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克里斯蒂娃的《陌生的自我》，是与阅读《诗性语言的革命》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前面1/3克试图建立一套符号学的理论，而后2/3则侧重论证其理论建构的合理性。但《陌生的自我》在前面用绝大部分的篇幅，去梳理陌生人在法国的历史，在最后一章，树立文章的根本论点“我们都是自我的陌生人”，似乎是一种欲扬先抑的呈现。

                       一、

与其说这本书是一本学术论著，不如说这是一本迷人的散文。由对外族人（foreigner）的探讨而引申出对身份问题的探讨，在这本书中克里斯蒂娃对待问题的探究方式是诗意而切身的。由于她自身所具有的、与主流相异的不同国籍，不同性别和不同阶级的身份，她更像是希望通过这本书为自己寻找精神的居所。

对于身份的问题，克里斯蒂娃，像古代的先哲们一样再追问。她的探讨，与先哲们类似，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从文化或者社会的根源，而将中心放置在去寻找身份问题的本体论的基础。

在书中，克里斯蒂娃并非试图为外族人的身份问题寻找到让人心悦诚服的答案，而是试图通过对外族人的历史追溯，来深刻地理解问题本身。何者为异族人，异族人的身份问题，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就成为了克里斯蒂娃的这本著作的中心。

在本书的第一章，她试图通过自身的外族人的身份，把外族人的他者性表现出来。外族人的奇异的幸福是在一种永恒的逃离或者说是永恒的无常中实现，他们是痛苦的、受尽折磨的、带着面具生活的。克里斯蒂娃近距离地去感知外族人的情感体验。冷漠、无自我、患有忧郁症的，在克里斯蒂娃的文章中“与自己国家的人失去联络，异族人感受到‘彻底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的另一个完美的名字是，孤独”1。克里斯蒂娃将异族人的沉默和怨恨，以及离开类母性的国家之后的孤独无依的无形的情感，提升为一种异族人的共同的心理趋向。

法国金字塔式的政治制度，使得在法国的异族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异族感。克里斯蒂娃对抽象情感，例如《爱情传奇》中的爱的探讨，和《陌生的自我》之中，外族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探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这本书中，她从一个抽象的情感入手，旨在解决的却是“归属问题”这样的全球性的问题。身份作为崇拜的对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冲突。克里斯蒂娃并非试图寻找到一种解决这种身份崇拜造成的冲突的途径，而是去说明这一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是如何产生，如何去认识。在系统完备地梳理完古代悲剧中的外国人形象的变迁之后，她将关注的角度转向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对异族人的探讨。

 

                    二、

直至书的最后一章，克里斯蒂娃才真正开始论述本书的真实意图，从本体论的角度去探究文化内在的陌生感。而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以及她对弗洛伊德的阐释，也成为本书之精髓之所在。

首先需要从她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词的借用开始。弗洛伊德的德文著作中，有一个核心词heimlich/Unheimlich——英文译为uncanny2（暗恐），克里斯蒂娃的strangeness（陌生感）是从弗洛伊德发展而来的。

在弗洛伊德的文章The Uncanny中，与弗洛伊德从词义研究出发，先介绍一组德语词heimlich/Unheimlich, 前者heimlich有两套意义，并不是矛盾的，但是有很大的差异，一是家的、家常的、熟悉的、认可的；二是被隐藏的、阴暗的；后者Unheimlich的意义只是与第一种意思相反，是我们说不熟悉的，阴暗的，隐秘的，而与第二种意思是相近的。这两个词的抽象关系很有趣，前者表达的是一种与它的反面含义相等同的含义。

于是，弗洛伊德在分析这两个词义的基础上，指出heimlich这个词，它的词义发展，具有双值性（ambivalence），直到与它反面意义Unheimlich相符合。Unheimlich在某种程度上，是heimlich的亚种3。

Uncanny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被提出，正是在这个词heimlich，我们所熟悉和亲近的事物都朝向它的反面，uncanny这个包含着两个本义和相反意义。它是令人恐惧的种类，使我们回到那些古老的和熟悉很久的情感中。弗洛伊德研究了小说叙述中所出现的暗恐的结果，认为说自我是双重的，分裂的，互换的。

 这是克里斯蒂娃介入弗洛伊德理论的切口，她认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将精神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并认可它对文化研究的有效性。她在双重自我的基础上延伸，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不稳定的，我们是自我的陌生人。“在他者的基础之上，我们与我们自身的他者性——异族性相一致……”4

