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历史、依托现实，融合媒介、理解传播

      ——评《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胡光金

 从中国古人的海蚶壳、喇叭筒，到当今世界的互联网、物联网，交流、传播一路相伴，物质媒介代代更迭。走过口耳相传的年代，跨过竹简、羊皮纸的岁月，在徜徉古登堡银河的辉煌间，我们已然置身电子、数字的世界里。媒介在一代代的发展中，没有拍死前浪，没有毅然决绝，而更多地是批判和扬弃，拥抱和融合。媒介的变迁，延伸了人类、观照了社会；媒介的发展，加强了沟通、缩小了距离；媒介的融合，克服了恐惧，也带来了希望。媒介，在其自身物质化的过程中，在其再媒介化的进程里，在其作为一种制度，启发思维的实践里，不断影响着传播。不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而言，一路伴随着传播的媒介，均使得人们的交流与思考得以保存，得以跨越时空，得以社会化为具体的行动。对当今传播形势的正确了解与全面掌握，离不开对媒介变迁的考察，离不开对传播理念的梳理，更离不开对新语境中数字化的媒介，以及相伴的网络化传播的全面的讨论与分析。

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克劳斯ž布鲁恩ž延森的著作《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便是这样一种尝试所取得的成果。在这本挑战读者智识的著作中，延森教授通过对交流/传播思想史的梳理，考察、批判了传播的理念；通过对媒介的物质、意涵和制度三个层面的详细阐释，以及对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这三个传播维度的讨论，重塑了媒介与传播的概念，媒介与传播的关系；最后，通过对媒介与传播研究中既有方法论的梳理和讨论，建构了新形势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认识论框架。

精炼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批判的思维和思辨的态度，在延森的这本《媒介融合》里均得到了完美地诠释。全书逻辑清晰严密，共分为三编，分别考察传播观念的变化，媒介不同维度的内涵，以及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双重阐释。

在第一编中，延森自如地穿梭于各种思想与传播理念的交织中。在罗蒂“重新语境化”和威尔森“宽容原则”的关照下，他考察亚里斯多德关于实在的概念，考察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考察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符号、“信念”、行动，并图示阐释了皮尔士的意义生产过程以及信息、传播与行为的关系。一路走来，延森批判地看待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的实在，看待哲学界的关注焦点从知识的客体本身转向对于范畴的理解。他认为皮尔士的符号组成了人类意识，衔接了主体和客体，而皮尔士的解释项则对传播产生了“最关键的启示”。在他看来，皮尔士“不仅将康德的范畴重新定义为符号，而且还将研究活动的过程界定为带有现实内涵的交流与传播活动。”（p.33）与此同时，他理出了交流和传播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概念：表达并呈现对于实在的理解的信息，为个体讨论和群体协商提供信息的传播。他还总结说传播的目的与诠释，“预示了人类对于自然客体、人工产品以及其他社会个体的行为反应”（p.36），而交流的转向，至今仍然是一个未竟的过程，时刻处于变化中。

面对信息、传播和行动在整合媒介与传播领域时呈现出的模糊性，延森没有为解释而解释，而是基于历史、立足现实，反观人类认知与传播的第三种状态，提出“信息是产生影响与变化的差异”，传播是“在其结果中得以实现的观念”，行动是“从信念到行动的转变”（p.17）。同时，根据皮尔士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的三种类型学划分，延森区分了三种产生影响的差异：话语性差异、解释性差异、施为性差异。这些差异对应着交往与传播实践的不同阶段与过程。信息包孕于意义中，意义具有四种理念型概念：确定性模式、非确定性模式、随机性模式以及生产性模式。对三种差异、四种模式的详细阐释，不仅将拉近信息和意义的关联，道明客体与主体的位置，更是如延森所说，将“有助于媒介与传播研究变得丰富多样”。（p.53）在阐释了传播与行为的三种总体关系后，延森让我们知道，认知与传播中，交流的范围不仅关涉自然环境，关涉与他人的接触也关涉到与其他人的可能世界的接触。通过传播这种特殊的交互形式，人们利用媒介、支配媒介并在不断协调共处的社会结构。延森对思想史的梳理如此清晰，一个个的理念、一次次的思想碰撞在他的条分缕析中，娓娓道来里，由点及面再及网，丰富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第二编里，延森着重论述和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媒介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其思辨的特质，令人叹服。媒介，对延森而言，“同时是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感形式以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成与限制加以规范的制度。”（p.61）这三个具有典型性和互补性的概念让人耳目一新，它超越了众多传播学者对于媒介的经典定义。

从物质条件的角度出发，延森的三个不同维度的媒介指的是人的身体，大众传播的技术性生产手段以及数字技术。人的身体，模拟技术都已经得到过和许多传播学者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延森对于第三维度的媒介——数字媒介的理解。他认为数字媒介是一种元技术，不仅整合了之前的文本、图像和声音，具有一对多的传播形态，也再现了人际传播中一对一模式的互动性和多元性，催生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网络化交流。自在之物并非都能成为媒介，在讨论了可供性、嬗变性及技术动量后，延森认为我们“生活在媒介中”，“媒介既不能与实在割裂，也并非受到实在的推动而发展。”（p.85）

