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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翔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行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在网络时代,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能是传播行为,传播研究也因此越发的受到重视。但是当我们企图去研究传播时,我们往往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所继承的理论工具可能只是构建在某种“神话”之下的片面信息。刘海龙用一系列考证为我们揭示了“神话”之外的历史原貌。作为历史的考证,本书却不厚重,轻快语言伴随着“八卦和轶事”(刘海龙,2015,P.206)带领读者走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灰色地带”。

杨登翔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作者:杨登翔  来源:  浏览量:3253    2017-10-15 23:43:51

 用反思的方式寻找饱满的历史

——杨登翔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作者:刘海龙

书名: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7

ISBN9787301259016

 

传播行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在网络时代,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能是传播行为,传播研究也因此越发的受到重视。但是当我们企图去研究传播时,我们往往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所继承的理论工具可能只是构建在某种“神话”之下的片面信息。刘海龙用一系列考证为我们揭示了“神话”之外的历史原貌。作为历史的考证,本书却不厚重,轻快语言伴随着“八卦和轶事”(刘海龙,2015, P.206)带领读者走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灰色地带”。也只有在这种离散却又饱满的语境之下,我们所“熟知”的学说和知识才能被真正理解,具有解释效力。刘海龙用本书做了一个展示,指出一条反思的道路,带领我们去追回历史的原貌。

 

一、我们讨论的是温故知新

在我们能接触到的教材中,传播学史似乎都遵循着这样一条主线:从十九世纪末社会科学源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提出魔弹论,之后有限效果轮的提出又否定了魔弹论,再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宏观效果论兴起……在我们通常接触到的传播学教材中,历史就沿着这样一条主线在发展“进步”。在这些叙述中,各种主流学说和其代表人物都 “适时”地入历史的进程,并且又都“恰当”的留下不足,再为后来者修正和取代——传播学史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到今天,“仿佛一切事件都是理所当然地处在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海龙,2015,P.1)

然而这样的历史是否真实反映了传播学的发展?显然不是的。

刘海龙的这本《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指出,对西方传播研究史和研究逻辑的误读导致了“双重去历史化”:一方面错误理解了西方理论的解释效力,将其普遍化;另一方面无视我国现实,将中国现实“削足适履”地强塞入西方理论(刘海龙,2015,P.1)

刘海龙主张以反讽的叙事去打破传播学主流叙事的统治,去关注“灰色地带”。 “灰”,是相对于主流学术史中所体现的秩序感而言,是那些无法归入传统叙事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中的“个案”和“特例”。其目的是带领我们寻找我们以为是“真实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刘海龙为我们揭开辉格史的“标准叙述”,展示出历史本应具有的复杂性和离散性,也让我们得以展望到传播学发展的其他发展可能。  

去重温历史,目的是为了知新。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关注灰色地带,最终落脚于国内传播学“如何做”的问题上(刘海龙,2015,P.19)。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建立和实践,都应该建立在“反思”,要打破神话去认识过去,才能在如今的语境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的传播学。

 

二、辉格史:特定语境下被选择的事实

刘海龙将当下主流的传播学术史结构概括为以下五种:编年式结构、里程碑式结构、大师主导型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和观念统领式结构(刘海龙,2015P.8)。这些叙事方式都意在维护当下学术体制的合理性,强调经验研究和管理研究的主导地位。传统叙事的宏观化,总以一个预设主题而引领整个历史的过程。所有的材料都在证明其方向的合理性,一步步都向着其预设的目标前进。

辉格史观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一种进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变迁,其结果是沾沾自喜,肯定了现状的合理性(刘海龙,2015P.9);而这种倾向,刘海龙将其归因为传播学科自诞生起就追求与其他学科平等的“正当性赤字”——为了填平这些空缺,大量传播学神话被建构出来。这种历史话语的建构来自两个方面,西方对于传播学建构的需求和中国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本地化”需求。

首先,在学科的建设之初,传播研究者学科背景庞杂,传播学缺乏核心理论,其独立作为一个学科的正当性不足,传播被描述为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学科交叉的一个“十字路口”。正是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借使“一集四先”的源起之路去构筑学科身世,施拉姆等学者急切的以辉格式的方式去建构传播学平等与其他学科的正当性。

其后,当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学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之时,学科内部不同研究取向竞争传播史正统的需求让这一时期的辉格式叙述又活跃了起来。各种“学派”被简单的归类列出,各种事件和人物被标签化并分门别类的安置在“恰当的”位置。例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哥伦比亚学派经验研究者为了突出“有限效果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树立起了“魔弹论”的稻草人,从而建构起从“魔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前进的神话。而事实上,早期的欧洲研究并非无条件的强调媒体的强力,这种巨大效果也是限定在一定的语境之下的。

