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学如何实现全域敞开——评赵毅衡《广义叙述学》

饶广祥

摘要：任何一个学科要获得重大推进，都必须在基本原则上实现突破。要建立广义叙述学，不仅需要丰富分析技术，扩展研究疆域，更重要是推进对人类文化体验的理解。因此，若仅从赵毅衡提出的众多叙述学分析技术创新的角度，评价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体系，恐怕只是外延性的解读。本文首先列出了多媒介飞速发展对叙述学提出的三大挑战：纪实文本大量出现、意图性文本泛化、接收者地位提升三大问题，接着分析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体系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进而指出广义叙述学使叙述获得全域敞开，为人类理解当今文化提供全新视觉的路径。

关键词：广义叙述学 纪实  意向性  接收者

一、新媒介时代对叙述学提出的三大挑战

定义“叙述”和“叙述学”是整个叙述学研究的起点。叙述学的经典定义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胡亚敏也提出类似的总结：“叙事学是研究叙事文的科学”，而“叙事文是叙述者按一定叙述方式结构起来传达给读者（或听众）的一系列事件。” [1]胡亚敏的定义直截了当，但使用了叙述这个术语本身，不够清晰；玛丽-洛尔•瑞恩（Marie-Laure Ryan）则提出直接叙述文本三个条件：一、一个叙述文本必须创造一个世界，其中有人物和物件；二、此文本指涉的世界必须经历非常规的事件造成的状态变化，这些事件可以是意外的事变，也可以是人的有意行为。这些变化创造了时间向度，使叙述世界落在历史的流变之中。三、这文本必须允许在叙述周围重构一个目的、计划、因果的解释网络，这个网络给予叙述中的物理事件一致性与可理解性，从而把这些物理事件变成情节。[2]

瓦尔特•菲歇的定义比较清楚：“（叙述是）具有序列的符号性行为、词语、或事件，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创作的人，以及解释的人，具有序列性和意义”[3]

这个定义是背靠着以小说为对象建立的理论系统。可以说，经典的叙述学是“成也小说”。然而，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人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传统的叙述定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第一、客观性的叙述文本呈现出强烈的叙述型性。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各个非小说领域叙述的蓬勃发展，与小说虚构相对立的那些学科，对叙述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领域不仅体现在历史、影视、政治学等看似与小说更相似的领域，同时还发生在医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和小说相去甚远的学科。[4]这些领域都关注到叙述，并呼唤新的叙述学理论。比如，追求真实客观的新闻发生了演变，出现了更接近文学的“新新闻主义”。相对于过于的追求“客观”、“理性”的新闻观，新新闻主义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 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这种更重视人物刻画和情感表达，更重视表达手法的表现方式，大量借鉴了文学的表现技巧，具有强烈的叙述特征，因为它是基于事实的采写，有时比小说还精彩，因此具有强烈的文学性。蒋荣昌就认为，新闻等是广义的文学文本。““新闻”和“报道”是大众传媒的典型文学样式。“现场”无论是以图像、声音，还是以文字的方式呗“报道出来”，总是在表现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凝聚的某种现场性关切，并且就是在这儿成为打动和吸引“读者”的文学文本。”[5]经典的叙述学理论并不处理这种实用性高的“有关事实”的文本。经典叙述学理论先入为主地处理小说，并未有效区分文本和客观经验之间的关心，而这刚好就是叙述学的哲学基础所在。

其次，以广告、宣传为代表的实用性叙述文本成为当前叙述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天要接触约3000条大众广告信息，^[6]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天接触广告也多于 2000个。老人、上班族、中学生、小孩，近乎所有的人都在接触广告。一个未入学的小孩，不一定能背诵唐诗宋词，但一定能够“琅琅上口”几句广告语。“我们呼吸的空气由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 法国广告评论家罗贝尔·格兰的这个观点恐怕有一定的道理。有论者提出，广告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我们社会共享的知识，是整合个体成为一个群体的价值所在。^[7]这和大众媒介的高速发展分不开。“传播也是个超过4000亿美元的产业，而其中2060亿美元用于大众传播，也就是将同一个模子里生产的产品散布到不同的地区去。美国现在有1449个电视台，4大主要广播电视网，10379个无线广播电台，1509中日报，7047中周报，超过17000中杂志和新闻简报，9大影片制作中心。”“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年平均要花1550小时守候在电视机前，用1160小时收听无线电频道，用180小时阅读报纸，110小时阅读杂志。”[8]广告、宣传、谣言等文本和小说、新闻等文本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于，有强烈的说服受众接受观点进而行动的意图。正是因为这种意图实现了经济主体的目标，所以在当代消费社会迅猛发展，成为当今人们接触最多的体裁。虽然广告、宣传等体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体裁，但经典叙述学并不重视这种体裁本身的本质特征，虽然叙述视角等概念一样可以用分析，但毫无疑问，作者舍弃了最为最为重要的内容。

