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健泽评《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

陆健泽

“武侠”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汉代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就有关于侠客的叙述，而如今，武侠文化的发展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小说的基础上，动漫、游戏、影视剧中也包含了众多的武侠元素，成为当代武侠文化的新形式；“武侠”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形象代言人，在中国崛起成为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武侠是一个重要符号资源。

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反观20世纪中国“武侠”文化，其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从30至40年代，文化精英主义在启蒙主义立场上对武侠小说的批判，50至70年代，武侠小说在内地隐匿，却在港台地区繁荣，80至90年代，武侠重新进入大陆，并逐步取得了知识分子与主流文化的接纳，“金庸武侠”跻身经典之列，并且不断的被改编为影视剧、动漫、游戏。在这个世纪里，“武侠”文化的沉浮，既有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也有其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针对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必须重新回溯到对武侠符号本质的解读之中。只有突破将武侠符号与其他“侠客”叙述视为一体的“显见性”预定，重新划定“武侠”与其他叙述形式之间本来及必须区分出的边界，还原20世界中国武侠掩藏在“伸张正义”之下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武侠”符号在20世纪中国的复杂命运及其流变规律”。（孙金燕, 2015, p. 2）[①]

但是，目前关于“武侠”符号的批评与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史料的整理与描述，缺少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文化的、哲学的剖析。因此，《武侠文化符号学》一书，以“武侠”符号无法规避的幻想性作为出发点，追溯武侠文学与艺术在20世纪中国发生、发展的文化逻辑，并借此发掘在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应然的重要符号手段所尚未开发的潜力。（2015, p. 11）这也正是其意义之所在。

一、“武侠”——一个幻想符号

“武侠”本质上是幻想符号。（p. 2）20世纪的“武侠”符号主要源自武侠小说。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学艺术，其叙述的世界与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的叠合，这种叠合与小说的拟真程度相关。幻想小说虚构的世界拟真程度低，所以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与真实世界的叠合度很小。首先，武侠小说描述的世界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江湖世界。（p. 2）其间既有民间的江湖侠客，也有官方的组织机构。在这个江湖里，民间色彩浓厚，个人英雄成为叙述主导，实现了暴力权力的民间化，“江湖”以偏于现实日常规范甚至疯狂的形式，是对立与“现实”秩序的幻想存在；其次，武侠小说所锚定的时空大多是非近代，“金庸小说除了《越女剑》，几乎全部都定位在17世纪之前的中国，其中大部分在明清，部分在宋元。”（p. 3）在武术技击方面，主要以冷兵器为主，展现个人内功修为，缺少当时火药、枪等热兵器的使用。正是这些武侠小说的核心元素定位了武侠小说的幻想性质，“武侠”是一个幻想符号。

二、武侠文本中的元语言问题

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也是理解任何符号文本必不可少的因素，解读意义的核心就是解剖元语言。从类型上看，元语言大致可分为三类：（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解释者）能力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赵毅衡, 2012, p. 231）

1.      自携元语言：一个漩涡体裁

“武侠文学与艺术文本一直提供两种矛盾的解读方式，让它呈现出一副黑白两边的面孔：‘道’之善与‘盗’之恶。”（p. 39）在武侠文本构筑的“江湖”里，有自身的行为法则，只凭功力，不依法律，道义与杀戮之间互相缠绕，打破规矩又宣言秩序，这就导致了武侠自携元语言的复杂性。因此，解读武侠文本意义的过程中，使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元语言，会形成解释漩涡。元语言之间互不相让，同时起作用，不能相互取消，正是这种元语言的对冲漩涡，造就了一种美学上的眩晕。“而武侠体裁的吸引力，也在于其文本催生了大面积的‘解释漩涡’，甚至武侠体裁本身就是一个‘漩涡体裁’”。（ p. 41）

