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的文化迷宫中穿越小径

——读莱恩·考斯基马《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①]

早在1973年，詹姆斯·费伦[②]的导师谢尔登·萨克雷就针对学生所读的同一本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读的是同样的书吗？”[③]萨克雷的本意是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读者面对相同的文本，会得出不同的阐释经验。同样，这句话也契合数字文学的阅读。面对同一个数字文学文本，因其有限或近于无限的链接，读者每一次偶然或主动的选择，无异于穿越迷宫中的狭小路径，抵达出口似乎已经不再象征胜利的意义，向前还是折返，引领读者走向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故事，留下不一样的足迹。

作者考斯基马以具体生产实例将数字文学分为了四种形态：一、印刷文字的数字化；二、原创文学的数字出版；三、应用由数字格式带来的新技术的文学创作，包括超文本小说、交互性诗歌等典型数字文学创作；四、网络文学，指运用那些只有在互联网上才能实现特性的超文本文学。书中讨论的数字文学主要指后两种。书中的网络文学不同于中国国内的网络文学，考斯基马认为“网络文学首先是超文本文学，但不是通过其他数字媒介而必须是通过网络实现这种特性的超文本文学。”[④]

这种超文本就体现在文学文本通过其他网页链接实现自由选择、瞬时访问、更新的功能，更新者常常是作者，也常常是读者参与甚或重新写作。此外，超文本的“多线性”，强调的是超文本有多种可能的阅读顺序的事实。超文本的阅读并没有停留于静止，数字文学的文本都以自己的方式挖掘超文本的潜力，为读者提供参与文本的多种可能性，阅读中新的信息以不同方式进入并改变了文本，这一次的阅读和另一次的阅读，不会进入完全相同的文本。超文本这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性”、“变形性”和“开放性”颠覆了我们对文本封闭、明晰、静态的传统概念，也不得不思考芬兰作家马蒂·普尔基宁对小说的界定：小说就像一头猪，它什么东西都吃；数字文学只不过是再次凸显了这种“猪性”（piggishness）罢了。[⑤]

如果说从文本到超文本是文学的过渡期，那么“赛博文本”（Cybertext）、“遍历文学”更全面地体现了数字文学动态性、交互性的内涵。赛博文本的“一般用法是指由程式控制阅读形式、内容呈现过程的文本，或将这类文本视为一部机器，其部分或者整体运作受到一组规则的制约，允许使用者输入各式动作，以进行文本意义生产”[⑥]。“遍历文本”，从字面上就暗示跋山涉水之意，需要付出非常规的努力才能阅读消费赛博文本，其实就是指读者不仅要阅读分析传统的叙述学层面，还要选择并探索超文本结构，即作者精心设计的复杂程度不一的链接。书中提到从认知叙述学的角度，这种随机的链接路径选择有点接近于人的“无意识”选择。作者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对数字文学和信息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非常有新意的思考。当代数字文学或者数字文化，从认知的角度看，即是阅读的后现代方式——对信息的碎片化、浅层次、发散式的接收方式，从深层心理结构上窥望，或许是当代人另一种“无意识”心理特征的培养，甚至也可以说，二者互相激发互相影响。

在数字文学中，有一些类似于先锋文学的作者，他们通过数字软件特意设计了一种奇异的文本，这种文本会随着读者点击，以额外的溢出链接内容覆盖原来的内容，这种尝试符合人的记忆消减特征。从记忆规律上讲，之所以出现遗忘，并不是记忆被清空或被腐蚀，而是被新的信息遮蔽。这种和人的记忆规律暗合的数字文学，或许只是聪明作者的某种技术游戏，它的意义暂时还没有得到解答，也可能是对数字文本的阅读和思维习惯的某种尝试？

数字文本的阅读惯例还尚未形成，当面对这些文本时，读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了解控制阅读的规则。除了安装、界面这些技术性的要求显示出数字文本阅读更倚重理性的一面，大量复杂又精微的链接路径在读者面前，像一个迷宫般充满了挑战。对结尾的期待令读者不得不追随故事，而默认的链接又使读者“被动选择”来熟悉文本世界，这个时候，数字文学引以为豪的读者主动参与性被搁置，构成高科技时代“人-机”关系的一种悖论。

数字文学也可放大为一切数字形式的文本，除了数字文学，电脑游戏、在线聊天、动画都可以归为数字文化的大范畴。文本形式、媒介和互动主体都无法不借助并依赖科技，科技会携引沉浸于数字文化中的你我到何方，还不得而知。但是对人类文明的极致追求，已经推动你我迈上了一段互联网世界中的新奇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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