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打扮？一份符号学的答卷——评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

胡冬晴月

自然界中的动物需要借助“打扮”得以存活，人类更加需要通过“打扮”来修饰，以此获得同类的尊重与欣赏。“打扮”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可见“打扮”的重要性，但学界对“打扮”的研究却不多见。 “打扮”值得研究吗？又如何对“打扮”进行研究？贾佳的这本《打扮：符号学》给我们带来的新思路、新方法。

从社会学意义看，研究人类“打扮”的演变，能够分析出人类存在的文化意义与生存状态。从符号学角度看，由于“符号被认为是携带着意义的感知”[1]，人类的“打扮”行为作为一种“感知”，携带着某种意义。“打扮”行为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而产生，形式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地变化，不同的文明所称其为美的“打扮方式”不尽相同，故“打扮方式”所传达之意义也不同。研究人类“打扮”行为背后精彩而又深刻的意义所在，就是这本《打扮：符号学研究》所努力的方向 。

这本书绪论部分点明了写作此书的出发点，“为何研究打扮”、“打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之处，让我们一目了然明确了作者的写作目的。

著作的第一章针对“打扮”的概念给予定义，作者提出只有人类才存在打扮行为，并将此与动物的打扮行为进行对比。作者认为，枯叶蝶之所以在外形上与落叶形似、变色龙之所以能根据环境而改变身体的颜色，其实质都是弱小者的语言——正因其在自然界中身处劣势地位，才需要通过“打扮”来逃脱天敌的攻击。“事实上背后却是‘强大’不在场的符号”[2]，与其说这是一种符号，不如说是一种保护自己或是吸引异性的“信号”。而人类的打扮则是社会需求使然，其承载着文明的演变、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原始部落卡都卫欧族妇女利用自然物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装饰打扮，现代社会“化妆”、“医学美容整形”风靡全球，不论男女老少，都爱通过“在脸上涂抹化妆品”、“在脸上动刀”的方式使自己变美。然而，同样是以身体为媒介，卡都卫欧族妇女的打扮更具美感与仪式感，后者的打扮更偏向于一种对“快餐式”审美标准的践行。这种动物与人类，原始与现代的不同打扮的意义对比分析，不仅让读者清楚地理解了打扮的意义，还加深了对打扮历史的了解。

第二章以打扮符号的时间发展为线索，概括打扮存在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背景，将其划分为艺术的重要门类之一，并从艺术符号的角度讨论打扮艺术意义的表达。打扮并非仅仅是一种“原始衣着”，更是一种“装饰”行为，人类打扮的目的不仅在于吸引异性、繁衍后代，也为了实现自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建构。随着文明演变，“打扮”也随之演进，出现了“艺术化打扮”，比如彩妆、人体彩绘、时尚T台服装走秀等，较之于日常实用性的打扮，艺术化打扮更具艺术感、形式感，符合克莱夫·贝尔对艺术所下的定义：“有意味的形式”。以时间为轴，将“打扮”演变的漫长历史进行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打扮”由日常装扮变为艺术的过程，因而便更能够理解如今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艺术化打扮行为。

第三章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讨论不同符号学理论家论述中所涉及的可用于研究“打扮”的符号学理论、打扮的主体、打扮符号的意指、打扮的符号学分类，从而明确打扮符号学的概念、研究打扮符号学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表达。符号被用来传达意义，“打扮”符号存在于生活、电影、文学等众多文本中，向受众传达各种意义。原始部落族人通过文身来表达其对于图腾动物的崇拜；“女为悦己者容”，少女通过化妆来吸引思慕者的目光；电影《闻香识女人》中男主角通过醉人的香水味来了解女主角的性格爱好；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美在服装的衬托下更显妖娆；还有在绘画艺术中的打扮，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中，维纳斯从海上诞生，玫瑰花雨飘落，流露着健康纯净之美。“打扮”符号存在于不同文本中，向人们传达着不同的意义以及意义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分析不同文本中主体的“打扮”行为，可以从中管窥文本背后的时代历史。

第四章作者讨论了符号在打扮形成文化意义过程中的作用，系统地分析了打扮的伴随文本、建构规律、时空选择、修辞意义以及去规约化的符号发展趋势等。“打扮”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于流行时尚之地占据上风，它能呈现出这一时期特定的文化特色，例如古典美人所喜好的“梅花妆”、“佳人半露梅妆额”等，诗人从文学层面对这款妆容进行记录与重复，体现出“梅花妆”的风靡程度。然而“任何符号文本都并不能够单独存在并表达意义”[3]，“打扮”的伴随文本通过特定的打扮主题加以说明，不同的语境对打扮符号意义的传达起关键作用，例如不同航空公司的空姐被要求佩戴不同花色的丝巾、不同学校要求学生统一着装，这对打扮者的身份进行了规约，使人们可以通过伴随文本对不同打扮者的身份加以区分。任何符号都不是单一的个体，通过对“打扮”的伴随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符号背后的社会现状、意识形态价值。

第五章的重点在于打扮主体的“自我”和“身份”的论述。主要阐明 “打扮”行为应与打扮者的身份相符。当公主身着普通女孩的服饰时，其身份依旧是公主，但其打扮却并不符合公主应有的仪容。“打扮”与自我也存在联系，戈夫曼说 “身体是对自我（selfhood）的言说”[4]，“身体”作为“打扮”的媒介，同时也是打扮主体解释自我、发挥自身意义的工具。打扮主体（打扮者）的打扮方式是对该主体自我认识的最好展现，部分打扮主体还会根据自身的气质挑选最适合自己的打扮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如此一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打扮方式，均流露出一种相似的气质。“主体性”对人之为人起着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有着借鉴意义，近年总有关于女性整容失败的案例，“打扮”固然重要，但人们在进行打扮，使自己变美的同时，更应重视个人气质的彰显，展现真实的“自我”。