当代文化对叙述学的第三个挑战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以及移动网络的兴盛，互动性成为网络背景下叙述的重大特征，同时，全民创作成为现实。这根本上改变叙述文本的传受关系。过去，接受者或者读者在在文本面前是极为被动的，往往都是被动地接受文本，缺乏选择权，也没有多少解释权。这在叙述学上造成的影响是，叙述学极少专门讨论接受者，也未重视接受者对叙述本身的影响。这种趋势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微信等App等基于移动互联网应用改变了受众的阅读习惯，破碎化阅读成为接受者接受文本的主要习惯。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３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其中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9]与此阅读相适应，篇幅短小的文本需要接受者更多参与解读。这意味着叙述学需要重新审视接受者叙述中的位置，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提议以适应当今的叙述变化。

众多叙述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传统叙述学的局限，并尝试推进叙述转向，于是出现了“新叙述学”或者“后经典叙述学”。但各位叙述学者多做的叙述转向的努力方向不太一致。赫尔曼把叙述学扩展到电脑文化和计算机技术，但他自己也指出：“我关心的首要问题不是扩大叙事学的视界，把新的电子写作文类包括进来，譬如互动式文本、多媒体小说、电脑游戏、以文本为基础的虚拟现实（MOO和MUD），等等，而是要考察传统的叙事形式能从计算机里学到什么。我把计算机科学选择为类比资源，注重的不只是技术层面——这个层面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阅读取舍、乃至于文学叙事的存亡和发展攸关的所有问题；我还从另一个领域得到启发，这个领域正是因为熟练地使用了隐喻而能够将其观念以至该领域本身印入大众的想象之中。”[10]可见，赫尔曼提出倡议叙述学应该从其他的叙述体裁中借鉴有益的成分，但叙述学仍然应该以小说为主要对象。

赵毅衡总结了叙述转向的三层意思：1.把人的叙述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尤其明显）；2.用叙事分析来研究对象（在历史学中尤其明显）；3.用叙述来呈现并解释研究的发现（在法学和政治学中尤其明显）。应当说，这三者的对象、研究方法、呈现方式是不同的，但若要在具体领域中分清它们，却相当困难，只能说不同学科重点不同。[11]

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的努力方向很明晰：叙述转向使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考察，在广义叙述学真正建立起来后，将会是小说叙述学“比喻地使用”广义叙述学的术语。[12]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理论体系很好地应对了当今文化语境下媒介转变带来的挑战。

二、处理了广义叙述学的基础：虚构与现实的问题

叙述学研究最底层的问题是有关文本和经验世界的问题。任何文本都是经验世界的对面，和经验世界存在着某种关系。而任何符号研究，最终都会回到这个问题。符号学在研究符号定义的问题是，也一直受符号与物关系的困扰。叙述学本来也不例外，但叙述学并不是这个起点上展开研究的。传统叙述学以小说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生成系列理论。小说是最大虚构体裁类型。因此，研究虚构性文本被当前一个未经论证的前提存在，甚至有些理论家认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叙事性（narrativity）完全涵盖了虚构性概念”[13]。托多洛夫从《十日谈》中总结出“语法”，提出叙述学的学科构想，自此，整个叙述学大多以小说等虚构的文本为研究对方。虽然也有叙述学学者在处理非虚构叙述问题，比如理查德·沃尔施提到：“叙事在法学研究等非虚构语境中的地位近年来也受到很大关注。”[14]但整体看，学界都未能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沃尔施本人已经是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叙事性这一基本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取代虚构性概念，而是暴露出一个理论问题。如果叙事再现逻辑并不能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做出令人信服的区分，那么理论关注的焦点就会从虚构叙事的实质转移到虚构叙事的行为上，或者说从虚构叙事的产品移到虚构叙事的上产上。”[15]沃尔施非常敏锐地注意若不处理叙述体裁的虚构，那就无法理解叙述行为的虚构属性，同时他也已经意识到“虚构性问题不是真假问题，而是关联性问题”，[16]可惜他只是单纯想讨论清楚虚构，而未在虚构和纪实之间展开讨论。

