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学开放网络的解释途径》

符号学自提出起，在过去很长时间的研究中，语音本位主义和语言本位主义深深地影响着其发展，以致让符号学一直拘囿于语言学之中，同时也形成了符号学就是一门研究言语符号的狭窄学科的误解。但实际上，符号无处不在，与人类乃至生物共存而发展。纵观符号学一路以来的历程，符号学早已冲破了最初的狭隘范畴，走向了广袤的宇宙，不再是一个闭合的圈，而是一个无限开放式的领域。

对于符号学的整体性发展以及如何一步步打开边界，在本以为不存在符号的地方形成了符号学的发展，《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学开放网络的解释途径》这本书对此作出了极好的阐释。同时也进一步的说明了，符号学不仅是一门跨学科的领域，也与所有的生物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并形成了符号生物域。

我们知道，符号是携带意义的载体，而意义也只能由符号来表达。在最初，意义是以图像、文字等视觉性语言符号来体现，呈现为一种静态。但随着皮尔斯“三分法”的提出，符号从静态对象转变到了动态对象。同时，皮尔斯符号模型将人的思想、符号意义以及主体纳入了符号本质的研究思考范围。在他看来，“每个思想就是一个符号。”（p36）在此基础上，对于一个符号的“解释项”又可以延伸出另一个“解释项”，即一个链接一个，趋于无穷无尽。此外，皮尔斯还从主体角度对符号进一步的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人就是一个符号，而符号主体则在意指路径上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同时，“皮尔斯将人类描述为具身性的主体。”（p38）并具有社会性与交互性以及历史和精神等活动。因此，主体表现为一个开放的主体，用对话的方式与其他符号进行互联。由此，便打开了符号学最初的边界。

随后，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从“表意学”的概念角度对意义研究从“感知”、“意义”、“意味”三个方面对符号、意义和价值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由此而展开了对《圣经》的全新解读与阐释，将宗教问题和科学问题以及哲学问题统归到了符号学的领域加以研究，以此来探寻人类的经验意义，并最终通过“表意学”这一桥梁将符号学与生物感知学勾连起来，进一步的拓展了符号学的发展边界。

巴赫金则将目光再次投放到了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对妥斯托尔夫斯基小说的分析，其“复调理论”让符号学在语言哲学上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应用和展现，与皮尔斯一样，巴赫金同样用“对话性”将符号学与哲学语言联系了起来，两者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叉。与此同时，在“对话性理论”下，巴赫金进一步的“将身体与世界之间关系概念化为一种对话关系，身体在将其世界建模的过程中应答着它的环境。”（p114）于是，与前两位一样，巴赫金同样也将符号学的边界开拓到了生物符号学领域。但巴赫金同时将艺术问题与责任问题相互关联起来，在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方面，尤其是从伦理学视角对价值问题做了重要的阐述，从而将其研究不再局限于任何的一门人文学科当中，而是面向了整个的文化系统来进行，达到了一种跨文化性。与此同时，这也将符号学的边界推向更广的地方。

此后，莫里斯的有关生物学领域的符号概念、西比奥克有关符号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将符号学向“总体符号学”推进。罗瑟-兰迪则从社会再生产周期的角度对语言生产和语言劳动以及语言资本等方面论述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划，并在“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之间进行连通，而连通的工具就是符号学。在他看来，“符号学必须成为一门总体性的科学。”（p217）而翁贝托·艾柯则在不断的回归指称物中将符号学的视角聚焦在了解释问题上，由此可得出“指称物属于一个隐性解释路径”（p247），这无疑再次的扩展了符号学的边界。此外，艾柯还提出了“符号学的下限”，其涵盖了“非人类和非文化群体的行为”。（p247）这同样也将符号学推至了生物符号的传播上。

同时，在本书中，除了主要论述了上述七位符号学家的学说理论，以厘清符号学的边界发展情况外，还结合前述之内容，在第二部分重点的阐述了第一、第二、第三建模系统，乌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活动”和维尔比的“母义”概念，并进一步的阐述了“他性”和“对话性”。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书写工具的多样化和功能化，新型的书写工具将让人类在更广的领域范围内不断的展示自身，这也催生了更为快速迅捷的传播途径。

在书的第三部分，就探讨了在传播中，全球交流下的符号传递以及解码过程。“全球交流已经改变了空间、距离、时间，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情感。”（p369）如此，面对大量新型的符号和新的环境，符号意义也随之相应出现新的变化，如何解读以及怎样解读便又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本书中，提供处理此种情况的方法是立足于“现在的现实”。即在传播当中，应当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适应和看待。而对于“符号伦理学”，则从符号学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应当肩负起的责任问题，并呼吁人类更好的关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