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肖鑫羽

一、引言

 文化是社会符号活动的集合，它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语言是具有特权的载体，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而语言如何组建意义、如何使参与者建立起共享理解从而以大致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的文化，在于它是作为一个表征系统来运行的。

二、主要内容

（一）何为表征？

《表征》一书由文化研究理论和五个作者分别撰写的具体文化专题组成。该书对表征理论的讨论源于语言用于表征世界的三种不同途径，分别是“反映论的或模仿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构成主义表征理论认为，意义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而被建构的，这也是本书对表征概念的解释来源。作者认为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它经由意指（意义的生产）实践得以建构。而意指过程则需要依赖两个不同但相关的系统，一个是“物-概念”系统，我们可依据概念明白其意义；另一个是“概念-符号”系统，我们可通过语言传达这一意义，因为符号只有在我们拥有能使我们将自己的概念翻译为语言的各种信码时，才能传达意义。

（二）探讨意义构建的两大途径：符号学、话语

意义不是永久不变的。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始终会发生变化。之所以一个文化中任何对象都不能担保会拥有与另一文化相同的意义，是因为各种文化的信码是各自相异的。意义的改变使得文化的信码悄悄发生变化，表征使得意思变得逐渐复杂化，我们透过表象对意义的解码却不一定和意义编码完全一致。因此我们需要理论去解释这一原因。

该书采用了两大途径。一个是源于索绪尔和巴尔特的符号学，致力于弄清语言和意指（语言中各种符号的使用）的运作是如何生产各种意义的；另一个是福柯的观点，致力于弄清话语和话语实践生产知识的方法，更关心表征的后果和影响。

符号学途径主要借鉴巴尔特的神话学——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直接意指是单纯的、基础的、描述的层次，在那里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大多数人会认可其意义；含蓄意指是解释的第二层次，它不再是一种明确解释的描述层，我们需要将其与更广泛的主题和意义联结起来，与我们可称为我们文化的更广义的语义学领域，即“精致”、“礼节性”、“随意性”和“浪漫色彩”等各种观念联系起来。巴尔特称第二层意指作用为神话的层次，神话能回报给人们的是这一现实的一种自然的形象（巴尔特，1989年，第155页）。

话语途径是福柯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实践都包含“话语”的方面，话语构造话题、界定和生产各种知识的对象，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话语构成体之间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只有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事物才成为某种特定的事物，事物在话语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三）表征实践

彼得·汉密尔顿探讨了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和法国性。这一章详尽考察平民主义摄影处理社会形象的方法，广泛地关注社会的各种摄影表象，来对表征作一般性的讨论。所谓法国和法国性还需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相结合，当时遭遇战争后的法国人民急需一场清洗仪式，清洗过后又迅速寻求一种新的意义，摄影表象有助于对拥有法国身份的意义的再定义和认同。作者将平民主义表征范式总结需具备6个要素：普遍性，史实性，日常性，移情性，平民性，单色性。摄影师们将镜头对向大众阶层，主题聚焦在儿童（当时急需增长人口，重建法国）；集会（体现团结）；街道（普通人的公共生活，免费娱乐的场所，是有趣故事上演的舞台）等。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提的摄影师均指那些生产形象出售给出版业，以及相关的商业目的而工作的专业人员。因此摄影的题材选择和表现方式难免会掺杂商业化的情感，但是摄影师的在场又给予了形象一种“表征的客观性”。

亨里埃塔•利奇用诗学和政治学理论模式对博物馆他种文化展览进行分析。这一章可谓是上述两大途径的综合应用了。这里的诗学指符号学途径，政治学即话语途径。这一部分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天堂：新几内亚高地的变化和连续性”（以下简称“天堂”）展览。通过对“天堂”中一个特定展位的分析，考察它在博物馆语境中各种形象和文本是如何被用于创造意义，把展出分解为三个层次：呈现，实存和表征考察展览的诗学。作者在克利福德的观点上，即“天堂”是由博物馆长们、设计师们以及博物馆机构之间，而不一定是瓦基人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人工制品，借助巴尔特神话理论进而推断，一次展览就是一个神话结构，我们必须要对展览进行“更政治化”的解释。展览的政治意味着各博物馆让特定的文化可被看见，它们使这些文化受制于权力的审查。在该章的最后，作者展示了另一种景观，这种展览将人作为展品，作为凝视的对象，也就是说权力不仅把各种文化转化为物品，权力还使人类主体在展出中客观化。

斯图亚特•霍尔关注“定型化”的表征实践，他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大众文化和群众媒介中展示的种种形象，尤其是黑人形象。他认为这些形象通过显现差异来运作，这种差异是种族式的，即黑人是野蛮的、自然的，而白人是文明的、社会的。在这一种族化表征体系中，定型化使人简化为少量的、简单的、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被表征为似乎是由大自然决定的。事实上，定型化和之前我们谈及的展览一样也是一种福柯所谓的“权力/知识”游戏。意义绝不能被最终决定，各种新意义中将取代旧意义占具支配性的地位。随着反种族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的政治纲领的兴起，他们推出一大批逆向策略，试图介入表征过程进行移码实践：取出一个现存的意义并把它重新用于各种新的意义（例如“黑人漂亮”）。

肖恩•尼克松将表征、性特征与性别之间的联系、围绕男性特征的争论等各种问题放置于中心位置讨论。作者基于福柯话语秩序的论点反思“新男人”形象这一表征秩序，以及该形象背后的广告、男装零售和杂志出版的消费制度支持。

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将表征问题的关注点缩小到符号化实践中：批量生产的虚构作品、各种故事——小说、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她强调所有的社会实践——不论是阅读报纸杂志、参观博物馆，还是购买服装——都发生于表象之中，浸透着那些帮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谁——我们在文化上构成的身分——的意义和价值。

三、总结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霍尔对文化表征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借助符号学、话语途径分析表征背后的意义与权力问题，对文化表征理论做了巨大贡献。正如文化研究所明确的，任何表象的意义都不是真相，隐藏的意义才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本书后面几个主题均是以第一章的理论对表征实践的阐述，原理与应用的结合为我们看待社会中的各种表象提供示范。笔者十分同意霍尔说的任何意义都不是固定的这一观点，但是社会中的许多移码实践如若要试图去取代旧意义却实属困难。此外，是否会产生过度解读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