从话语、体裁与形式的角度出发，延森提出“功能超越形式”的观点，探讨了不同媒介对传播实践的再媒介化，重新审视了互文性的概念，阐释了文本如何通过与其他文本及使用语境的相互作用而获得意义。更重要的是，基于罗兰ž巴特对叶尔姆斯列夫思想的预见式阐释的介绍，延森考察了元语言的原则，认为元语言可以作为传播实践，从而引入了“元传播”的概念，并将之应用于对三个维度的媒介的阐释。在第一维度的媒介中，“我们依据表达、话语转换和角色扮演的习惯建立并调整我们之间的交往关系。”（p.100）第二维度的大众媒介则“依托于不同的体裁建立起与不在场的彼此对象之间的传播关系”。（p.100），同时，第三维度的媒介——数字媒介，既是传播的载体也是元传播的载体，它“不仅增加了信息之间的交互性，也增加了传播者之间围绕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的交互性，以及传播平台和传播系统之间的交互性。”（p.104）

从媒介制度的角度出发，延森认为媒介是一种“启发思维的制度”。（p.18）由于媒介的物质基础结构和模型基础结构具有显著的差异和广泛的分布，媒介使得思考和交流跨越时空，衔接起人类行为和社会的结构。与结构的二元性思想相似，传播也具有二元性特点，其行动和结构也相互建构、彼此影响。媒介制度涉及交流的权利，不论是积极的权利还是消极的权利，在延森看来，都源自集体想象与社会建构，是现代社会制度蓝图中的一部分。第三维度的媒介，在延森看来，可以相对容易地跨过一系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中涉及到的边界，如社会领域和私人空间的边界，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的边界，以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对波德维吉克和卡姆的网络传播模式阐释以及对符号保护权进行介绍后，延森认为数字媒介呼吁“对交流权利开展全新的研究与讨论”，从而“建立新的议程”。（p.124）对于媒介的重视，对于传播实践的重视，基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即在新的交流语境中，如何认识媒介？如何理解传播？只有通过对生动鲜活的传播实践的考察，对传播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媒介进行研究，我们才可能做出中肯而准确的思考和评判。延森以其严谨的作风和思辨的态度再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第三编中，延森讨论了对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双重诠释的建构。通过对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方法论的梳理，延森认为在研究的最后阶段，应该“综合运用”现存的多种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他回顾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回顾了他提出的媒介研究的基本步骤：计划、实施、形成报告和阐释，以及实证研究的六个流程：分析客体、数据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方法论、理论框架以及认识论。为了弄清楚发现获得的数据和制造获得的数据，自然实验法、数据挖掘、定性研究成为延森的补救方法。在数字媒介和网络传播的语境下，在回溯归纳和演绎着两种经典推论形式的基础上，延森将溯因法看做探讨媒介新形势的有益补充，认为溯因法研究“同时从使用主体和研究者的角度探究构成新旧媒介、体裁、传播实践和使用语境的因素和范围。”（p.143）依据罗伊ž巴斯卡关于现实/实在的三个领域及其包含的三种现象类型，延森从认识论上提出了最终统一的原则，也就是基于同一个目的，综合不同的方法以解决不同的问题。最后，延森在梳理和讨论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以理查德ž罗蒂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之后，提出将实用主义作为媒介研究的第三条路径，并认为，这条路径将挑起最初的假设与最终的必然，挑起广为接受的理论、方法论、认识论及其对立面，挑起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延森的批判与思辨不仅仅建立在对于前人的研究结果和理念的梳理上更是深深地植根于他对现实的关注中。在全书的三编总共八章里，延森分析了八个案例，包括关于天气的讨论、诠释社群、三种产生影响的差异、三级传播、搜索媒介、手机传播中的“移动”、普遍性的归纳以及漫画传播。八个案例，无一不依托当今时代的媒介与传播实践，无一不将现实纳入讨论与建构的范畴中，全书因此更是具有了极强的现实观照意义。

如果说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定基于历史，那么延森以其浑厚的学理，以其跨越哲学、符号学、社会学、阐释学、控制论科学的广博知识体系坐实了这一点。如果说理论的建构和发展离不开对于现实的依托，那么延森以其对实践的深入考察，包括对环境传播、群体传播、互动传播、三级传播、数字传播、手机传播、漫画传播等传播实践的全面考察具体化了这一点。植根历史、依托现实，延森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p.17）植根历史、依托现实，延森提出，传播研究的焦点应当“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序言p.1）媒介融合、传播深化，个人、集体，无不身处其中；民族、国家，无不受其影响。实践的变化，语境的更新，呼唤着传播人的与时俱进。这一与时俱进，既包括对媒介与传播的理念的更新，对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理论的发展，更包括对媒介与传播实践及其研究在中国具体化语境中的认识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