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得到圆满解答的问题。

针对传播研究两大学派——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长期以来的争执，甚至有时刻意贬低对方。约翰·费斯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上给传播下了一个宽泛、且饶有兴趣的定义，他将传播定义为“借助讯息而进行的社会互动”。

很显然，费斯克对传播的这一定义有别于过程学派的传播模式，即发送者（sender）－讯息（message）－接受者（receiver）。在本书导论部分，作者概括性的总结了传播研究两大学派的主要观点，并且秉承学术研究客观公正的态度提出本书力求介绍各学派的权威性的研究。以此启发读者对两大学派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质疑、反省、思考，该以哪种方式来研究传播。

正如作者在导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在1、2章中，作者逐一介绍过程学派的各类传播模式，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与社会文化研究兴趣，看似枯燥、机械的传播基础知识在作者笔下有如拉家常一般趣味横生，且不乏科学式的逻辑缜密。文学、艺术、社会文化，作者所引范例信手拈来，对传播基本概念的讲解好比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一次交谈，令读者倍感亲切、随和，且谈笑风生。

而在3、4章中，作者笔锋一转，将读者引领入传播研究符号学方法的殿堂。作者很善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并注重比较研究。作者首先介绍了两大学派研究方法的相异之处，并且将符号学两大先驱索绪尔与皮尔斯关于符号的基础知识呈献给读者。作者也很善于循循善诱，对各章节重要内容除作基本概念介绍之外，还列出引申含义以便读者进行深度阅读。

第5章是符号学研究方法的极致体验，作者在本章中重点介绍了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研究“意指化”的两个序列，第二序列是符号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二序列运作中，巴特认为包含了“隐含意”、“迷思”、“象征”三种方式。作者站在批判的立场上认为，巴特关于“象征化”的思想并不令人满意。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了雅各布森关于“隐喻”和“转喻”这两个概念，并图文并茂地举例阐明这连个概念是如何确定讯息发挥其指称功能的根本方式。

第6章作者继续探讨符号学的方法与应用。作者通过对诗歌、广告、新闻图片的符号学解读阐明了符号意指化第二序列中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并且分析了文本的“优先解读”模式和“意义的社会性”。因为符号学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认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我们文化的概念和语言结构。因此作者在第7章介绍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应用，作者对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关于跨界仪式、二元对立、迷思等核心概念的分析，以及关于美国大众文化的结构主义分析，为我们研究传播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视角。

针对符号学所招致的“过于理论、过于思辨”的批评，作者并不将演绎性的经验研究与归纳性的理论研究截然对立起来，而是从中寻找二者的结合点。作者认为，本书中运用符号学讨论过的研究领域，运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同样凑效。第8章作者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列举了诸如内容分析、使用与满足研究理论、民族志研究等方法，旨在提示读者两种研究方法不同的侧重点。

作者在第5章中曾留下的一些悬念，如“第二序列的意义如何适应其所置身的文化？”“迷思和隐含意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在本书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意义”得到了解答，作者在本章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意识形态运作问题。作者首先对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意识形态三种用法进行详尽阐释，然后以此作为理论基点，运用符号学方法展开对纪录片、新闻图片、时尚杂志封面的意识形态分析，帮助读者了解意识形态如何通过符号产生意义。作者的分析不仅深刻独到，而且充满理趣。读完此书，存在于读者心中的关于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水火不相容的想法或许会有些许动摇。两种传播研究方法并无优劣之分，两者的相互借鉴、紧密结合，取它之长、补已之短才能对人类传播现象做出更深入、细致的解读，而这正是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