    我们可以认为说，正是我们与外国人相遇，与自我之外的他者相遇，我们会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最深处的、与自我相反的异质性。而这种与自我相反的异质性，对于任何主体而言，均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是曾经有过的，微妙的潜在。这种弗洛伊德看来“本应隐藏却出现的潜在”，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所谓的陌生感。

既然这种社会法则的异质感，陌生感，是与我们共生共存的，存在于任何的主体性之中，可以说，那些与我们的自我不协调的陌生的东西，比如说恐惧感，是引导我们内心体验的灯盏。既然这些存在于自我内心深处的异质感不以捕捉，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我们内心奇异的世界，是自我的异乡。我们只有向我们的内心回归，直面内心的陌生感，才能够驾驭内心的恐惧之情。

与其说克里斯蒂娃认可的是弗洛伊德对双重自我的见解，不如说，她认可弗洛伊德对异质性的发现。我们自身就是我们的异乡人。人并非是单面的，而是多层面的人。对于异族人，对于他者，我们要认识他们是很困难的，所以克里斯蒂娃在面对这样一种异族人的困境之时，作为学者，她指出我们需要认识自己，这与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一句箴言 “认识你自己”遥相呼应。

 

                   三、

如何用符号学来分析“暗恐”（the uncanny）——这种受到压抑、又会呈现的情感？克里斯蒂娃从符号学的角度将暗恐与无意识联系起来。

“暗恐”的有一些表现形式：如神奇的实践经历，万物有灵论或者是在现实的潮流，知识分子的不确定性、和不安的逻辑，这些象征过程的出现，都是在于符号价值和特定逻辑性的减弱。符号不再是能指，而变成所指，具有了意义的价值，如巫术。符号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了现实的重要性。

那么，一般情况下假定的符号的物质实体，就破碎到想象的益处中，这仅仅是过分强调精神实体。这种对于精神实体的过分强调，就会触发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被压抑的脆弱的潜在部分，在暗恐的情感的隐藏下，铭刻在具体化中。这样受到压抑的回归，任意性的能指就崩溃，我们转向精神的内容，替代了物质实体。语言的功效，在分析外族人中很有用。我们逃离或者说对暗恐的陌生感感到恐惧，可以作为一条线索，来探索内心的精神潜伏因素及压抑的脆弱性；同时我们对陌生感到恐惧，也暗示着作为象征的边界，语言具有脆弱性。在分析中，语言构造了无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

克里斯蒂娃讨论弗洛伊德的暗恐论，认为隐藏和压抑在我们无意识中的，初期的欲望和对他者（死亡的他者，女性的他者，和不受控制的欲望的他者）的恐惧会在我们与外族人的相遇中再次出现。

进而，与外族人的相遇，实际也是与自身被压抑部分的相遇，我们的意识出现摇摆，失去边界，不能把握自己，自身成为不和谐统一的存在。外族人的存在，实际上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我们不稳定的主体性，实质上，另一个表现即是双重自我。

在某种程度上，克里斯蒂娃或许是一个亲弗洛伊德派。在她的国家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她的理论建构中的符号态（the semiotic），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和梦的运作机制的讨论基础之上的。在著作《爱情传奇》中，对待爱情的讨论，亦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对于自恋和歇斯底里的讨论基础之上的。在本书中，整个理论的背景均是试图论证弗洛伊德论暗恐的理论的有效性，试图说明弗洛伊德讨论暗恐，未讨论异族人，实际上，是前瞻性地将我们引导到对自我中存在的异质性的思考。

     从克里斯蒂娃对外族人的身份问题的思考，可见我们是如此深刻地依赖我们的文化背景。若我们试图逃离，作为另一种文化的异族人，我们不仅仅要重建我们自我，而更重要的是，重建他者。这种自我与他者的映照，即存在于与异族人之间，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心。

     当然，在阅读《陌生的自我》时，也频频闪现一些困惑。外族人的陌生感是一个相当个人的情感体验，克里斯蒂娃从她作为旅居法国的外国人，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出发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将这种情感扩散到所有在法国的异族人，甚至所有的外国人，克里斯蒂娃在书中的论述，说服力不够。

在最后一章，克里斯蒂娃试图通过对异族人的探讨，扩大到世界和平和民族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在书的末尾的展望，但不免有些牵强，缺乏必要的理论论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克里斯蒂娃的逻辑论述中，通过弗洛伊德暗恐的讨论，我们得以认识到自我中存在的陌生感，由此我们是自我的陌生人，结果是我们需要去尊重其它个体的异质性。对于精神分析在引导异族人的情感方面的强大说服力，完全是从个人作为精神分析师的角度的一个假定。若对精神分析本身的理论运作存疑，则很难从本书中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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