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进阶：评《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

贾佳

书名：《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

作者：赵毅衡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ISBN:978-7-301-29811-4

符号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产生之初，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符号学在中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发展起来。虽然起步较晚，却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速度，经过近40年的历程，中国也逐渐开始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之后，成为树立起符号学“中国学派”大旗的“第四大符号学王国”[1]，符号学在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必然离不开诸多中国符号学者的努力和贡献，赵毅衡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赵毅衡先生早年师从卞之琳攻读莎士比亚研究，然而对形式中的逻辑却十分感兴趣，因而投入到形式论的研究之中。至今，他已经在形式论的“巨流”中激流勇进了40余年，其成果也是璀璨。从早年的《文学符号学》（1990）开始，他就开始对符号学溢出语言文学范畴做出努力，尽管《文学符号学》主要立足于语言文学，但他已经开始将“文化”引入符号学领域，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符号活动的总集合。”[2]直到2011年《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出版，我们才开始更加清晰地了解文化符号学的整个脉络。此外，叙述学也是赵毅衡先生自始至终坚持的阵地，从《苦恼的叙述者》（1991）、《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4），到《广义叙述学》（2013），赵毅衡先生将西方的叙述学理论引介到中国，并结合中国文学传统，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创新。对于艺术，他应用符号学意识进行了思考，并对艺术领域中的诸多现象予以了相关分析和研究，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艺术形式与意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无论是符号学、叙述学还是艺术符号研究，正如赵毅衡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说，“这条形式论大河，实际上是围绕着意义问题延展的……这本文选是从我40年来的思考中抽取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到我的航线是沿着符号学，走向叙述学，走向艺术学。为什么能如此走？因为它们都是围绕着意义流淌。”[3]所以，尽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集合了近40年来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叙述学、艺术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选，但“意义”却是统领这三方面的出发点，毕竟，“符号学就是意义学”。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札记》中提出“各种意指一般区别只根据各种形式的区别而存在……一种意指总是与一种形式有关的”[4]，索绪尔将形式看作是意义的集合，而这点也是赵毅衡先生自始至终所追求的“形式论”。相比索绪尔，赵毅衡拓展了皮尔斯的符号体系，将对“意义”的思考则延伸到文化意识领域，扩大了意义的研究范围。

《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2019）（以下简称《文选》）系统地将意义适用的三个领域作为主要论述的方面：符号学、符号现象学；叙述学、叙述哲学；以及艺术学、艺术风格学。这三个领域看似个个独立，但都统一于意义理论的框架之中，整体论述都是从“重新定义概念”出发，到运用中的具体现象作结。整个《文选》涉猎三个领域，看似散乱，实则系统，深入浅出，理论功底扎实。

在第一部分“符号学、符号现象学”中，赵毅衡摒弃了传统符号定义的同义反复，重新给符号下了定义，明确提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5]。而早在1993年他就认为，“符号学”是“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关于符号学与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符号学内在研究方式使然。早期符号学研究大多是关于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所指”二分式，近年来对皮尔斯三元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则是对索绪尔二元符号体系的纠正，使得意义理论从语言学向更广大的文化和意义领域延展。赵毅衡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6]，“解释项”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符号学体系，更是对理解人类的意义活动提供了新的范式，所以要研究意义，则离不开对符号学的讨论，《文选》的这一部分即是对意义的生成和表现方式的探索。

为了更加系统地讨论意义理论，赵毅衡先生将符号学与现象学结合，提出了符号现象学理论。他认为，“现象学的关注中心是意识；符号学的关注中心是意义”[7]。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则主要集中于“现象是如何通过感知为意识所理解的”[8]，这一观点在他关于意义理论的著作《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而在《文选》中他重点将论述放在了意识的产生上，赵毅衡创造性地沿着皮尔斯符号学方向对意义形式进行思考，并与胡塞尔的意向性和直观形成意识进行联系，提出了 “形式直观”(formal intuition)的概念。他认为，形式直观这一意识过程是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它用以回答意识面对“事物”是如何变成意义对象，即意向性是如何将对象变为符号的。但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essential intuition）不同，赵毅衡并不认为“直观”能够延伸及事物的“本质”，意义的获得需要沿着“形式直观——认识记忆——理解筹划”这三个步骤来落实。其中，在形式直观阶段，事物与符号没有根本区别；在形式还原阶段，事物的诸多观相被悬搁（epoché）了，通过不断的意义积累、认识记忆，才能形成下一步的理解活动。由于意识的片面化感知，先验性的“共现”承担了意识对对象的“最低形式完整要求”。

此外，在第一部分中赵毅衡还提出了颠覆皮尔斯“像似性”为“第一性”的大胆假设。他分别从生物进化序列、儿童成长过程，以及指示词语的序列性等方面，给出了证明“或许‘指示性’才是符号第一性”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提出，主要立足于在皮尔斯的符号三分类中，指示符号与意义的邻接方式最为直接，而其他两类则是建立在意义积累和理解筹划的基础之上。

《文选》的第二部分关于“叙述学、叙述哲学”。由于当代的文化呈现出“严重的叙述转向”倾向，赵毅衡先生重新定义了“叙述”的概念，并提出最简叙述定义，即“有人物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9]。其中，“人物”的参与是区别叙述与陈述的关键。这一定义的确定，为广义叙述学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叙述学不应当仅仅停留于以小说为核心的体裁，叙述分析可以同符号学结合起来，打破叙述学的小说界限，为各种叙述研究寻找一个共通的理论基础，而这理论基础即是赵毅衡所提出的“广义叙述学”（general narratology）。

