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自18世纪始社会学的研究便出现了科学化的走向和诉求；从文化研究角度来看，19世纪以来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并且对文化的研究陆续经由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阶段；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显露，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力图挣脱文本静态共时结构研究的封闭性，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自18世纪始社会学的研究便出现了科学化的走向和诉求；从文化研究角度来看，19世纪以来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并且对文化的研究陆续经由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阶段；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显露，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力图挣脱文本静态共时结构研究的封闭性，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科学化诉求，使符号学成为其重要的方法论；符号学建构对更大范式的追寻，使社会、文化等因素成为其重点关注的对象。可以说，是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符号学三者各自的发展诉求，使彼此紧密相连、互相依赖。张碧的《社会文化符号学》一书，正是在此基础上对这种结合研究或者说更大范式的符号学实践的一个初步总结。
首先要指出的是，该书致力于梳理与总结已有的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而非提出一个系统的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建构。该书分为两个部分，上编是“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下编是“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从这种划分可以看出，该书是以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对象的时间性来切分的，在大体上，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以符号学为方法论研究原始社会文化，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关注现代社会文化的符号表意机制和规律。这样的切分方式，使本书层次分明，一目了然。
在“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部分，作者主要为我们介绍了四位人类学家的符号学实践，分别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以及马歇尔·萨林斯。其中，列维-斯特劳斯被认为是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正统结构主义”流派的代表。他将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应用于人类学实践，认为“语言与血亲结构具有某种形式层面的异质同构性”，而不同的血亲组织形式则和“言语”类似，是由血亲结构推演出来的。由此他将二元对立等一系列语言学的方法引用至人类学领域，然而这在为人类学研究提供“科学性”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该书指出，其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和索绪尔对语言生成问题的悬置一样，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说清作为元结构的血亲结构的来源，因而使其理论染上了形而上色彩，与其科学性的诉求背离。其次，专注于共时系统结构内的研究，忽略了历时的历史现实因素，这是其理论为后人所诟病的最大原因。与之相比，其他三位则有所改进，尤其是在反对“共时性”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主张从社会本身来理解符号意义的生成；另外，相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繁琐的数理逻辑推理方式，几位的研究方式也比较质朴实用、可操作性较强。其中，格尔茨一语中的地指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因此，他将文化符码的破解问题视为人类学的致力对象，从阐释的角度来挖掘文化现象背后深层结构的社会形成机制。也就是说，要深入文化语境来对文化符码进行解码。该书指出，虽然格尔茨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共符号体系的生成问题，但他看到了文化符号体系或文化模式对于人类心智和行为的影响，并且十分重视具体社会情境对意义形成的影响，主张“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还原社会文化得以形成的原初社会语境和生产条件”，因而较列为-斯特劳斯更为开放和科学。特纳则主要聚焦于原始社会象征仪式的分析，唯心色彩较浓厚。但他依然指出，“符号意义必须在具体的仪式语境中才能获得”，即使是支配性的“工具性象征符号”，也必须被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中辩证地阐释，他也意识到了研究方法动态维度的重要性。他的缺陷是过分强调文化符号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而没有看到这种影响力只是一种反作用。萨林斯更倾向于对文化现象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结构与符号问题进行宏观的阐述。他遵循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生产活动对符号生产的决定意义，这点明显不同于特纳。此外，他认为符号意义源于真实的社会状况，而社会状况总是变动不居，因此社会文化结构也必然处于变化之中，要根据变动的社会状况具体分析，由此表现出鲜明的辩证法立场。
