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馨评祝东《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使用符号来传递意义是人类特有的功能，虽然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但在人类文化史上，人们的符号观念与符号思想中西古已有之。中国先秦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资源，然而目前尚未有人系统地用文化符号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资源进行现代阐释。先秦符号思想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将构建中国符号学传统这项艰巨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书作者使用符号学的方法结合阐释学、文学人类学方法对先秦典籍中蕴含的符号思想进行分析，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易学符号思想、儒家符号思想、道家符号思想、名墨二家符号思想和荀子与法家的符号思想。

易学符号思想是中国符号思想起源的原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对周易的卦辞爻辞辞象辞进行分析首先指出了先民发明并运用符号的方法，即“观物取象”。上古先民通过广泛而细致地观察，从天象、地貌、鸟兽花纹、自己的身体和周围事物中提取并综合出了周易中的卦画之象，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自觉摆脱了实物性操作的束缚，进展到用符号思维的符号操作，“观物取象”正体现了先民抽象思维进步的一大跨越式发展，也构筑了中国传统的符号系统。

周易中的“象”经过了高度抽象的过程，首先，由自然万物的具体表现抽象成为具有概括性的物之象，接着又从中抽象出观念之象、意之象，之后再抽象为六十四卦之卦象，接受者要从卦象之中解读符号意义，必须能够通过象看到它背后的意，这种“得意忘象”的意义接受方式对后世文学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易经的卦象爻辞的意义需要在解释中才能呈现出来，欲解释象背后的意，必须要有一套元语言作为解释的符码。本书作者对易经元语言进行了重点讨论,并提出了“位、中、时、当”四种元语言。首先是“位”，位传达的是一种空间和意义的关系，先民在观物取象设卦的时候非常重视卦位与意义的关系，位置不同，表达的意义自然不同，复卦之中有“三才”、“六位”的概念，复卦共有六爻，自上而下每一爻分别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两爻为一组依次分为三组，分别对应地、人、天三位，卦位、爻位、三才位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在解释时可以得出不同的含义。其次介绍的是“中”，中是建立在“位”基础上的概念，由位置转变为程度上的适中、适度，得中之时还可以弥补不得位之失。之后介绍了“时”，“时”指的是卦的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会发生变化，既指符合空间位置，也指适合特定的时机。最后介绍了“当”，“当”同样建立在“位”的概念之上，对位的合理或者不合理进行评价。

除了上文提到的“得意忘象”的意义接收方式，《周易》中“立象尽意”的的传统也影响到了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在这个传统影响下，中国诗歌大多借“象”言意，诗人在“诗歌文本编码的过程中柔和了作者意图，但作者力图突破意图定点，产生无限衍义”（53），中国诗歌因此具有多像喻性。但对于读者来说则要尽量靠近文本的意向性，解诗的过程与运用易学元语言解易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释义者要“尽力回复历史语境与场合语境，并充分采集各种诗学元语言，让释义者的心理语境与文本意图语境水乳交融，达到文本释义中主客观相结合的目的”（53）。

本书的后四个部分分别对孔孟儒家、老庄道家、名墨二家和荀子与法家的符号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四家学说的产生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时值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迎来巨大变革，周王室分封制衰微，原有的社会符号体系随之瓦解，诸侯混战、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旧的文化符号和新的意义无法有效对接”（11），儒、道、法诸家的学说的重要部分就是关于如何重建文化符号系统，规范社会文化秩序，这种意图重点体现在诸家学说对于“言意”、“名实”等问题的探讨中，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本书从符号发生学的角度对儒家符号思想进行探讨，“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礼其实就是人的符号表意过程中逐渐约定俗成的一套仪式系统”（P70）面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现状，孔子对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进行了修订，与周公以统治者角度出发自上而下地推行礼乐不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节制过分的欲望入手，恢复社会文化秩序。在名与实，也就是礼乐制度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孔子主张“正名”以“正实”，以名来规范政治身份等级和社会伦理道德。孔子在《论语》中曾感叹“觚不觚”，也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见儒家认为只有名与实相对应，社会秩序才能被规范，孔子对于“正名”的执着近于“能指偏执”。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的符号学思想则集中体现在诗歌阐释理论当中，比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的阐释方法。

相比于孔子主张正名以正实，老庄道家思想对于礼乐文化符号持否定态度，老子提出了“黜名”、“薄礼”、“崇道”的思想，老子认为“道”是支配宇宙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是不随着万物改变而变化的“常”，可以阐述的“道”便不再是“常道”。“名”是对世间万物进行命名的过程，是一种语言符号，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名”逐渐与社会阶层和身份等级建立联系，激发了人类欲望不断膨胀。黜名薄礼实际上是去符号化的思想，废黜引发人心贪恶的一些能指，专注于“道”，便能达成无欲无求的圣人之治。老子与孔子面对同样的社会现状提出了相反的解决之道，老子更多地看到了礼乐符号对人的束缚和异化，并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是他提出去符号化思想的出发点。而庄子则主要关注名与智对人的倾轧，探讨言与意之间的关系，他注意到了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相结合、所指优势和符号任意性等符号学问题。

相比于儒、道两家的思想，名墨二家的符号思想与现代符号学关联性更大，涉及名实关系问题、概念释义问题、语言逻辑问题等，名墨二家之所以合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二者之间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墨家的符号思想注重名实对应的原则问题，相比于儒家注重能指，墨家思想更注重所指，主张“取实予名，以名举实”，墨家提出的“名实举”的问题与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角”存在类比关联，“名”是符号的再现体，“实”相当于对象，“举”则相当于“解释项”。同时墨家思想中的“辩辞说”也很值得我们关注，“辞”指的是逻辑命题，“辩”是指就某一命题展开争论，符合实际的一方为胜，“辩辞”是墨家认识事物的过程，其中应用到的譬喻之法对中国传统修辞和中古人的思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名家的符号学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历物论、白马论、名实论、指物论。名家的符号学思想与儒道思想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名家的“名”主张对天地万物进行命名和区分，不限于社会伦理和政治等级，比如历物论就是对天下万物进行分辨；同时名家还注重符号内涵与外延的问题，“白马非马”的问题就在于符号“马”的内涵少于“白马”，而外延又大于“白马”，所以二者不能等同，名实论是要让天下万物名实相符，这比儒家的“正名”概念要更加宽泛。可见名墨二家的符号学思想十分丰富，但在百家争鸣时期，这两家思想就不受儒家认同，随着后世儒学成为主流，这两家学说便逐渐衰微下去了。

战国后期法家兴盛，由于当时传统理法彻底崩坏，诸侯争霸成为时代特征，社会文化秩序已经由礼乐符号体系彻底转变为法律符号体系。在荀子对礼乐符号思想、名学思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韩非子提出“法治”思想，建立起法律符号体系，与名墨符号学思想相比，此时的符号学思想已经由逻辑层面转到了政治层面。

本书对于先秦符号学的研究使用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方法，发掘先秦典籍中的符号学思想，以此探究先秦思想家们对于符号表意问题的思考和使用符号的方式与规律。先秦易学与诸子学是中国古典符号学思想的一大宝库，发掘先秦符号思想，不仅能够发现先哲典籍中的遗珍，还能推进当代学术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更能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我们应该致力于发现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丰富符号学思想。

参考文献：

祝东: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