武之境界——“至武非武”。在武侠的世界里，武是必要因素。而武功的修炼，既有技术层面上的兵器和招数，还有内在的修为。金庸《笑傲江湖》就描述了剑宗、气宗之间的争斗，练剑和练气究竟何者为上。其实，内功较之于外功，更为“武侠”所看重。内功是武之根基，包括心法和口诀，往往通过读书获得。金庸《侠客行》中，将天下至高武功描述成李白的二十四句诗，这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依此看来，内功作为武功的根底，倒成了‘文功’，而非武功。而‘非武’的最高表现，更要重技艺层面上，‘散去武功’，达到无功之功。”（p. 43）“欲得最高武功，必须‘破’器物之执，进入‘道’之领悟，实现‘无为’，才能抵达武之‘无不为’”。（ p. 43）就像无招胜有招，没招，怎么破？

侠之境界——“至侠非侠”。与武一样，侠作为一种精神，其最高境界就是非侠。大侠总是身怀绝技，济人困厄，以武至戈。赵毅衡总结：“金庸小说中唯一绝对正确的道义，不可能批判的道义，善侠的最高标准，是制武止争。”（赵毅衡, 1999）但是，制武止争，也难免有杀戮，所以大部分大侠的最终归宿是“归隐”，唯有彻底推出这个战场，才能彻底止争。

江湖世界——“道义与厮杀并立”。武侠文本遵循严格的道德逻辑，邪不胜正是核心的价值内涵。在这种逻辑框架下，往往以正义、道义的名义，诉诸暴力行为，在道义的江湖、行杀戮自由。像《天龙八部》的聚贤庄一役，《倚天屠龙记》的光明顶之战，“侠义成为依道义而行杀戮的自由承诺或自欺欺人。”（p. 46）

2.能力元语言：符号述真与解读错觉

符号可以揭示真相，也可用来制造假象。艾柯认为符号的特点就是“可以用来说谎”。 在20世纪3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武侠小说进行解读时，提出了武侠符号是否符合客观真实的问题，这对这一问题，作者认为：“武侠文本是在虚构化行为中对现实和想象进行选择与融合的结果，根据某些特定的细节或常识和逻辑关系，对现实世界进行选择。”（p. 52）首先，在时空细节上，武侠文本通常设定为“前现代”中国；其次，武侠文本的命名，与现实世界的历史事实相对应，包括人物“霍元甲”、“康熙”，地点“峨眉山”，事件“康熙刺杀鳌拜”等；再次，依据现实世界的逻辑关系进行锚定，包括邪不胜正、师徒伦理等。“武侠叙述卷入以侠客为中心的事态变化，有时间跨度，以因果勾连······各种虚构个体呈现的可能世界的集合，彼此一般不形成内在的逻辑矛盾，而呈现出一种符合常情的‘真实感’”。 （2015, p. 53）

能力元语言与解释者自身相关，包括他的阅读习惯、成长经历等；拥有不同能力元语言的解释者，对文本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而读者对武侠符号的解读方式则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知”其虚假却“信”其为真，这一类受众以小市民层的青年为主，对他们而言，“武侠文本直接信息所提供的‘真实’幻觉，可以使他们获得一种逃避性的满足与补偿性的虚构。”（p. 60）；另一种是假戏假看，这类受众往往是成熟的解读者，他们在虚构的框架之外，欣赏符号发送者的“作假”技巧。

3.语境元语言

社会文化语境，是决定符号意义的重要因素。而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是一波三折的，从雅俗之争到金庸武侠被学院化，武侠符号在这样的文化场中经历变化和发展。因此，在本节，作者评估了关于武侠文本的定位与社会场的“软暴力”、文学场的结构性调整以及群体的审美规约等因素的关联。“雅俗对峙的潜在逻辑，并未完全宰制文化市场上的‘武侠’文学与艺术的配额。反之，它的商业成功与‘英雄’符号功效，同样无法左右它在‘书面’文学史上的资源分配。学院或主流文化将其“收编”，对双方而言，都不免悲怆而苍凉。”（p. 72）