在“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部分，作者主要介绍了乔治·米德、罗兰·巴尔特、于尔根·哈贝马斯、巴赫金、罗伯特·霍奇、君特·克雷斯、约翰·菲斯克等几位学者符号学实践，并在最后提及现代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中的传媒符号学和亚文化符号学分析。米德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有声姿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符号互动论”。他认为是他者对姿态发出者的反应与回馈促成了思维的形成，而能够对情境进行符号化是人类有声姿态的独特之处。可以看出，“他者”和“情境”是米德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关键之处。罗兰·巴尔特则是“将结构主义符号学运用于现代社会文化分析的先导”，其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巴尔特将结构主义的一系列研究方法运用至社会文化分析；在后一阶段，巴尔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封闭思路进行反思，尝试破解文化意识形态。他对服装和摄影艺术的分析是这两个阶段的代表性实践。巴尔特一方面看到了语言学或结构主义与社会文化间隐喻式的异质同构性，因而将符号学的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了社会文化组织形式的变动不居很难用封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去完全把握，时常提及符号语境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其理论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渐变过程。哈贝马斯通过对语言学转向的分析，发现结构符号学由于对语言进行了神秘化的本质化处理，使言语处于从属和派生的现象层，从而降低了言语行为的主体性在交际中应有的地位。因此，他借用“视角”等概念来探讨言语与社会行为间的关系，形成了其独特的话语理论。他认为，“符号是在人类交际过程中形成的”，而只有交往才能建构起主体意识，从而对世界形成有效的认知。他同样重视语境，认为语境的复杂性带来话语符号意义的多元，话语冲突不可避免。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及对话理论，则将符号学的研究维度扩展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他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对小说形象符号进行了独到的解读，挖掘出其中内蕴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找到了符号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勾连。霍奇与克雷斯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综合体”的概念，意即以文化符号的形式承载诸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复杂的观念意识综合体。他们也强调语境对于符号意义生成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思想控制体系（即元语言）是语境和符号意义的联结者。并且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真正将落实到了日常生活领域。最后，该书认为约翰·菲斯克是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广纳符号学诸家之长，使其社会文化分析实践表现出多元性和高效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大众文本理论”，他认为“文本意义所赖以存在的复杂密集的关系网，是社会的而不是文本的，是由读者而不是文本作者创造出来的”。他区分了“解码”与“解读”，认为前者强调“语言”后者强调“言语”，“解读”需要考虑语境，因而染上了后结构主义色彩。其实，若要考虑“语言”的生成问题，也不得不将社会、历史等因素考虑入内，“解码”也并非结构所能完全解决的。该书通过对菲斯克关于电视符码的分析、电视文本的互文性特征等实践的介绍，指出菲斯克的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有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经典结构主义分析，更有巴尔特神话理论以及巴赫金狂欢理论等后结构主义式的分析，二者并行不悖地被应用于对大众文化的分析之中，因此该书认为菲斯克是社会文化符号学的集大成者。
通过阅读《社会文化符号学》，我们可以发现该书有两个重要的概念贯穿始终，其一是“语境”，其二是“意识形态”。从上编的原始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开始，格尔茨等人便开始强调“语境”的重要性，批判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封闭性弊端；到了下编，米德、巴尔特、哈贝马斯等人更是无不强调语境在符号意义生成与传达方面的根本性作用。而就“意识形态”来说，格尔茨强调根据文化语境来对文化符码进行解码，解码的过程即是发现意识形态的过程。萨林斯依据马克思主义式的辩证唯物观，致力于发现历史与结构之间的深层勾连。巴尔特对意识形态神话的破解、巴赫金不同意识形态交汇下的狂欢诗学，以及霍奇与克雷斯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等，无不强调社会文化符号学分析中意识形态分析的重要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文化符号学至少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以结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探究文化现象之下的深层结构，即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要突破“共时性”结构的封闭性，注意到时刻变动着的社会历史语境。
由于该书主要是对一系列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进行梳理，而不是对社会文化符号学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因此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完善。其导言中有述：“社会文化符号学是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所涉及的学科、方法、研究对象甚至哲学背景也往往截然不同，但无论哪种研究，皆无非是通过符号学途径来研究作为社会表意实践系统的文化......”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笔者以为，社会文化符号学不仅是通过符号学方法来研究文化；更是符号学对自身研究范式扩大的结果，将社会与文化的庞大视野纳入符号学本身的理论建构，是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应有之义。以社会文化为分析对象的符号学，必然将突破传统符号学的已有范式，为符号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而本书对一系列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的介绍与分析，将是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建构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