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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评方小莉译科布利《叙述》

我们从小到大,听到别人讲述了无数的故事,而我们自己也向别人讲述自己听到的或是自己的故事,我们阅读小说,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节目,电影,也都是在获取故事。可以说,故事几乎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而故事则引出了叙述这个概念。故事与叙述不同(虽然常被混为一谈),叙述“指的是一种交流关系,是实现符号再现的一种特殊方式。”

李荣评方小莉译科布利《叙述》

作者:李荣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024    2018-02-10 22:26:04

 

评方小莉译保罗·科布利《叙述》

 

李荣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们从小到大,听到别人讲述了无数的故事,而我们自己也向别人讲述自己听到的或是自己的故事,我们阅读小说,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节目,电影,也都是在获取故事。可以说,故事几乎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而故事则引出了叙述这个概念。故事与叙述不同(虽然常被混为一谈),叙述“指的是一种交流关系,是实现符号再现的一种特殊方式。”

保罗柯布利的《叙述》一书致力于将叙述置于再现的一般过程中,从建构论的视角来讨论作为再现方式的叙述。建构论认为意义既不受再现形式的发出者掌控,也不是对事物的再现,而是强调意义建构彻底的社会性,认为事实上是再现系统而不是使用者和对象促使意义发生。全书共分为九个章节。

在第一章中首先区分了“故事”,“情节”和“叙述”等易混淆的概念,随后讨论了叙述与事件序列,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简单来说,故事包含所要描述的事件,情节是因果链,它决定了这些事件如何相互连接,因此是按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来描述的。叙述是对这些事件的展示或讲述,以及展示或讲述所采用的模式叙述,简单的来说,就是从一个起点A移动到一个终点B的运动,它是一个序列,其中涉及到叙述的空间和时间问题。一个叙述必须向终点前进,然而这个过程不可能只是简单的一次性顺利抵达,而是通过“含糊其辞,设置陷阱或给出错误的回复来延缓叙述进程”,在这个拖延的过程中,就好像叙述占据了一个空间。叙述中的时间并不遵循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信奉的那种简单的线性序列。叙述的终点非常重要,它不仅产生一种约束力,使得叙述在移向终点时产生迂回和阻滞,而且决定着叙述中的连续行为,使得叙述不只是关注时间轴上的个体问题,而更重要的的是关于期待和记忆。

第二章回顾了早期叙述,主要探讨荷马史诗和圣经,以及在处理和探索这些叙述中遇到的问题。叙述分析本身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叙述不仅用来记录虚构事件,也用来记录非虚构事件。现在看来虚构和非虚构似乎很容易区分,但是当叙述所记录的事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情,这就给叙述分析带来一些困难。我们必须清楚,叙述不等同于虚构:首先历史话语中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历史学家在解释真实发生的事件过程及其因果律的实践中灌输了叙述性。其次需要考虑到早期文化实现叙述形式的可能目的。对于早期文化来说,即对那些没有书写,但是又希望保存其历史,风俗以及生活之道的文化来说,叙述被认为有助于记忆,非常珍贵。早期的主要叙述荷马史诗和圣经的区别在于圣经中有大量的细节没有说明,它是一种“解释型”叙述,它邀请读者来阐释那些直接叙述出的事,而荷马叙述提供的大量信息,从而不鼓励读者或听众进行阐释。同时圣经中人物具有“多层面性”,而荷马叙述中没有呈现这种多层面性,它更关注事件。

第三章和第四章聚焦于小说这种典型的叙述。在第三章开始,首先探讨了柏拉图的模仿说。对柏拉图来说,模仿不简单的包含艺术或是诗歌的模仿模式,而是指代一种非常普遍的描述行为,是世界的“永恒模式”。模仿常常被认为是对事件和人物的戏剧性模仿,仅仅是向读者或观众展示叙述中发生的事,而与报道事件和人物不同,报道是讲述叙述中发生的事,是和诗人的声音相关。荷马史诗被认为混合了模仿模式和诗人的声音从而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表征世界的方式。这种混合模式在后来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发展。随着中产阶级的迅速增长,读写能力的上升,小说这一叙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世纪现实主义和小说发展成了主要的叙述形式,现实主义小说极度关注社会背景,探索可识别的社会结构中个体间的关系,而探索这些关系的载体仍旧是模仿和叙述者声音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实主义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问题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并不如他们所想精确描写的那么“真实”。作者一再强调叙述是一种再现,这个再现过程必然包含一些事物被选择性地再现,而其他的没有。在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中,叙述者操控和架构自己的实现版本。如在古典现实主义文本的代表《米德尔马契》中存在着强有力的叙述声音,“所有人物的言语都受到了叙述者声音的控制和操纵,叙述者占据了声音等级结构中的最高层。”然而根据巴赫金的观点,小说是多声部的,小说由各种不同的声音组成,有时其中一些声音会相互竞争,而它们之间潜在的竞争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重叠。因此根据巴赫金,叙述者的声音对小说的主宰和控制并非是必然的,当叙述者权威的声音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声音重叠时,他的权威就会受到质疑,读者可以在自己认为适宜的地方寻找权威,而无视叙述者的命令。因此,对话性是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符号的决定性特点,构成叙述的符号不断向其他符号展开,没有单一的权威能够拥有和控制他们。