如果说广义叙述学的提出只是一个设想，那么《文选》中对诸多叙述体裁的详细分类则应证了叙述学广义化的可能性。第十章提出了叙述体裁的全域分类方案，分别按照叙述体裁“本体地位”的横轴展开，分为纪实型/虚构型；按照“媒介-时间”方向的纵轴展开，可分为过去时记录类诸体裁、进行时演示类诸体裁、过去进行时的记录演示类诸体裁、类演示类的心像诸体裁，以及独立于媒介的未来时（意动型）诸体裁。这一横一纵的两条轴线相互交叉，将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叙述体裁囊括在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第十一章中指出，叙述者作为叙述源头，永远处于“框架-人格”两相之间，而这两相之间的关系，则因不同的叙述体裁而有所区别。针对虚构叙述，赵毅衡先生引入“区隔”理论，分析了虚构叙述与纪实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一度区隔用媒介化把再现与经验分开，二度区隔把虚构叙述与纪实再现相区隔。”[10]虚构之所以被看作真实，是因为区隔被忽略了；而对于同一区隔内的叙述则永远是纪实。虚构叙述的“双区隔”原则为讨论“文本真相”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赵毅衡先生进一步说明了：叙述交流的可能性，恰恰是建立在文本内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文选》在第一部分中将主体的自我和身份问题延伸到文本身份，并讨论了普遍隐含作者问题，而隐含作者也是叙述学的核心概念。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道德价值上的出入，造成了不可靠叙述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这两个概念开始，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就成为叙述学研究者争相讨论的热点。作为一名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将“不可靠叙述”和“隐含作者”延伸到所有符号文本之中，认为这两者是所有符号文本无法避免的普遍问题，成为广义叙述学的重要论域范畴。

“广义叙述学”这一新的定义方式，是赵毅衡结合符号学理论的思考结果，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了“符号叙述学”（semionarratology）的设想，即“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的叙述学”，而这也是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早在1984年利科在《时间与叙述》中就专门讨论过普洛普、布瑞蒙、格雷马斯等关于“叙述符号学”的论述，恰特曼也明确提出“如果要解决叙述问题，必须进入符号学”。可见，叙述学与符号学结合的设想，是两个学科内在学理统一性的必然要求。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2013）把这一设想通过理论实践的方式呈现出来，将各种广义上的叙述体裁囊括进来。正如加拿大学者段炼所言，“作为一个具有全局视野的理论，广义叙述学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的后经典叙述学中脱颖而出。”[11]

“艺术学、艺术风格学”是《文选》论述的第三个重要部分。与前两个部分的行文思路一样，作为一位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首先从符号学角度重新定义了艺术的概念。尽管维特根斯坦等学者一度认为“艺术”不可定义，但随着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相关符号表意活动的重要部分，在当代社会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赵毅衡先生认为“定义本身是人类认知的必然过程”，是意识给认知归类的过程，而对“艺术定义存在与否”的讨论，恰恰证明了给艺术定义的必然性。他承认了程序主义在反本质立场上做出的努力，但否定了程序主义撇开功能主义的莽撞做法，并提出“藉形式达到超脱”的功能说才能够覆盖艺术全域。从而引出了符号学给艺术所下的定义：在组成文化的各种表意文本中，艺术是借形式使接收者从庸常达到超脱的符号文本品格。[12]

接下来，针对艺术中的几个重要现象，赵毅衡从符号学角度进行了相关思考。现代“先锋艺术”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艺术中的不协调因素越发成为艺术家和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赵毅衡先生从美术、舞蹈、音乐等诸多艺术门类中，总结出艺术与形式之间的微妙关系，艺术的不协调在于作品有意躲避程式形式的结果。在雅各布森“六主导因素论”中“诗性”理论的基础上，赵毅衡先生进一步论述了风格在艺术中的重要性，确定了“风格就是艺术”[13]的关键性结论。在他看来，风格与修辞不同，它是加之于核心文本之上的附加符码。于艺术而言，“风格是附加的，却是本质性存在：无风格不成艺术。”[14]赵毅衡的艺术风格论，从符号学理论上剖析了艺术存在的本质性特征，对解决艺术本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于当今时代呈现出的“泛艺术化”趋势，赵毅衡的思考具有理论理论适切性。他提出，“任何物或事物，都是意义‘三联体’，在物性-实用符号-艺术符号三者之间滑动。”[15]因此，他认为，社会中的“艺术化”是潜在的存在，“泛艺术化”就是艺术本态。从某种程度上，赵毅衡先生透过符号学视野，为当下受人批判的“泛艺术化”现状，进行了正名。

《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是“中国当代符号学名家学术文库”中首批出版的学者文集，足以可见总主编王铭玉开阔的符号学视野。赵毅衡先生将其40年间对符号的思考精华汇总在《文选》的21篇论文之中，其中不乏他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和《哲学符号学》中的经典论述。符号学的范畴不仅仅止于文化，更是延及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而人的存在恰好是意义式的存在，所以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如果说索绪尔的贡献在于，从语言学方法论角度将其对世界的看法进行关系化处理，皮尔斯的贡献在于将符号学溢出语言学领域，那么赵毅衡先生则从意义世界的角度，思考符号意指的诸多方式和形态。感谢赵毅衡先生40余年不离“形式论”的初衷，在吸收总结前人符号学理论基础之上，创造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学理模式，为相关学者进行进一步思考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

贾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符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