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写作。这本书材料之生动丰富，让人爱不释手，一幅幅民间剪纸的朴拙厚重，几乎有后现代美术的风韵。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当年曾经是个血里流着荷尔蒙的“文青”，哪怕他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训练，而且不辞辛劳，冒着生命危险，在亚马逊森林里做印第安社会的调查，他的头脑依然是感性的，浪漫的。后来汇合成《忧郁的热带》一书的笔记，写得文情并茂，情感沛然，以至于“龚古尔奖”委员们希望这是一本文学作品，可以给法国最高文学奖增色生辉。怀抱着如此敏锐的感觉，面对如此生鲜活泼的奇异文化，列维-斯特劳斯收集了一个人类学资料的大宝库。他占有了一座宝山，只待他说出亚马逊丛林的秘密。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些纷繁复杂的材料，如何从中得出人类文明的规律。直到1941年他作为犹太人逃离法国，在纽约邂逅了语言学家，俄国人雅克布森。下面的故事，是现代学术史上尽人皆知的一个故事：雅克布森闲谈似地告诉他，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者从索绪尔符号学发展出来的一些基本想法。列维-斯特劳斯何等聪明人物！一点即通，豁然开朗，突然就明白了他那些人类学材料中，隐伏着一套文明的构筑方式。于是有了《结构人类学》，于是有了《野性的思维》，于是有了《遥远的目光》，于是有了一代宗师，于是他的思想远远溢出语言河道，推动了宏大的二十世纪符号学运动。但是我们读他的书，在冷静的术语之下，我们依然能感到他的诗一般的感性，他对部落文化现象的细腻感觉，他对第一手材料的热情。由此，抽象的思维，在他的笔下成为一段动人的“野性”的理论。

        读张淑萍《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写作。这本书材料之生动丰富，让人爱不释手，一幅幅民间剪纸的朴拙厚重，几乎有后现代美术的风韵。远离城市文明的细巧腻熟，这样生命力顽强的艺术，传承几千年而不沾历史的尘土，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陇中那块华夏民族熔炉的温度。

       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符号，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妆饰，仪式，习俗，风气，多半都是符号，因为它们的意义超出实用之上：它们都是“无用之物”，但是它们是喜庆成为喜庆、生日成为生日、丧葬成为丧葬的原因。没有它们，人类依然能结婚、生子、死亡，但就不是文化式地结婚、生子、死亡，人类就过得不像文明的人，看来我们无法用真面目生存于世，必须给自己戴上面具才有勇气自称文明。对文明的人来说，一切有用的衣食住行结亲打仗，都必须裹在无用的符号里面，不然他们就只是作为缺乏灵魂的动物人而存在。符号使我们存在于一个意义世界里，而不是仅仅活在物的世界上。这些拙朴的民间剪纸，呼喊着，跳动着，要求我们给出一个学理的回答。

       这样一说，人类的文明化，似乎是个抽象化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虚拟化的变异。悖论的是，这个过程非常具体，极为具象，符号的形象几乎让人觉得幼稚，像黄土高原的景色那么直率纯一朴实。实际上符号载体本身不需要复杂：复杂的是符号把我们文明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民俗资料，描写民风乡情的书籍，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汗流浃背从亚马逊森林归来时背囊里的那么多材料。但是这些剪纸呼喊着拉着我们，要求我们理解，要求我们解读。张淑萍给出的解读是符号学式的，但却是见解独到的符号学。她此书从陇中剪纸的一个个实例出发，画出了用符号学研究民俗的有效路径。

       她的论辩的第一步是：符号是文明的实质，但是符号的具象性，迫使符号指称的对象“退出在场”。“鱼戏莲，鱼象征男性，莲为女性”。我们看得到的只是鱼和莲，我们看不到男性女性，我们知道这是指男性女性，这是社会文化强加给我们的元语言。解读的强制性，好像给文明人戴上了面具：男人有鱼面具，女人有莲面具。

        到这里为止，民俗学做得中规中矩。然而，符号并不停留于“一物替代另一物”，符号进一步用自己的神奇力量创造世界，创造事物在世界上发生的可能。符号不仅仅是代替对象出场，符号有能力反过来制造对象。在本书中，就是剪纸作为祈福的灵物的分析：用葫芦创造多孕，用莲创造“连生贵子”，用猴吃桃创造“富贵封侯”。

         然而，貌似简单的剪纸，还能进一步创造事物之间的秩序。此时剪纸作为符号，甚至能作为魔物演出巫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本书仔细描绘的“叫魂”剪纸。“陇中叫魂仪式中，剪三个拉手红纸人人，放在孩子睡觉的炕头下，用孩子的内衣粘叫魂人人，粘起来就意味把孩子被吓跑的魂叫回来了”。这就是符号民俗学应该走到的地方。固然，人类学家一直明白这些巫术手法：“用孩子的衣服叫魂遵循的是接触律原理，用剪成人体形状的拉手人人来叫魂，遵循的是相似律原理”。但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是符号及其解释，创造了文化的元语言。

        因此，符号构筑对象，尤其是构筑事物秩序的能力，形成文化体系。构成文化的，不是被符号指称甚至创造的对象，因为土地丰腴，人口繁盛，风调雨顺，事业顺利等等，这些希冀各民族都是相似的，而文化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不同只能来自符号的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已经说过：“原始思维以对秩序的探究为基础”。而凭着对中华民族成熟之地的陇中民俗的研究，张淑萍很清晰地把这个结论往前推进一步：“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这是张淑萍这本书最值得我们细细琢磨的地方，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值得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