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人需要主体性的时候

 ---赵毅衡书序引发读者争论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我”的存在，本来似乎是不必怀疑的。但是“我”并不直接引向主体，主体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天赋，而是我的意志和愿望达成的后果。如果我不能做自己的主，我因为各种原因受制于别人的意志，我就没有主体；当我不能自觉地用理性思考我自己的生存，因为各种原因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或行为，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主体。因此，我们周围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完整的主体，但是我们有“主体性”，也就是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的主体。对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对“主体性”的要求很不相同，“主体性”关系到人在这世界上最根本的生存方式。

   主体问题，一直是几千年哲学难以清晰解答的难题，而人类进步到今天，主体问题反而成为现代理论中最令人头疼，也是最引发争执的问题。儒家说“仁者人也”，是主体有，至少必须有；佛家说“人法皆空”，是说主体无。

   系统的现代主体理论，说主体有，起始于17世纪起的欧陆哲学，那是理性主义的天下，笛卡尔首先提出了主体中心论的唯心主义，康德与黑格尔的思想方法很不相同，但是都强调了主体的重要性，以及主体完善的可能。这种对主体的乐观估计一直延续下来，变成胡塞尔的“主体间性”中的自我。而皮尔斯认为人本身就是符号，因为人的思想也是符号，而这个自我符号意义的实现，最终必须扩张为“探究社群”，逼近真相。因此，符号学应当是当今难见的“主体有”乐观派。

   说主体无，也几乎同时发生，于今为烈：17世纪英国思想者开始对主体持怀疑论立场。从经验主义者洛克，到现代怀疑主义的创始人休谟，一直延续到逻辑实证论的罗素、维特根斯坦，都对自我持怀疑态度。此时欧陆哲学界也跟上来：尼采作为后现代的主体解体论的先行者，把主体看成是个“语法虚构”；到20世纪，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只可能是分裂的，阿尔都塞、福柯、布迪厄等人纷纷提出主体是外因构造的，不由人做主：社会，或意识形态。而近二十年则是德里达风行，他专心拆解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的主体中心，坚持认为主体只是形而上学的幻想。

   以上说的并非谈玄，而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如果主体本来就是崩散的，待解构的，无法确定的，那么本来就无法得到，一切追求都是虚妄。假定在发达国家已经可以清醒地对待理性过剩，防止主体过分扩张，那么在当今发展中国家，个人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自我张扬不足。在这种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跟着西方的解构主义立场，大谈主体的完整已经不复存在？

   而且，更关键的是，如果我们把眼光从发达城市，东南沿海，大学校园，转向内陆腹地的广袤农村，转向从那里走进城市的打工仔行列，我们难道也对他们说：“主体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已经过时，因此你们不必去想如何建立主体性”？说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负责任，尤其对农村来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克服重重困难，试图在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中寻找自己。如果哲学在此时能做的只是学舌西方时髦学术路子，重复他们批判西方传统的话语，实际上是对中国人生存现实的蔑视。

   因此，听起来玄虚的理论前沿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迫切而现实的问题。本书作者有志于从学术上（也就是从根本道理上）解决这个问题，她的武器是主体符号学理论，她的分析对象则是“新时期”以来的描写农村青年的电影。这个解剖刀锋利，这个切入点鲜活。从《大河奔流》的慷慨高歌，到《人生》的无奈挣扎，到《老井》的困苦争斗，到《秋菊打官司》的奋力抗争，我们看到的是，守在几千年黄土地上的农民，主体意识在步步觉醒。

   然后我们看到情景变了，舞台转了，这些农民的下一代走进了城市，他们成为城市不受欢迎的客人，但是客人终将成为主人，因为建设起这些繁华的城市的，是他们的双手。要做主人，就必须要有主体性，因此他们从《十七岁的单车》怨苦不言的少年，变成《世界》里不得不适应新天地的各色人物，他们也可能在《高兴》中无奈地找乐，但是一旦“成功”却也会发现《手机》时代并不一定是理想的世界。

    所有这些，都是主体困境的符号再现，穿过所有这些电影场景的，是一如既往的那个农民之魂，在苦苦寻找自己在这世界上的意义。面对这个局面，主体符号学不得不回答最困难的问题是，自我如何能控制自己的形成？自我靠各种符号表意身份集合而成，而各种身份是自我的选择，只要控制自己的身份选择，自我就可以选择自我，但是进城务工究竟有多少是主体的选择呢？

   符号表现困境中的主体，也只有通过符号意义，才能从困境中最后拯救自己，因为主体既是意义的来源，也是意义的生成物。在实际意义传达过程中，主体必须具有处理意义的能力，不是判定对错，而是把对方（城市居民）看成意义交换的对手。符号文本生产和传播过程，正是对“充分主体”的挑战，迫使人们考虑对方的存在。这样理解的主体，是相互的，是应答式的。以承认（愿意接受）对方的表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内心经验中寻找“他者”的回应。

   作者分析的电影中，进城的农民青年，最终必然会成为新城市的新居民，必然成为发展成熟的社会中具有充分主体性的公民。虽然困难重重，虽然还有许多悲喜剧会在他们的生活中上演，但是人终将渡过隔开物欲与真性灵的深深的河。或许到那时候，作者会再给我们一本书，庆贺主体性的新生。在那个时刻来到之前，我们能做的，是同情地观察这些灵魂的艰难跋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