第五章涉及跨文化交流科技以及现代主义,主要分析了康拉德《黑暗的心脏》。作者在承认其延续了西方叙述传统的中心:关于人物,身份的故事,通向自我的旅程,同时,作者更多的考虑到叙述所引起的帝国主义与压迫之间的关系,帝国主义宣称的文明化倾向下,充满着欲望。文明化和公平主义为前景画,而无法被压抑的是帝国主义冲动。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黑暗的心脏》的叙述戏剧化展现了20世纪早期不断增长的关于人类身份不统一和融贯的思想。

第六章讨论了另一种叙述形式——电影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第七章集中介绍了后现代主义与叙述。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密切相关,“在(后)现代性中存在一系列新的物质条件,起源于批量生产的衰落,转而支持弹性专业化。信息和服务业的主权,超越了传统的制造业产品,强调消费而不是生产。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被解体为以“身份”为中心的政治,以及传播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缩短全球人民之间的距离,也使得再现更易通达。”后现代主义的叙述中,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露迹,构成了叙述中的“断裂”效应。

第八章主要集中探讨了叙述符号的未来,作者引入了皮尔斯的符号体系,皮尔斯的符号和其他符号不同的是,它是三元的。其中包括“符号”或“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再现体”可以与真实世界的对象相联系,也可以再现真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而“解释项”作为一个中介使用“再现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被解释成符号成为可能。皮尔斯的符号体系有两个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叙述。第一,它体现出符号必须是就某个人来说的符号。符号是对话性的,它必须总是开放的,并且为了存在总是要受到一个“他者”的影响,叙述中的符号对很多方式展开,从而使读者能够以不同方式使用它们。第二解释项使“再现体”和“对象”发生关联,而“解释项”也可以成为一个“再现体”再与“对象”发生关联,如此等等。叙述因此能够超越自身。

最后一章讨论了叙述与叙述分析在20世纪前十多年中的各种发展方向。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环境域。环境域理论假定所有物种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的符号构成的世界中,后者是他们自己创造符号和接收符号能力的结果。人类环境域显示出了三种模塑:一级模塑,来源于先天区别能力的世界。二级模塑,建构无语言表达中的世界。三级模塑,产生于复杂的文化形式的世界,以一级和二级模塑为基础。有学者指出,语言交流(二级模塑)是对人类语言能力中的固有特征和提供敏锐区别能力的先天(一级)模塑方法的一个功能变异。叙述同样是构成人类环境域的非语言和语言符号活动相同或相关特征的功能变异,而不是一种“适应”“模块”或独立的类似的生物实体。作者同时指出,将叙述植根于节奏,品质,非语言符号活动和一级模塑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从一开始,作者从再现事件序列,时间与空间,以及将再现过程区分为情节,故事和叙述这些方面来讨论在线问题。反复讨论叙述的分析,试图说明叙述如何用特定的方式来接近或规避世界。叙述被用来储存关于身份的信息,同时也成为文化的基础,但是叙述又是选择性的,他选择说出一些事情,同时排除另一些。之后我们看到模仿模式和诗人的声音或叙述者的声音的混合构成了叙述的说教性。在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中,一种等级制度得以建立,其中叙述者的声音淹没或破坏了人物的声音。而同时我们又看到这种叙述者声音占主导的地位并不是必然的,因为叙述符号的对话性导致开放性,无论是通过说教的作者还是干预的叙述者都不能限制人们接近现实的方式和解释符号的过程。

 

参考文献:

保罗·科布利著:《叙述》,方小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