而西方的辉格史在传入中国后,更是与我国特殊的国情、历史共同作用下,构成了中国特殊的神话叙事。1978年被视为中国传播研究的源起之年,然而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发表甚至早于拉斯维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且早在二十世纪初传播便以“交通”的翻译进入了中国学术界。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引进传播学之初,随着施拉姆访华,中国学术界慢慢建构出这样一种简化的观念:传播学就是传播理论、传播理论就是大众传播理论、传播研究就是传播的实证研究。同时,对实证研究之外的研究取向出现了“健忘症”,大量的批判学派学说曾和经验学派学说一同进入中国,但是批判学派后来竟然消失在了大家的集体记忆之中。“记忆常常被现实所修正,所利用,而历史则常常处于现代语境的需要被解读。”(胡翼青,2012p.12)在辉格史式的叙述中,种种不能被嵌入“主线”的事实被改造、被抛弃从而成为了历史上的“灰色地带”。

然而这些被抛弃和被片面化的内容,才能解释问题。当这些被简化和选择后的事实成为了历史的记录,慢慢又固化为了教条,传播学史就被片面的理解了。许多多元而饱满立体的知识就这样被历史所抛弃,为后来者所忘却。

这种“削足适履”的历史,让当下的学者误读了许多的经典理论,完全不知理论的历史语境也就不能正确的理论的适用范围,强行解释和运用只能造成许多的学术怪胎。

反思或许许也是当代传播学者的一种使命,正如胡翼青所说:“我们需要重新阐释历史,即使完全不可能做到还原历史原貌,即使不能排除主观立场,也必须打开原先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空间,以解释原有的科学神话是如何选择历史素材的。”(胡翼青,2012P.5

 

三、连续与断裂、内证:跳出传播学辉格史的工具

刘海龙在本书中对过去宏观叙事的反驳,主要是通过论证一系列个案来推翻过去的观点,这些个案虽然细碎,但是却很好的向我们展示了作者是如何“反思”的。而唤起反思,才是本书作者真正想要读者所接受的观点,具体的例子和论证过程不过是通向“反思”的路引。

破除学科神话有许多的方法,但破除神话不可能凭空创造,最可能和现实的方法是重新思考那些“被主流话语断然拒绝的历史线索”,也即刘海龙所指的“灰色地带”。“而这么做的结果,一定得先打破传统传播思想史的规训。……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反思、质疑和重新考量,对思想史进行无休止的再创造。”(胡翼青,2012P.5

“联系与断裂的辩证法”就是作者面对传播学术思想史的基本逻辑和态度。过去联系与断裂是截然分开的两种逻辑。连续是学术思想的传承,追寻的是学术传统、学派的家族相似性,强调绝对性,认为内部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而断裂则将学术思想的发展视为一次又一次的范式革命,更强调相对性,连续只是变革中的小插曲。而连续与断裂纠缠之处,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灰色地带”的所在。(刘海龙,2017P.13-14)以往的历史叙事,大多孤立的强调连续、断裂的某一个,为了维护其观点而有意识的忽略另一者。然而历史事实的发生本就是纠缠不清,既连续而又不断革新(断裂)的。我们应当明白,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任何事物,都没有没有源头的出现,也没有绝对统一不变的发展。

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认识,就是没有绝对主导的范式,各种相对的范式在对社会的解读也许更加接近社会复杂的原貌。秉承刘海龙提出的“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我们就可以做到 既能跳脱出宏大叙事的束缚,又不为散碎的偶然事件迷路。

然而实际上,我们往往在面对历史文本时,深深陷入文本的叙事之中,为维护其正当性的叙述所困,身在此山中而不得以观其全貌。在文本中,我们是很难看到“联系与断裂”难以分断之处的,因此,作者使用了“内证”的考察方法来考证我们所熟知的历史。

内证指通过史料的内容来确定史料的可信度,如史料记载人的身世、性格、心里等;从内而外的反思习以为常的认识,往往更容易发现文本背后的矛盾。

在本书中,这样的证明过程随处可见:为何拉斯维尔作为“神话”中奠基人,我们除去“5W”就仿佛一无所知? 1978年前后引入国内的批判学派学术内容甚至略多于实证研究,为何在今天看来那段历史仿佛被集体遗忘?这些问题都是作者运用自证而发现的矛盾,也是本书对过去宏达叙事的反击利器。

反思作为本书的主线,并不止于书本内容,对我们反思出的结果也应当以审视的态度再继续思考。传播学就其他科学而言,本就更容易受到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管理学派”的例子足够说明传播研究的这种特殊性(刘海龙,2015P51-54)。而在我国的环境中,这样的影响甚至更大。“神话”不仅仅来自过去,新的神话仍有可能不断被创造误导大众,反思和审视的态度应当时刻警醒着我们。

 

引用文献:

刘海龙(2015.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翼青(2012.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