赵毅衡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开篇就之处：“虚构与纪实，是人类叙述活动的甚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两个范畴”，“虚构型述，是相对于纪实型叙述而言的，这是叙述的两种基本表意方式：明白了什么是虚构型，也就明白了纪实型。” [17] 赵毅衡先分析得出从风格上、指称上区分两者都不可能，因为纪实与虚构不在于文本形式，也不在于指称性的强弱，而是发生在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文化契约。“文本作为符号组合的边界，实际上是接收者在文本形态、意义解释、文化程式三者之间‘协调’的结果。”[18]基于这个判断，赵毅衡提出了“框架区隔”判别标准。“区隔框架是一个形态方式，是一种作者与读者都遵循的表意-解释模式，也是随着文化变迁而变化的体裁规范模式。区隔看上去是个形态问题，实际上在符形，符义，符用三个层次上都起隔出再现世界的作用。”[19]

由此，赵毅衡把经验世界、纪实叙述和叙述叙述区通过“区隔框架”区分开来。“一度区隔是再现框架，把符号再现与经验世界区隔开来。一旦用某种媒介再现，被再现的经验之物已经不在场，媒介形成的符号代替它在场。”“一度区隔为‘再现区隔’。被区隔出来的，不再是被经验的世界，而是符号文本构成的世界，存在于媒介性中的世界。”^[20]一度区隔是“透明”的，区隔出来的文本是“纪实型”的，直接指向“经验事实”。

而虚构叙述是符号再现基础上的再一次区隔，是再现中的再现。“为传达虚构文本，作者的人格中将分裂出一个虚构叙述发出者人格，而且用某种形式提醒受众，他期盼受众分裂出一个人格接受虚构叙述。虚构文本的传达就形成虚构的叙述者—受述者两极传达关系。这个框架区隔里的再现，不再是一度媒介再现，而是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正因为这个原因，受众不问虚构文本是否指称‘经验事实’，他们不再期待虚构文本具有指称性。”^[21]虚构叙述与经验世界隔开了两层，不能在经验世界求证，因此具有“不透明”效果。

赵毅衡的“框架区隔”理论对经验世界、纪实型叙述、虚构型叙述的讨论根本上清理了这个叙述学最为基础的问题，对叙述学理论本上作了重大推进，更重要的是， 这个处理让叙述学向许多纪实型体裁敞开。譬如，用区隔框架理论分析广告，便从将广告学研究拉入到叙述学研究当中。比如，广告学研究都认为“真实是广告的生命。”[22]研究大多是在文本和客观世界是否一直之间展开讨论，这对于广告学本身来说，并非不可，但事实上，广告当前的表达非常复杂，充满了大量虚构的内容，要站在传统的指称、风格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无法讨论清楚。更为重要的是，若广告纠缠文本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从学科验证的角度切入讨论，堵死了叙述和广告的结合。赵毅衡的“框架区隔”理论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23]同时也把打开了广告叙述学研究的路径。宣传、谣言等在当今大量存在的体裁，也为引进叙述学打开了叙述的可能性。

三、打破“过去式”局限，意动叙述和演示叙述进入叙述学研究领域。

文本是发生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意向关系，这种意向性的文本研究的重大问题。语言学使用“语气”（mood），分析哲学则使用“语力”来处理意向性，奥斯汀就提出了著名的“以言言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三个类型，但大多学者都是站在文本内部，比如语句、判断等来讨论，而没有站在体裁角度，并关联到叙述学学科来展开讨论。赵毅衡在总结各家观点基础上，从整个体裁角度提出三种时间向度：过去、现在、未来，由此，整个叙述学从文本意向性的角度，就区分为了记录类叙述诸体裁、演示型叙述诸体裁，意动型叙述诸体裁。“这三种叙述文本的真正区分，在于文本意向性指向的时间方向：过去向度着重记录，因此是陈述；现在向度着重演示，意义待决，因此是疑问；未来向度着重规劝，因此是祈使。”[24]赵毅衡的这个分类，并不是基于文本内部的语句作出的，也是基于被讲述时间（内容）发生的时间作出的，每个讲述事件里面可能会有陈述、疑问、祈使，甚至各类叙述文本讲的“故事”都可能接近，但因为文本的意向性不同，文本会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向性。

