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知识界的影响。西方理论话语作为一种舶来品已经成为了中国学术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任何一个概念在引介到另一种语言之后，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语言之间的冲突、碰撞和抵抗，还存在着各种不同话语的交流、接受和建构。因此，全球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些在西方知识图景中十分重要的概念，经过翻译和引介之后在中国的语境中可能就呈现出了新的意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当今“地球村”(Global Village )时代下，如何理解认识和使用这些新的意义和概念？如何将西方理论话语与自身知识谱系联系起来？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化实践如何传承与发展？中国学者在何种层面上能与西方知识界开展对话和交流？幸运的是，符号学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框架，因为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学科，理解意义的文化变异方式和跨符号系统的交流问题正是符号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从这一点来看，王宁的英文新著《翻译后的多种现代性：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论全球化与中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该书由加拿大著名人文与社会科学出版社LEGAS出版发行，是“语言、传媒与教育”系列丛书中唯一一部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全书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围绕着现代性、中国、全球化、文化与文学以及翻译等五个关键概念展开论述，试图从文化和文学的层面探讨现代性、中国、全球化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而正因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些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概念是通过翻译引介到中国，并随后在中国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和回应，因而作者将该书命名为“翻译后的多种现代性”，用以突出意义的跨文化转变。换言之，上述三个概念经过引介与翻译，在中国语境中都衍生出了新的意义，因而作者试图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对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三个重要的概念进行新的解读。作者采用了比较文学中的研究路径，即遵循“影响-接受-创作”的研究路径，首先从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着眼，详细阐述了在此期间所出现的“弗洛伊德热”、“尼采热”、“萨特热”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影响，总结出中国当下“后现代”文本所呈现的六个特点。继而提出，当前中国知识界存在着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相悖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性概念在中国的演变也越来越与全球化或全球性密切相关。根据本书作者在该书第47页所给出的定义，“后现代不仅是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开放和多元的精神，也是一种颠覆了任何总体的、集权的、结构的和中心意识的理论话语”，中国文学在接受这种精神或理论话语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概念也表现出了六种不同的变异。上述“他种现代性”与“多元后现代性”也充分说明了全球化作为一种中西之间双向的交流实际上始终在两个方向运作——从边缘到中心，从中心到边缘。因此，全球化与本土化并行不悖，全球化所带来的同一性和普遍性背后隐藏的是多元性与差异性。

    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一直以来的写作目的——超越学科的界限，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立足于比较文学研究，最后达到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在本书中将讨论放置到了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中，考察了重新划定文学研究的界限、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重构、汉语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后殖民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战略、新儒学的重建以及比较文学的勃兴等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重大问题。并由此说明当下的文学文化研究需要突破学科的界限和单一的研究模式，在一个共通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下来审视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符号学》杂志主编，加拿大著名符号学与语言人类学教授马赛尔·德尼西（Marcel Danesi）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并高度赞扬了该书，将该书称为“‘地球村’时代下，中西研究途径和学术理念完美融合的杰出典范”。在德尼西看来，该书探讨了凸显于美学、文学与后现代性研究中符号学最核心的问题，说明了符号学所具有重要的价值——揭示出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事物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同时，符号学概念更能用来分析各种类型的文化现象。

    事实上，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能会对“全球化与中国”这一宏大的话题有进一步的认识。虽然“全球化”一词已经暗含了一种全球化的意识，即在当下的知识图景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理解这一关系的重点应该不在中国学者如何理解、接受和使用西方舶来的术语和理论，而应该具体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如何在一定层面开展了对话，如何共同书写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而要使得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真正的在全世界普及和传播的话，不仅需要来自外界的刺激，更需要知识分子在文化和理论上的自觉，建构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文化。

    本书对新儒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过翻译在世界范围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似乎过于乐观。儒学是否可以成为建构中国文化学术话语的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中国现当代文学要通过翻译在西方产生重要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考察西方文化对此类作品的内在需求以及文化内部的规范和环境等问题。可喜的是，作者不是站在一个反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的位置上来谈论全球化与中国，而是将自身的讨论放置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既关注“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的演变，也注重考察中国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实践。但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的立场或许还需读者作进一步的反思。本书作为一本英文著作，旨在为西方学者提供中国的话语资源，但另一方面，作者在论述时作者借用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努力为深化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指明方向，又似乎是将中国学者视为其理想读者。或许，对于“中国学者在何种层面上能与西方知识界开展对话和交流”这样的问题有多种多样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对话所需要的不仅是广阔的视野，可能更需要对西方理论话语进行批判性解读，认识到其中的缺失，以寻找到自身理论性立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