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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斌评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称谓并非新创,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一条路径,也是符号学在直面文化、政治、经济问题时必然形成的向度。之所以强调必然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了符号学式的思维。托马斯A. 西比奥克直呼卡尔·马克思为“隐藏身份的符号学家”[1],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交换、消费时,都将商品视为符号,并考察其中的意义。

陈文斌评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作者:陈文斌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185    2020-01-14 08:22:42

 欧洲声音与中国回响:评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陈文斌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称谓并非新创,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一条路径,也是符号学在直面文化、政治、经济问题时必然形成的向度。之所以强调必然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了符号学式的思维。托马斯A. 西比奥克直呼卡尔·马克思为“隐藏身份的符号学家”[1],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交换、消费时,都将商品视为符号,并考察其中的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也直接挑明了“商品即符号”的观点。马克思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2]商品作为符号,再现了劳动价值。“货币作为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做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3]货币作为一种元符号,则从诸多商品中抽离出来,成为了价值的表征。从商品到货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就是商品,符号学式的思考从最开始就已经展露在马克思主义中,并贯穿了其对于社会再生产、意识形态、异化等诸多问题的思考。由此可见,“马克思与符号学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支撑”[4],从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者和符号学者的共同努力,甚至有的时候,这两种身份是不可分割的。欧洲学派以团体的力量,已然做出了努力,并形成了卓越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推进,离不开欧洲学派已有成绩的参照,也正是在相互关照和学习中,才能够立足中国视角,形成国际性的响应与合作。

 

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两种向度

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同样也是符号关系,当然,也可以说,人本身就是符号动物。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中,符号成为分析文化、政治、经济领域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人与符号”关系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直面现实的首要工作。人如何制造并运用符号,符号如何反过来影响人,及其生活的意义世界,都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绕不开的话题。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是要一味拔高符号,也不是去宣扬符号中心论,而是力图以形式分析切入到意义层面,给予现实问题以理性解读,并强调人本身的地位,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主要由两种向度构成,即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思想,以及符号学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两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紧密关联,都离不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追溯,也离不开符号学的方法论指导。欧洲学派的成绩都可以纳入到这两种向度之中,并形成了欧洲特色。

其一,就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思想而言,欧洲学派不断地开掘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符号学思想,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依靠翻译、引述、阐释与改造。奥古斯托·庞奇奥“把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由德语翻译成意大利语,”[5]这一艰辛的工作不仅是回归符号的实用层面,更是对马克思深邃思想的全面了解。

同时,奥古斯托·庞奇奥用符号学发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语言”的讨论,突出语言交流并不是简单的意义传递,更需要我们考虑符号“背后的规约性、自觉性和意识性”[6],即交流过程中的社会背景和主体身份。这一点其实后来被福柯捕捉到,即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谁在说。不仅是庞奇奥本人在其作品中频频引述马克思的观点,欧洲学派的其他成员,如亚当·沙夫、杰夫·伯纳德、苏珊·佩特丽莉等,都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断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或印证自己的观点,或从符号学角度加以推进。

当然,在翻译和引述的过程中,免不了对某些特定概念的重新厘定。沙夫在《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一书中,就如何翻译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Wesen”这个德语概念进行讨论,且这一讨论卷入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等多个版本。这一讨论证明了翻译本身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典的概念厘定,牵扯出了发送者-符号文本-阐释者之间的复杂关联,当意图意义不可证实时,恰恰是阐释者在垄断符号意义的最终解读。

概念的讨论和阐释,不仅仅有文本层面的操作,还有研究文本之外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意图。例如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解读,可以导向不同的评价体系。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将意识形态归为了贬义的,需要警惕的范畴。而沙夫则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个狭窄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即,指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样就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排除到虚假意识之外,点亮了社会主义未来朝向的希望。

除了直接引述,欧洲学派的成员有意识地借鉴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以符号学思想加以契合,对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进行解读。例如亚当·沙夫所提出的“符号拜物教”,就是借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按照沙夫的说法,“符号拜物教将语言和情境的关系简化为符号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简化为符号与对象之间、符号与思想之间、符号与对象和思想之间的关系。”[7]沙夫推进了马克思对于商品的分析,将研究对象从经济关系延展到符号关系,将意义的解读拉回到了社会-历史维度,突出了语言的生产,而不局限于语言的使用。换言之,我们所熟悉的符号意义并非生来如此,它们是人类制造的产物,我们不能执迷于语言的表象,而应该探究语言之所以如此的历史进程和社会语境。我们对于物的崇拜,也就是对人类生产对象的崇拜,形成了各种拜物教,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符号的崇拜颠倒了人与符号的关系,明确符号拜物教的现实,才有可能摆脱符号控制。

