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釜效应”媒介生态下，图像媒介的审视与反思    

——评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    

在当今全球传播语境下，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正大力推动全球变迁发展，但若是单靠依赖于媒介技术属性来解决随之而来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似乎显得有些无力。在此基础上，对媒介概念本身的理解与阐释若能突破以往技术主导的固有框架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参考，德布雷就是作了这样的尝试。他最早提出了“媒介学”研究，在《图像的生与死》中，进一步论述如何把图像当作一种媒介，进而在社会学视角下，重新审视媒介自身的发展机制，深刻剖析了其背后演变规律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对传播学媒介技术研究的新的反思与探索。

一、风云人生

一个学者一部著作所闪耀的学术思想，往往会折射出他一生的成长轨迹。反之，通过了解并回溯德布雷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其思想。究其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德布雷的经历。

首先，是他所经历的战争和革命背景。先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又曾与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并肩战斗，积极介入国际政治，甚至积极参与在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游击战，直至两年后被捕入狱^【1】。当回到法国革命，仍然在反思革命，推动改良主义的进行。应该说，德布雷一直在真枪实弹中看世界，“见识过大风大浪，穿过枪林弹雨，他远知道真实世界有别于书本世界。”这是赵汀阳对德布雷的评价。这种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的经历，也造就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不一样的看法。2010年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演讲中，他提到，知识分子就是“管闲事的人”。在他眼中，知识分子和学者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

其次，是作为学者的跨学科经历。同样是对媒介情有独钟，英尼斯从经济学（师从凡勃伦）跨到传播学，完成了巨著—《帝国与传播》；而德布雷从哲学跨入到传播学，开启了媒介学研究的新纪元。如陈卫星所言，“媒介学的中心是发现技术和文化的互动结构，考察一个社会结构（跨社会的）社会关系如何在一般意义上和影响传递的技术结构进行互动”，这对于推动解决传播学内有学科危机、外有信息社会现实挑战^【2】的窘境，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最后，是其宗教背景。德布雷本人对社会群体中的宗教和信仰问题也极为感兴趣。他认为，就是这种信仰保证了群体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因此保证了社会秩序。德布雷断言这个“神圣”决定于信息传递的技术，他把这种学问的研究称为“媒介学”^【3】。应该说，德布雷对于宗教的关注，使他更加关注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逐渐走向了信仰主义，直至媒介学的产生。

无论是经历了战争的背景，学术的转向，还是宗教的影响，德布雷都终关注着媒介技术本身的发展。在《图像的生与死》这本书中，作者首创图像媒介学，通过分析图像及其传播手段，勾勒了一幅西方思想史脉络图，对于创新理解媒介技术的演变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当下技术迭代迅速，由此引发了对传播学科新一轮的危机。“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播学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如同一个在黄昏中走失的孩子，站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望着川流不息的信息高速公路，不知该搭哪班车，不知该往哪里去”。而德布雷强调重视媒介技术本身，重塑人的精神价值，也不失为一种尝试解决新危机的学术研究思路。

二、主要内容及观点

当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时，我最先想到的是，这是一本讲述图像起源的书籍。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图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发展的？最后又是怎么走向死亡的？……要回答这一系列的基础问题，就必须进行逐一的梳理。

首先，在德布雷的眼中，图像作为一种媒介，经历了偶像、艺术和视像三种先后出现的图像发生机制和观看方式的变化。通过深度挖掘图像的发展机制变化规律，来探讨媒介技术与宗教文化、技术、经济等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图像到底怎么产生的？在作者眼中，图像起源于丧葬。“通过图像，活者控制了死者”“真正的生见于虚拟的图像中，而非实在的躯体里。古罗马的遗容面具可是眼睁的大大的，面容饱满，而哥特式的逝者卧像却丝毫无尸体的感觉”图像就是生者好的一面，活力十足，不受磨损，说到底，稳固可靠^【4】。在所谓的偶像崇拜时期，图像作为一种精神图腾，代表着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也成为连接人与神之间交流的载体。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当雕塑从祭礼用品逐渐变为装饰品，辟邪物逐渐成了艺术品^【5】，图像所赋予的神圣意锐减，偶像崇拜时期也开始过渡到艺术阶段。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被认为是可复制的，图像制作者被称为模仿者之流，是低劣的一类，属于艺术的最底层，用的是幻觉技巧而不是真本领；画家属剽窃之剽窃，他在临摹思想的副本。这一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抨击诗人是有道理的，因为从真相来看，他的作品与画家的作品一样低贱……^【6】”进入到19世纪，随着摄影，电影，电视，电脑等技术的产生，视觉的机器从化学开始走向数字，这对视觉艺术而言也是一次整体的重组。“当事件真实性的客观标准体现在其发生的踪迹时，那么事件就成为踪迹本身^【7】”，意即，人们不在关注镜头下记者采访的对象表达了什么内容，而是在于画面中的记者本人。而作为视觉媒介的图像制作者和作为历史媒介的作家或者记者就失去了从前优越的地位。

