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

白姗姗

学者赵毅衡曾提出“符号学即意义学”，“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从这两个提法出发，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符号学天然就是研究文化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本书作者张碧开篇则先澄清了“社会文化符号学”的提法，他认为，社会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学科，因此社会符号学应当被称为“社会文化符号学”。所以本书的主要工作就在于以符号学的视角梳理西方社会学学者的符号学思想实践。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人类学对原始社会文化的研究为主要领域，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入手，作者认为，列维-施特劳斯发展出来的结构人类学与索绪尔语言学一样，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体现，其神话研究与“双项对立”模式的提出，不难看出他对结构主义的坚定继承。然而列维-施特劳斯的局限性与索绪尔一致，即回避了结构问题的生成性问题，甚至将其归于神秘的无意识领域，这不免使其人类学研究带上了唯心主义的色彩。人类学内部通过对列维-施特劳斯的批判与反思，将其他符号学类型运用至人类学的文化问题研究中，这就诞生了以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马歇尔·萨林斯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人类学”学派。其中，格尔茨采取“阐释”的探索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剖析，挖掘隐藏于文化现象深层的意义结构的社会形成机制，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符号源”，为人类心理结构提供有益的意义系统，这种研究路径不免带有结构主义的影子。然而与列维-施特劳斯不同的是，他解释了这种“符号源”的源头是人类协作劳动的过程。尽管他将这种关系的重点放在了文化符号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上，但至少对结构的生成性问题进行了一次浅尝辄止的回答。与格尔茨不同，维克多·特纳反对将文化仅仅视为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认为文化是认识和理解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作者认为特纳只看到了文化符号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却没有社会结构对文化符号的本质性决定作用。不过特纳的进步之处在他关注到了象征符号解读中的“语境”问题，但对二者的因果决定关系却未明言。除此之外，特纳还从“隐喻”入手，从宏观角度对人类社群的发展进行了考察，这种遵循社会发展辩证规律的描述，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动态性，这使之与结构主义产生了本质区别。与格尔茨、特纳不同，马歇尔·萨林斯则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结构与符号问题进行宏观阐述，尤其重视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关系。他认为符号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基于互相交流的需求而产生的，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有关，他更强调符号语境中社会生产活动对符号生产的决定意义，从中不难看出萨斯林唯物主义的立场。

下篇中作者转向对现代社会文化符号学的梳理。从乔治·米德的“有声姿态”概念入手，作者认为米德扭转了以往社会心理学家心理思维促成具体行为的观点，而将行为视为思维产生的原动力，而对行为产生思维的过程的分析，构成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在此基础上，米德提出了人类特有的对“情境”的符号化问题，他认为在此过程中，语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从姿态到语言的转化，使米德完成了社会主体性理论建构。罗兰·巴尔特作为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代表人物，前期《写作的零度》一书中“语言结构”与“风格”的对立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其结构主义的立场，虽然他没有阐明语言结构的本质来源，但是却一再暗示，语言结构的生成与政治及社会相关并发挥着类似意识形态的功能。之后通过《S/Z》、《文之悦》等著作，他开始对结构主义封闭性思路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破解过程，及对符号系统衍生意义的再阐释。然而再阐释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则——语境与符号的结合——却被巴尔特所忽略，而语境问题正是连接他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差异，因此后期他对语境问题的不时提及可以看出其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构建。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也蕴藏着符号学的理论视角，作者认为哈贝马斯将语言视为人类社会建构的基本因素，以及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重要因素，这一认识是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经典论述的延伸。作者认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核心交际方式即表现为符号化社会，语境因素使得交往行为仅可以依靠言语力量来使接受者信服。同时哈贝马斯也批判皮尔斯忽视了解释项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事实。接下来，作者提到苏联哲学家巴赫金，认为其狂欢诗学与对话理论是将符号学的研究维度扩展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巴赫金在其《拉伯雷研究》中通过对中世纪狂欢化诗学形象符号的解读，挖掘了小说形象中的文化意蕴和意识形态，揭示了文本结构与特殊社会集团的关系。之后随着约翰·多克尔等人将狂欢理论从中世纪引入当代，使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具备了深刻的阐释力。以罗伯特·霍奇、君特·克雷斯为代表的英国传统的社会符号学，借鉴了意识形态理论，通过批判索绪尔关注了符号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从而提出了“意识形态综合体”概念，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必须经由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来传达其意义指向，而在其中“思想控制体系”从语言信息的角度产生了类似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同时他们也关注符号意义生成过程中的语境问题，实际上是将意识形态的分析落实到了日常生活领域。之后作者提到了约翰·费斯克，作者认为费斯克作为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为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树立了高标。约翰·费斯克在运用结构主义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同时又打破了二元对立式思维，对对立项间的过渡状态及其文化意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同时他运用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现代社会中的狂欢现象进行分析，其基本意图在于通过符号学方式，使肮脏、奇异的怪诞“在隐喻的意义上，表达着被统治阶级的体验和抵抗”，平衡不同阶层的伦理观与其人员心性结构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费斯克在其电视文化的分析中也对经典符号学理论进行了细化发展。最后，作者从符号学视角下对文化传播的符号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并使用符号学为工具分析亚文化的各种特征，先后梳理了麦克卢汉、马塞尔·达内西、迪克·赫伯迪格等学者的理论思想。

本书使用符号学作为思想爬梳的理论工具，分析经典社会文化理论中对符号学的借鉴与发展。作者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探研起点，以“语境”问题作为对结构主义静态眼光的补充，因此所列学者是否关注“语境”问题是作者分析的重点，而“语境”一词也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各有其意，并由此扩展到本书关切的“意识形态”问题，从格尔茨、萨林斯、巴赫金、到霍奇与克雷斯，“意识形态”都成为他们对结构主义的主要批判工具。换言之，作者认为“语境”问题是对结构主义本身封闭性与形式主义的突破点，也是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关键概念。

然而本书的成书脉络上篇“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与下篇“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的篇目划分失之简单，虽则人类学是最早意识到符号学的学术价值的学科，但在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学非能以一己之力与其余学科分庭抗礼，是否有更为合理的划分标准值得商榷，亦或以理论继承作为思想脉络，而不以研究对象或学者为篇章目录。另，作者在书中并无交代所列学者的选取标准，如果如作者在导言所说，“无论是其中哪种研究，皆无非是通过符号学途径来研究作为社会表意时间系统的文化，因此在这一原则上，它们应被统摄到同一个学术领域中。”那么以此为标准，许多在此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却不在本书之列，例如斯图亚特·霍尔、鲍德里亚等人，是否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来说《社会文化符号学》以清晰的理论视角对符号学与社会学的重合领域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对于符号学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继续拓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对于旨在运用符号学分析文化文本的学者而言，本书更是一本绝好的索引式或导读式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