其二,就符号学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欧洲学派一方面论证其内部成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些人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例如亚当·沙夫“从1931年起直到1989年解散为止,他一直是波兰共产党党员,而且从1955年到1968年,他一直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8]其中也有后来被验证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如奥古斯托·庞奇奥在《对等价交换符号学的批判》一文中,对罗西·兰迪《关于唯物主义符号学宣言的若干想法》一文的核心论点进行逐条分析,论证:“他(罗西·兰迪)的符号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基础之上的。”[9]通过明确内部思想的构成,欧洲学派的成员都被纳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断发掘欧洲学派之外的符号学家,揭示其中潜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有沃罗希洛夫、巴赫金、维特根斯坦、克里斯蒂娃等人。作为欧洲学派的中心人物,奥古斯托·庞奇奥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联系学派中的其他成员,通过学术会议,出版刊物等合作方式强化了学派的整体性。另外,对于过世的符号学家,他致力于翻译工作去回溯他们的工作和成绩,强调欧洲学派成员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将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并向深度拓展。

正是在第二个向度中,这一批符号学家有“隐藏身份”的,也有明确表露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者就是我们当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他们能够在两个向度中同时展开工作。既有能力回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掌握着着符号学的方法论,在实际的问题分析中,可以依托于两者的融合与互助,将社会问题的分析带入到新的高度。他们既能够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且不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又能够直面当代的文化、政治、经济现实,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实践性,从而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二、欧洲学派的批判与建构

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意味着批判本身并不是简单地指摘问题,而是将建设性维度内含在批判之中,能够在直陈问题的同时,对下一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与一味的批判不同,建设性意味着一种迈向实践的尝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正是在从事着建设性的工作。

建设有着破与立的两面性,破意味着批判,只有揭露出问题,才能让人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继而再在立的过程中,实现现状的改善,从而带动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智识的增长。欧洲学派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触及商品、社会再生产、意识形态、异化等问题,并将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纳入到符号学方法论的框架中,激活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再反思。

以商品而论,罗西·兰迪将“商品解释为信息,将信息解释为商品。”[10]商品从经济领域挣脱出来,奥古斯托·庞奇奥接续这个论点继续生发,“商品之所以为商品,不是在产品被生产和在其使用价值中被消费之时,而是在其被生产和作为交换价值,即当作为信息被消费之时。所有这一切使得经济学变成了符号学的一个分支。”[11]在马克思那里,商品还是凝结着劳动的产物,到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里,经济学被纳入符号学视域,商品的价值在于可以被消费的意义。也正是这种角度,商品的物性和符号性得到彰显,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等也正是在商品符号性这个角度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但他们过度地强调了符号性,而忽视了商品本身的物性,这是有失偏颇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同时看到两者,将物性和符号性同时纳入商品的本质中。

因此,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在强调商品作为符号时,并没有站在单维的批判层面,而是客观理性地陈述其符号价值,并将符号价值确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石上。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还是坚守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鲍德里亚则借由符号批判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

商品并不是静止的,它存在于生产,交换与消费的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商品的再生产扩大了市场的规模,增加了资本家所获取的利润。同时,资本也需要流通,只有在流通中才能有生命力,从而最终实现资本的积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再生产,这种纯经济领域的探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此基础上拓宽了再生产的范围,“社会再生产也必然是所有符号系统的再生产,”[12]语言文字可以再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也可以再生产,人类创造的一切符号都可以再生产,这就是意义世界运转的动力根源。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有着符号系统这个“第三项”,符号系统的引入不仅是三分法的理论操作,更可以丰富原有的二元结构,将内部的神秘因素赋予结构性的解读,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去魅功能。

就意识形态而论,更离不开符号。巴赫金说:“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13]罗西·兰迪则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合成产物,”[14]这就将问题深化了,奥古斯托·庞奇奥说:“意识形态符号本身是矛盾的,它是含混的,是多声部的。”[15]也就是说,符号中承载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的确,巴赫金的论点并没有错,但是将问题笼统化了。欧洲学派的学者们试图将意识形态问题更加明晰化,剥离出其中的复杂构成,最终验证杰夫·伯纳德所总结的:“符号不能被简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能被简化为符号。”[16]正是通过对符号意义的多样化分析,我们才能够看清意识形态的复杂构成,而不止步于单一结论。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亚当·沙夫从生成、结构、功能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定义,并指明三者之间不可混淆,也正是因为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方面谈论同一对象,使得整个争论趋于复杂。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而只是一种功能描述,并且这种功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就本质而言,意识形态可以生成于不同的社会,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虚假的。这种逻辑划分,更为清晰地解读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就异化而言,马克思用“颠倒”这一概念描述了异化的情景。明明是人类创造的物却反过来成为人的主宰,不论是商品拜物教,还是符号拜物教,都是人的地位被颠倒。回到当代语境,媒体制造的新闻主导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货币不过是价值的表征却让所有人匍匐在它的脚下,人的主体性被弱化,对于异化的批判之声从未断绝,但是异化的现实却并未扭转。

