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小枫叙述中的现代性伦理观

《沉重的肉身》刘小枫教授通过复叙事的方式来探讨现代性处境下的伦理状况。“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 ^[1]，作者想通过他的叙事表达一种伦理构想，通过讲故事编造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 ^[2]，给经受着生命破碎之痛苦折磨的人一丝抱慰。那么作者持以何种伦理观呢？“上帝知道多少人的头发，伦理学就知道多少个人” ^[3]，这是在引子中作者所引用的克尔凯郭尔关于伦理学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所持的与传统迥异有别的伦理观。接着，刘小枫表达了他的伦理观。“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 ^[4]。这种基于个体肉身在世的生命感觉的伦理学有别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伦理观——习传下来的既定僵化的道德律令和行为准则，属于静观性的知识，是“出自必然的东西”，信奉的是道德的绝对真理；而依据个体感觉偏好的伦理学属于实践性的知识，是“出于偶然或机遇的东西”，尊崇的信念是“一个关于道德现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 ^[5]。这种伦理学拒绝“审判的道德”，它不是某种形而上的、纯粹的、理想的东西，而是具有实践性的、具体的、个体殊异的等形而下特征。作者从个体肉身在世的生命感觉之维度来审视现代性伦理，“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企图画出个体生命之叶上的温润经脉来。刘进而划分出两种现代性伦理形态——人民伦理和自由个体伦理。这两种伦理形态之所以不同是由于肉身不同的“在体性”基础：人民伦理的“在体性“根基是人民肉身的痛苦感，自由个体伦理的“在体性”根基是个体自由的享乐感。看似对立的两种伦理形态实则源自相同的思想之基，都产生于单纯的生存感觉——一是痛苦，一是享乐。这种一体两面的人义论伦理企图通达同样的终极目的，亦即自然享乐，返回自然人性。然而通过刘《丹东与妓女》的叙事，我们看到这两种伦理遭遇事与愿违的悖论。

 

二、      自由是幻象，虚无乃实存

《丹东与妓女》一节中作者在疏解“丹东之死”这一思想界的疑案时，分析了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对自由的理解的歧见，以及各自所秉持的自由的正当性基础——不同的道德观。身为启蒙革命家的罗伯斯比尔崇奉的是人民公意的积极自由，其正当性是人民道德的总体性或共同体的公意道德。建立在人民公意之绝对道德基础上的人民民主国家，要求每个公民都是具有此种美德的“好公民”，人民公意成了启蒙革命家所致力构建的人民民主国家的自然法，据此衍生出的法律秩序保障人民公意的自由。抽象的公意道德取代了个体道德（个体生命的感觉偏好），人民的国家是人民公意的道德体现，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实则成了美德的公意符号；这样人民不再是有个体生命的具体个人，放弃自己个体的价值偏好而从属于抽象的共同体；个体生命感觉被织进共同体的铁索大网，公意伦理把个体推入喧嚷的群体中，个体却受着如坠深渊如临险壑的在世孤独。人民公意的自由取代了个人生活想象的自由，桎梏在总体性、普遍性、共同性的公意道德之下的专制自由不过是推行人民民主专政堂而皇之的“正义”借口；专制自由取代了个体自由，极权统治着肉身，恐怖暴政践踏着民主和解放。在民主国家中，人民的自由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启蒙革命家罗伯斯比尔正是据此自由理念的正当性，施行他所谓的德行自由恐怖论：“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罗伯斯比尔“觉得过去的上帝无能，不能真的救人，便把老上帝驱走，自己成为上帝之子” ^[6]，他在德行的力量支撑下，操起专政恐怖的武器干革命，大有“凯撒做凯撒的事，上帝做上帝的事” ^[7]之得意和狂妄。然则在做出处死丹东这一政治决定之夜，他发现自己成了“鲜血淋漓的救世主，只知道把别人送上祭坛，不知道牺牲自己”，感到“到处是荒凉、空虚，只剩下我孤身一人”。自视为人民公意道德之化身的罗伯斯比尔终究没有获得他所崇奉的公意自由，反倒撞见了虚无。

同为革命者的丹东对人民民主的自由产生怀疑后，与罗伯斯比尔的思想分歧愈演愈烈，终于走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两个革命家从此分道扬镳，丹东从人民公意的积极自由的阳关大道上退却下来，走上追求的个体享乐的消极自由的羊肠小道。丹东清楚地意识到“人民公意的自由是需要活人献祭的罗马食神，专吃自己的孩子”，罗伯斯比尔是个现代的暴君，以人民道德的名义实施合法性地独裁统治和杀人行径。丹东他不忍视见具有主体性、个体感性的血肉之躯被公意伦理的车轮辗碾得血肉模糊，更不能忍受自己作为嗜血者的同谋。于是丹东的门徒们公然与代表公意道德的“人民”作对，站到共同体道德之对立面的个体伦理，依据个人的心性偏好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追求基于自己生存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丹东推崇“兴奋的道德”，相信“个人有自己的生命基础的上帝”，认为根据感觉偏好、按照自己的生命想象去生活，是属己的正当自然权利，基于自然权利的生活方式就是道德的行为。丹东将个体肉身浸淫在兴奋之中，并将肉身感觉偏好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便体验在世的自适自由。这种享乐的生存感觉让人沉醉、眩晕，然而这种感觉是否可以持恒？“用身体来为身体称义，为身体的不幸辩护”，从而遮蔽肉身在世的痛楚之企图不过是一厢情愿，个体感觉偏好的体伦理自由终究是意难平。丹东最后绝望地发现肉身并非不朽的“永恒不变之体”，自然机体不过是一团肉身物质；肉身只是一时沉溺于没有上帝的生活的眩晕中，享乐并不能持久，身体终将堕入无尽的虚无的深渊。个体享乐的消极自由与人民公意的积极自由殊途同归，没能克服身体的在世痛苦，却各自遭遇绝望的虚无。

 

三、      “生命是轻之沉重与沉重之轻” ^[8]

人民公意的积极自由与个体享乐的消极自由都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消除身体在世的痛苦，通达至福至乐的人生至境，这是两种人义论自由伦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人民伦理和自由个体伦理终因无力承担个体的在世负担而各自败北。“丹东之死”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丹东撞见了更深更彻底更绝望的虚无，他意识到人自身的缺欠。肉身欠然是一个不自足的体系，即便实现了生命感觉也难以避免重新遁入虚无的命运，个体欲望的不自足性导致个体在世负担不断加重。个体辗转在生活的轻与重之间，摇摆于痛苦与无聊、被抑制的冲动与勃发的激情纠结之中。贪恋享乐的个体生命在感觉偏好得到满足后以为获得了生命飘逸的轻盈，然而这种轻恰是不堪承负的在世之重。生命的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沉重而残酷，生存悖论无处不在。个体不过是偶然的此世存在，“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心中有数？”。实现个体生命在世的自为自在的存在，廓清笼罩在人类生存小径上的迷雾是否有望？“赫尔墨斯给人间传达了神的旨意，却忘了最终的结语”于是在不得不承认人性的脆弱，人生的悖论后，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挣扎，在挣扎中不断追寻。

 

 

参考文献：

[1][2][3][4][6] 刘小枫著.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 [美]埃里克•沃格林.城邦的世界.卷二，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7] 蒋承勇著.《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8]转引自刘小枫《轻之沉重和沉重之轻——卡尔•巴特档案馆的路上》，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