总体上来说，不同的图像发展阶段其特点不同。偶像时代主要由神权统治，神学塑造图像，对于神的膜拜是图像的最佳追求；到了艺术时代，艺术家的地位超过了艺术品所描绘的图像本身，因而美学成为了推动图像发展的原动力；发展到消费主义的今天，图像的前两种意义逐渐减弱，更多的是带来信息与娱乐的作用，传播与制作图像的技术正成为视像时代的中坚力量。正如德布雷所言，偶像是庄严的，艺术是严肃的，视像是讥讽的^【8】。人们由此的反应与期待也不是不同的，从祈祷（第一阶段）、幻觉（第二阶段）和体验（第三阶段）交替变化。

三、意义与反思

媒介技术的巨大变革，一方面为传播民主化提供了可能，但也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言“一切技术都是刀子的翻版”，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作者在书中，也对当下的视像时代进行了反思。

一是传播话语的垄断加剧了更大范围的不公。如作者认为，“十个人里有九个是透过亚特兰大和好莱坞向他们西贡的图象去观察生活的”。如今，世界进入视觉文化的阶段，“世界上各种目光的统一”正向前迈进。发展到视像时代的今天，掌握图像制作的权利尤为重要，而美国自然首屈一指。当各国自身的眼光被剥夺，都以美国的眼睛看世界—诸如好莱坞的科幻电影、肯德基等多元文化风靡全球，这就造就了审美的主宰与想象空间的垄断。

二是人文关怀的缺失。“用图像表现世界，异常成为普通，灾难和残暴被弱化，事件被淡化^【9】”，人文精神淡漠。德布雷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传播理念，在《媒介学引论》中还提出了传承的概念。他认为，传承是历史范畴，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即旨在通过媒介实现对文化的延续而非简单的信息流通。由此，也可看出德布雷本人对现代传播中一味注重技术属性与商业属性观念的批判。作者说，如果说死亡是图像的发端，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图像不会有终结。最古老的克里特偶像会在我们耳旁悄悄提醒：“听听你心脏的声音，你就会明白我们之间的共同点。

三是真相正日益被操纵。正如作者所言，“事件并非事情本身，而是它为人所知的一面。或被重提的一面”^【10】，一方面电视为民主服务，但也破坏了民主；电视向世界开放，也遮蔽了世界。视像的镜头背后是操作的人，因此无论展示什么，都是有目的有选择把关的结果。另一方面，电视也混淆了现实与虚幻，将实际故事与纪录片混同，把戏剧与纪录片混为一谈，这更加剧了集体的迟钝与不思考，至于真相当然是充耳不闻。

审视当前的媒介生态，“瓦釜效应”^【11】日益凸显，即是说—在当今的传媒业态下，有意义的新闻角色默默无闻，负面意义的新闻角色反而易于煊赫一时。从咪蒙的爱国消费，到二更食堂带血的馒头，再到数不清的公众号借势营销，消费主义的风头似乎盖过了一切。然而正如德布雷在《图象的生与死》提到的，“当下的各式演出、理论、玩意太多太滥，且（货币的、图画的、宗教的）符号制作速度加快。因此，才有一天人们需要静寂和冥想，才会需要退隐之地、修道院、沙漠；需要圣诗、祷告和睿智，才会厌恶新鲜，对意义重新有了渴求”^【12 】。

[1]《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派》，《凤凰周刊》，2012年10月19日出版，特约撰稿员／邓郁，记者／张薇。

[2].胡翼青，《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3-78。

[3].雷吉斯•德布雷审判：l967年－－世界要案审判:有史以来最重大法庭论战实录。

[4].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11。

[5].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40。

[6].柏拉图，《理想国》，台海出版社，2016，605。

[7].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49。

[8].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87。

[9].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15。

[10].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49。

[11].杜骏飞，“瓦釜效应”一个关于媒介生态的假说［Ｊ］，现代传播，2018。

[12].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4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