺乏与叙述学这一学科相区分的合理基础，两者所处理的问题也无本质上的区别。而叙述学的文化研究是有其特定的研究内涵的，它显然有别于“文化叙事学”的无所不包。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大致轮廓：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其基点依然在叙事学的层面上。叙事学领域中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原则，在这一研究中并未被弃之不顾。审美文化叙事学力图摆脱传统的经典叙事学所致力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而力图将形式与语境，与历史、文化，与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面要素连接起来。然而，它又并非简单地回到诸如传统的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等方式中去，它以叙事学研究作为出发点，以叙事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理论与方法、以其所注重的形式研究等作为讨论的重要基础，又不囿于原有的理论范式与方法。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自然与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指那种宽泛的、无所不至的指向，而是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关联。在这个轮廓之下，作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学科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审美文化叙事学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说明。

 

在将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建构起来之后，作者在学科内部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建设，分别从“叙述者与意识形态”、“叙述聚焦与性别意识”、“网络小说叙事特征与美学意义”以及“时空穿越类影片的叙事时间与审美文化意义”四个大的板块进行了理论建设和对相关文本的分析，在熟练运用叙述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开拓与建构，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用事实证明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在审美文化目光的逼视的下，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形式问题，都显示出审美的意义。其实，作者从前在使用叙述学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限制，而这种情况应该不在少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的建设有其现实的需求。

本书的最后一章“文本与语境：叙事分析”将多个观点新颖的研究个案集中起来，以中外的一些文学名著作为研究对象，“作者的自我虚构”、“从动态描写看叙述时间与空间的融合”、“对话中的文学与文化”、“小说的空间叙事”、“作为叙述干预的抒情插笔”以及“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变化”都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这进一步丰富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内涵。

 

在叙述学转向之后，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构想，例如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文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当今叙述转向的大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如果说，“广义叙述学”是对叙述学一种横向的拓宽，那么“审美文化叙事学”就是纵向的加深，二者都是对叙述转向的积极回应。然而，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需要更多学人的积极努力，这也许是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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