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被美国经验学派研究范式占领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往往在传播内容的研究上出现一种颇具僵化的格局：似乎所有有关传播内容的研究都该进行精确、量化的“内容分析”。而这可能造成一种结果，我们在保证统计内容的结果尽量精确的同时，那么谁来保证研究框架的系统全面？这始终是一条过不去的坎：它可以说明一次具体的传播过程，却无法说明、解释传播内容在时间中产生、传播和终结的原因与过程；它可以说明谁是传播者与被传者，却不能够解释在某种语境中，一个人如何就成了传播者和被传者；它预设了传播者对传播等行为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却恰好是需要被质疑的；他可以告诉人们说明被传播了，但无法告诉人们为什么这些被传播的语句的这些含义被传播了，而那些含义被忽视或遗忘了。他可以尽量用词客观，准确并诚心诚意的告诫人们要努力杜绝偏见，但对于深藏于流行的传播逻辑和范式中的偏见却无能为力；它可以一眼洞穿经济，政治等权力传播机构的控制，但却在发现隐藏于一切传播者主体及其传播内容中的权力方面却力不从心……

因此，传播学内容研究的关键应当而且也必须从显性内容的量化统计转向内在的或者与社会文本相结合的意义交流的问题上来。传播过程也即符号意义生成，通过媒介传送到接受者并且得以解释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传播学的研究，也即是一种符号意义交流机制的研究。既然作为一种符号过程，那么这一过程的关键——传播内容（符号，符号内容）的意义传达与接收，也应当得到符号学视野的关照，从而为传播内容的研究提供一种更为深刻的，以意义传达导向的理论解释。因此，李彬先生的《传播符号论》[1]正是在这个方面为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理论切入点，从符号本身也即传播内容本身来研究传播内容的意义及其传达机制。

《传播符号论》全书分为六章，从符号本身说开来（第一、二、三章），继而讨论符号的意义（第四章），最后讨论符号文本及其话语权力（第五、六章）。整体看下来，李彬先生的这本书倒是很像是一本简洁且清晰的“符号学导论”，从索绪尔开始到梵.迪克结束，全书基本完整地介绍了符号学及其相关学科、学派的理论及其观点。这对一个对符号学完全陌生的传播学者来说，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入门工具书”。

一个传播学者能够做这么细致全面的理论整理工作是需要一定的执着和勇气的，正如李彬先生自己在该书的引言中说道：“懂点传播常识的人或许会说，传播符号就是传播学里哪里比较‘玄妙’的东西。所谓玄妙，意思无非两点，一是听着不懂，二是听完没用……”[2]这话听着有点无奈，但是的确，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对符号学的态度往往是回避的，总觉得这是一门偏向于文学理论的东西，对自己的领域不太沾边。我想，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给传播学者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符号学的机会，这也是构建传播符号学必须经历的一步。

该书其实是李彬先生2003年著作《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3]的重印本，因此从时间向度来说，该书算是在国内最早介绍符号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在于为传播符号学理论框架的搭建，范式方向的确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于2012年以《传播符号论》为名重新出版，正是国内符号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开始兴盛的一个重要表征。胡易容在其新作《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中对该书评价道：“李彬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符号学作为传播内容研究的方法；二是，将符号学作为传播学中的批判流派所持有的一种方法。”[4]应该说，胡易容对该书的评价是贴切的。

应当说，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结合，最“快速简洁”的办法就是从传播内容入手，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难道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文本分析”或者说“语义分析”层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发现国内首先引进或提倡“符号传播学”的学者中，这种基于批判取向的符号文本分析似乎成为了“传播符号学”的典型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这可能从一个僵局走向一个僵局，将符号学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把新闻文本或传播文本拆分且进行细致的分析，却恰恰忘记了传播学科的社会属性。过于偏向文本分析恰恰可能会走向“内容分析”同样的局面：封闭的文本，孤立的意义。传播既然作为一种社会意义交流与分享的活动，那么研究传播活动就更不能仅仅局限在于文本分析。

李彬先生似乎也敏锐地到了其中的问题，他在文章的结尾处指出“我们还应该看到符号学与结构主义不仅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同时属于或者说更属于本体论的视域…….以至于符号学研究不妨说出现或正在出现一种由方法论向本体论的嬗变或曰回归……”[5]应当说，李彬先生指出了独特的学术地位：符号学的这一走势同样深刻地影响传播学，符号学的本体性决定了它不仅可以成为打开传播内容的钥匙，更为重要的是，他更成为“透视人类社会的法眼”。“21世纪是符号学世纪”[6]，社会的符号活动空前活跃，这种“符号充溢”的局面促使传播学研究不得不首先面对符号的问题。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广播电视，电影等等都被各种各样的符号包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传播符号学研究就不仅仅是传播内容的问题，传播形式本身已经成为了等待人们深思的符号学问题。

显然，当下传播符号学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如何从传播内容转向更为广义的传播符号学研究，应当成为传播符号学者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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