三、武侠的文本身份与作者自我

        任何符号文本都有一套意义与价值，也就是一个“隐含作者”，武侠的文本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本书作者通过对“隐含作者”这个体现隐含意义与价值的拟人格的分析，来阐释武侠小说文本身份的超越性。从武侠小说叙述的内容来看，无论是营造一个虚构的江湖世界，还是对“武”和“侠”的建构，都彰显了对“自我”的超越，在江湖里，以个人英雄来实现民间正义，而自我“武功”的修炼要与万物融合，汇天地之气于一身，对“侠”而言，更是在“自我”发现的基础上完成超越，“只有超越‘自我’，才能超越他人，这是武侠叙述的内在逻辑”。（p. 98）但是，在超越的同时，还会受到约束，在功成名就之时，决然归隐江湖，既实现了人生价值，又不妨碍个体生命的自由。同时，武侠小说在内容上还包含了对佛道精神、书香味的追逐，更加丰富了隐含作者的精神，但是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商品，是具有市场性的，许多武侠小说的作者都是依靠写小说来换取生活资料的，因此武侠小说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裂隙。此外，作者还借助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金庸对其武侠小说的再三修改两个典型案列，来发掘武侠小说在“纪事”与“虚构”中寻求微妙平衡的努力，以及它们对“武侠”文本身份的超越企图。

四、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格局

       任何一种表意方式，都不可避免的走向自身的否定，而武侠小说的文体也在不断“否定”自身中演进。本书借助格了雷马斯矩阵来分析武侠文体的演进，作者认为20世纪的武侠小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时期：以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的“剑仙”江湖，赵焕亭、郑证因的“英雄”江湖，宫白羽、王度庐的“人”之江湖，金庸、古龙的“侠”之江湖。从A正项“剑仙”江湖，到-A否项“英雄”之江湖，再到B负项“人”之江湖，最终是-B“侠”之江湖，至此，武侠的“江湖”世界的符号表意在否定式的四体演进中趋于成熟。（p. 132）直到金庸《鹿鼎记》的出现，韦小宝这“不才至尊”的标出性人物，混迹与“庙堂”和“江湖”之间如鱼得水，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武侠的“神话”意味，“使武侠小说进入‘反武侠’的非理性阶段”（p. 132）。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金庸的封笔，武侠小说开始寻找新的叙述形式，尤以“玄幻”武侠的“江湖“符号表意变革最为典型，这时的“江湖”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正如作者在分析以黄易武侠为“江湖”表意形式时所言：“对于武侠小说文体而言，以现代科技‘时空机器’穿越而回到武侠赖以生存的非现实时空，它给出一个武侠旨在跳脱‘现实’羁绊、重返幻想天空的强势隐喻。”（p. 140）这也正是武侠“现代神话”的“聪明”之处。

本书除了上面详述的从元语言、文本身份、文体演进解读武侠题材，研讨中国武侠符号符号的特质外，还有许多的独到之处。在第一章，作者梳理了武侠小说、影视、动漫及网络的发展史，对20世界武侠文本的研究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第三章集中讨论了武侠符号的伴随文本问题，对包括文本的命名方式、作者、小说连载、影视改编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深入挖掘其着重表达的关于性别、国家等主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在第六章，作者还探讨了武侠其他视觉艺术的发展问题，包括“武侠”符号在动漫产业的发展中被悬置，以及在武侠游戏中，置身与江湖世界的虚拟快感。最终，在结语处本书还论述了武侠符号及研究之当下与未来。

结语：

本书以符号学为理论，分析武侠文本、研究武侠文化，详细阐述了武侠文化在20世纪发展的变化规律。全书论证有序，逻辑严谨，材料丰富，无论是对于研究武侠文化，还是发掘武侠文化中的符号资源指导现实实践，本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引用文献：

孙金燕（2015）. 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2）.符号学.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1999）. 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 山花, 7,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