第六章从真实与虚构的角度来讨论打扮。作者将打扮分成了两个层次，“一是具有虚构意义的舞台艺术表现形式，二是具有真实性意义的生活打扮”。其中前者属于一种艺术形式，其不能被进行真实与否的讨论，例如电影《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中探索神秘世界的女主角克拉拉的打扮，以鲜花为冠、华服作裳，将克拉拉塑造成童话中的公主形象，若以姜母女王的打扮来装饰克拉拉，其公主气质将不复存在。因此，“人物身份的传达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打扮，而打扮存在的意义也在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5]。反之，后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离不开对真实与虚假的讨论，例如街头穿着破烂行乞的流浪者，他们通过打扮将自己伪装成符合身份的个体，骗取他人的信任，从而完成行骗。又如在娱乐圈内，通过对明星进行形象包装，形成受众喜爱的某种“人设”，使受众为之消费，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归根结底，现实中的“打扮”具有目的性与身份性。打扮仿佛一个巨大的“面具”，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打扮，或通过打扮来限定自己的身份；打扮又如同一面镜子，照射出不同的社会道德和文明意识。

第七章以符号学标出性理论为依据，从“性别”的角度谈到了打扮中的“易装”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常会发现一些具有“标出性”的现象，例如为众多艺术家所追捧的前卫艺术、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如异教徒、流氓帮派、移民群体）。打扮作为社会仪式的重要形式之一，除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规性打扮，也有一些具有“标出性”的打扮方式。“非主流”打扮方式就是年轻人对于陈旧的打扮方式的极端反叛，在形式上，它标新立异、剑走偏锋，在内容上，它使传统打扮元素被解构，充斥着后现代主体的“不确定性”。在这一章中，作者从性别的角度，探讨了“打扮”中的特殊现象，“易装”与“变性”，表现在生活中，即“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泰国人妖”，两者都是打扮主体实现心理性别满足或为迎合社会而做出牺牲的手段，只是后者更加极端。对于生活中与主流背道而驰的现象与行为，人类向来会给予其关注，贾佳通过对“打扮”标出性的论证，解答了人们无法理解生活中某些“非主流打扮”行为的疑惑。

第八章以新媒体时代打扮媒介革新现象入手，分析了虚拟打扮的指示意义，就时尚消费中的“裙长理论”和“口红原理”给出了符号学解释，加深了人们对“打扮”的符号学意义上的理解。新媒体时代，虚拟打扮应运而生，美图秀秀的出现，使虚拟打扮为受众所青睐，人们毋需在脸上涂抹化妆品就可以达到“美颜”的目的，“越来越多的个体尝试通过多媒体网络平台将虚拟打扮展示给他者，以此来收获被众人‘点赞’的热度。”[6]同样，“打扮”与时代经济状况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形势愈好，人们的打扮则愈加自由；经济形势不景气，人们的打扮则趋向于保守。然而，经济焦虑还会带来人们对于物质的依赖与沉迷，例如，女性热衷于购买各种化妆品、香水、服饰，男性沉迷于电子游戏、体育运动，这是因为“人类需要为经济流失所造成的精神符号空缺寻找替代品。”[7]这一章更与当下社会现实贴近，读者通过阅读这一章，再结合自身对于“打扮”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深刻的认识与反思。

结语部分作出总结，人类的“打扮”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记录着人类历史与文明，它不仅仅是对身体的美化，也是对于不同社会文明的缩影。图腾、文身、面妆、服装、饰品，这些用于打扮的媒介，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人类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现代社会中形式各异的打扮方式、对时尚的追逐，书写着文化现状，其背后却隐藏着当代人追名逐利、娱乐至死的消费方式与生活心态，具有现实思辨意义。

 “打扮”是文明的一部分，贾佳的这部著作，正是抓住了人类社会的这一特点，深刻地解释出其符号表征。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忧郁的热带》中所述：“似乎整个文明都蓄意强烈热衷于喜爱生命所展现的颜色、特质与形状，而且为了把生命最丰富的特质保存于人体四周，便采用生命面貌的各项特质之中那些最能持久的，或是最易消逝却又刚好很巧的又是最宝贵的那部分。”[8]某种意义上，打扮也是存在的显现，一部人类的打扮史，也是人类文明生动的发展史。

打扮无处不在，从现实中的人类身体走向艺术的各种事物，甚至还是现代性的体现。比如，在绘画艺术中，野兽派艺术家马蒂斯通过“色彩”在画中呈现出炽烈的生命体验；中国电影导演王家卫在电影镜头中通过对“色彩”的运用刻画不同环境下人物的内心情感；人类化妆、身着五彩斑斓的服饰、通过“打扮”彰显自身气质与个性的同时，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在波德莱尔看来，这种由研究、思考和打扮上色造就的美就成了“可以通过化妆和服装衬托的人造魅力而显示的现代美”，它甚至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迫使人们自己塑造自己。[9]

自十六世纪“不加修饰的打扮”始，到二十世纪愈加大众化的“打扮”，人们对“打扮”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打扮”的社会意义也在不断改变 。符号学作为一门意义学，用此来观照打扮这一人类的文明事物，可以说是两者相得益彰，互相把对方照亮，这也正是贾佳这本书的魅力之处。

[1]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引论，第1页。

[2] 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3] 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4] 贾佳《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流变》，《当代文坛》，2018年05期，第59页。

[5] 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5页。

[6] 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1页。

[7] 贾佳《打扮：符号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0页。

[8]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60页

[9] 乔治·维加莱洛《人体美丽史》，关虹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