苏珊·佩特丽莉提出:“我们要想克服社会和语言异化,摆脱非人化过程,就要建立一个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17]这样一种批判理论的建构是困难的,从欧洲学派已有的成果来看,最先发挥作用的是对于现实的理性审思。这种理性的启迪不再妖魔化意识形态,而是将异化的状况放置在具体语境中,放置在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比如亚当·沙夫提出的话语套路,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语言中必然有意识形态,但是我们无法逃遁,因为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了意义。但需要清醒对待的是,我们所接受的语言必然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身处其中,不得不“接受了携带特定倾向、行为模式和反应的话语套路。”[18]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理性省思,我们能够站在元语言的层次去面对当前的现实,从中看出符号中的意识形态性,再进行自由选择。对于现实的批判,最终成为了每一个个体的事情,反控制和反压迫的力量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国家的使命,实际上,所有人都在接受着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意义,传承着这个语境教会我们的话语套路,但是主体性并非始终被动,我们应该通过理智审思后的自由选择,决定我们社会的未来朝向。

当然,立足于现实,我们已经可以模糊地看到未来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削弱了劳动力对人口数量的依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工作岗位,社会进步的同时酝酿了新的社会矛盾。亚当·沙夫指出:“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由于自动化和机器人化,工作(在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将会终结,进一步的后果是,不仅工人阶级会消失,资本家也会消失。”[19]一旦语言成真,劳动对人的异化也应该消灭,资本的发展最终促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这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20]这可以算是欧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当代回应。

欧洲学派的成员在理论建构的同时始终有着现实的责任担当。“如何改革,不能基于抽象理论来选择,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21]但如果只是推诿为变革,就无法体现建设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离不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也需要我们回到当下语境。资本主义自身也在不断调整,社会问题的爆发与解决形成了新的模式,随着条件的改变,未来朝向的可能性也更趋复杂,“沙夫拒绝承认暴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概念是一件事,如何实现它则是另一回事。”[22]欧洲学派的理论构建,就是在勾勒如何揭露并改善现状,进而塑造未来的可能性。基于以上现实,赵毅衡也指出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需要回到经济基础,回到商品分析,回到社会关系,回到未来朝向,这“四个回到”是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面对的根本问题的回应。

 

三、欧洲声音与中国回响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或者团体,按照苏珊·佩特丽莉的说法,其成员是“以观念的名义形成的学派”[23],他们居住和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却经由观念的交流和触碰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包括亚当·沙夫、罗西·兰迪、杰夫·伯纳德、奥古斯托·庞奇奥、苏珊·佩特丽莉在内的学派成员,共享了同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中参与协作各种项目和会议,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学术观点中融入他人的见解,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则是这个圈子的核心阵地。

当年的法兰克福学派,凭借着几个人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号角。如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则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展开了对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问题的批判。这股声音不仅在欧洲传播,更重要的是,经由中国学界的努力已然传播至本土。《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派》的出版,收录了欧洲学派代表人物的重要篇章,并囊括彼此之间的互相阐释。从这本书中,我们了解了欧洲学派的构成及内部关系,体会到欧洲学派发展的艰辛与不易,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欧洲学派有了自己的理论阵地,书写了具备广泛影响力的著作,各自的观点也能够经由学派成员努力,得以系统地传播。

欧洲学派的声音需要其他国家的回应,作为符号学研究的大国,中国学界理应直面这个紧迫的需求,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推到新的台阶,这既是中国符号学研究开辟新向度的紧迫要求,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需要面对各种声音的挑战,同样也需要支持的呐喊和回应。“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系列丛书”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去借鉴和学习国外经验,我们需要批判性地汲取其中的思想。这些观点的引入不仅为我们打开了看欧洲的眼睛,更重要的目的是希冀中国的符号学者能够对此作出回应。

文章的翻译只是工作的开始,以《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为代表的文选,勾勒了一部更为宏阔的符号学研究蓝图。中外观点的交融与碰撞才能激起新的感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应该局限于内部的反思,中国的符号学者同样需要让欧洲听到中国的声音。因此,这一系列书籍的出版,首先传递了外面的声音,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分析,必然需要汇入到这股声浪中,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发展,既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指导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下重视符号学思想,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中国回响。

 

 

作者简介:陈文斌,男,江苏溧阳人,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联系方式:18382285640,邮箱:819235619@qq.com



[1] 胡易容,陈文斌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4] 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5]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6]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页。

[7]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8]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9]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10]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11]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12]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1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钱中文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1页。

[14]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页。

[15]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页。

[16]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页。

[17]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18]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19]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国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

[21]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22]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23]张碧,唐小林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