赵毅衡有关文本意向性的讨论，对叙述学的最大影响是，将演示类叙述和意动性叙述拉近了叙述学研究的领域。“演示类叙述，是用“现成的”的媒介手段讲述故事的符号文本，可以用于演示的媒介种类有身体、言语、物件、音乐、音响、图像、光影等。演示叙述种类极多，最大一类是“表演型”的表演，如戏剧、舞蹈、歌唱、演奏、魔术、展览、演讲、口述、沙盘推演、仪式等；演示叙述也包括“竞赛型”的叙述，即为求得胜赢而举行的比赛、赌博、决斗等；也包括各种“游戏型”叙述，即无目的，或只有虚拟目的（例如快乐，例如得分等）的游戏与电子游戏等。”[25]因为西方不少传统叙述学研究者都认为叙述研究的是“过去式”的文本，因此把演示类叙述排除在叙述学大门外。上文已经提到，戏剧、游戏等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生活的重心所在，叙述学若无法应对这类文本，解释力便会十分有限。

意动型叙述 “不仅是叙述未来的事情，而且是预言这种情节将要发生，来劝说或要求受众采取某种行动。这一类叙述数量极大，包括诺言、广告、预言、测算、警告、劝告、宣传、发誓等等。这一类叙述最大特点，是承诺某事件会发生，或是否定性承诺，即恐吓警告，其目的都是要求受众做出某种相应的行为。” 意动型叙述重在“取效”，广告不断说什么故事，都意在说服接收者购买商品，宣传则往往通过告知某种利益或者危险，以说动受众采取发送者期待的行动。

意动型叙述为诺言、宣传等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意图不仅仅是通过发送者意图实现，文本本身就携带“说服接受采取行动”的意动能力。而对于叙述学本身来说，意动型叙述第一次被当作独特的对象放入到叙述学研究中，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重视接收者，接收者立场获得应有的位置

叙述发生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但接收者因为在文本之外，往往被忽略。传统叙述学更重视文本内的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这两对关系，对发送者和接收者这对关系研究较少。互联网出现之前，接收者的能动性极为有限，对文本影响较小。但互联网出现了，接收者不仅仅掌握有解释权，同时也更多参与到叙述生产中，对叙述文本有更大的影响。

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对接收者极为重视，从接收者切入研究叙述学，也给叙述学带了全新的视域。这首先表现的对心像叙述的讨论。叙述学界一直把心像叙述排除在叙述类型之外，因为把接收者排除在叙述学外，心像就无法被理解为具有时间向度和意义向度的叙述。赵毅衡判定心像是叙述的原因是：“首先它们是媒介化（心像）的符号文本再现，而不是直接经验；其次它们大都卷入有人物参与的情节，心像叙述者本人，就直接卷入情节。”[26]

心像成为叙述最重要的原因是接收者本人参与了叙述本身，从而使文本获得时间和意义向度，这就涉及到“二次叙述”的理论。“二次叙述化，发生于文本接收过程中。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为叙述文本。这个过程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也并不只是回顾情节，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27]文本经过特定解释社群的二次叙述，获得相对一致的意义。不同的文本本身叙述化的程度不同，需要进行不同的二次叙述。赵毅衡将二次叙述分为四个等级：对应式二次叙述，还原式二次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

赵毅衡提出二次叙述是解读多媒介之必须：“当文本通过一系列媒介传播时，媒介之间很容易出现‘各言其事’而不协调的情况，多媒介符号文本，在信息接收者头脑中要做最后的拼合：此时各种媒介表意不一定对应，接收者不得不对各媒介传送的意义分别进行解释，然后综合起来。”其实，不仅仅如此，二次叙述重新把一直未受重视的接收者拉近到叙述学研究的视野，为叙述文本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领域。而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接收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新的理论武器。

作者简介：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1.饶广祥（1982—），福建武平人，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商品符号学、广告符号叙述学。

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饶广祥收，邮编：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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