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评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  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

张雪

书籍简介

作者：[美]皮尔斯

译者：赵星植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2

ISBN：9787561481349

我与皮尔斯的相识，得益于赵毅衡教授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赵毅衡教授在书中认为“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赵毅衡教授也在《皮尔斯：论符号  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的序言中发出了“回到皮尔斯”的呼吁：“依然坚持索绪尔-巴尔特体系，已经严重妨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回到皮尔斯，是为了走向符号学运动更加广阔的前景。”也许，正是因为皮尔斯的“三分方式”，使符号学进入了更为宽广的境界。因此，我对皮尔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三元思想不断吸引着我，于是我开始阅读赵星植所译的《皮尔斯：论符号  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

皮尔斯是一个把三元思想进行到底的人。赵星植所译的这本书，皮尔斯的符号学手稿与李斯卡的皮尔斯符号学导论各占一半篇幅，后者是对前者的理论解读，本文便主要阐述前者。首先，皮尔斯定义的符号学，不是局限于符号与其解释项的表意学，也不仅仅是研究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学，而是“对所有符号均遵循之基本条件的分析研究”，囊括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解释项的提出，使皮尔斯符号学超越了索绪尔的二元思想，强调符号对心灵的作用，这使符号获得无限衍义的广阔空间。其次，皮尔斯将符号学的门类进行了三分，即思辨语法学、逻辑学、思辨修辞学，分别探讨符号如何体现意义、符号如何适用于对象、符号如何产生解释项。再次，符号研究的现象学基础也被皮尔斯分为三种模式或范畴，他称之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分别强调现象的品质、现象与对象的关系、未来事件的一般规则，分别对应品质、事实、思想三类范畴，第三性需要某种心灵的参与，是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媒介或纽带，正是由于第三性，符号及符号学具有了无限生长的可能。最重要的是，皮尔斯详细阐述了符号的三分构造，即符号或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他认为“符号与其对象、解释项之间存在着一种三元关系”，符号或再现体是这三元关系的主体，对象是第二位，解释项是第三位；符号可以在接收者心中创造出一个相等的甚至更为发展的符号，它所创造的这个新的符号便是解释项，而这个新的符号又能够产生更新的解释项，如此绵延以至无穷。最后，根据符号与其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皮尔斯对符号进行了三个三分法分类，第一种是质符、单符、型符，第二种是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第三种是呈符、申符、论符，并进一步阐述了各三分法内的三种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三个三分法里九种符号之间的关系。

通过三分方式和三元思想，皮尔斯将符号及符号学阐述得十分立体而全面，同时也因为三元中的每一元又能作为另一个三元关系中的一元，皮尔斯基于三元思想的符号学便获得了向无限广阔空间敞开的丰富性。这与艺术家们追求意图不定点、表意模糊、意蕴深远的艺术境界相吻合，于是，皮尔斯的符号学又启发我重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先锋性、实验性的作品。

近三四十年以来，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中国当代文人不断呼吁，在众多符号中认识自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极具形式创新的一批文学作品，以异军突起的方式迅速占领中国文坛，这些极具先锋性、实验性的作品无不指向对自我的探求，体现中国文人对“自我”的觉醒。创作实践上，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以新奇的叙述技巧来体现自我个体生命的生存方式与困境。在奥尼尔的“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之后，开辟出“人与自我”的第五维度。对自我的追寻本就是一个对符号意义的追问过程。正如苏珊·朗格所言：“没有符号，人就不能思维，就只能是一个动物，因此符号是人的本质……符号创造了原理感觉的人的世界。”因此，坚持符号学视角，无疑抓住了研究人类本质、认知自我的根本。

就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高行健来说，他便是与皮尔斯一样具有三元思想，以极具先锋性、实验性的创作手法，赋予读者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像皮尔斯强调解释项一样强调作品赋予读者的心灵感悟能力，使作品具有普遍价值。就符号的定义而言，皮尔斯认为，“符号就是把某物从心灵之外传达到心灵之中的一个载体”，注重符号对心灵的影响作用，而高行健同样追求文学作品能够提供读者一种直觉和悟性。粗略地说，符号学研究的是意义，而这意义正是由心灵的东西所激发的，高行健便以汉语的丰富机智，在创作中强调“让观众自己照亮自己”的“洞察力”，“提供某种感知的方式……让直觉和悟性得以透视人灵魂中的幽冥之处”，文学作品的意义源自于对人们心灵悟性、洞察力的激发。

高行健与皮尔斯一样，都强调“解释项”的无限衍义。就符号的品质而言，皮尔斯认为，感觉是一种不认知或不分析的单一意识，每当它变得十分突出时，品质的概念便产生了，感觉构成了认知的经纬，符号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释项；高行健同样在创作中注重对感觉的唤起与追踪，他由此提出了“语言流”的写法，以保持感觉的自由流动，不对感觉作任何描绘或分析，一任感觉唤起读者的无限认知和感悟，正如一个符号所产生的无限解释项，强调的是一种直接意识或直接经验。就指示符来说，皮尔斯认为“这”和“那”等指示代词都是指示符号，“因为它们提醒听者运用自己的观察能力，由此听者的心灵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实在的联系”；高行健在文学创作往往也用这类指示代词传达意蕴无穷的旨意，如他《灵山》这部小说的第七十六章，“他”向一位老者询问灵山所在，老者说“河那边”，“他”正是从河那边来的，“我已经……到河这边来了，您说的河那边是不是应该算河这边呢！”但老者坚持说灵山在“河那边”， 由此，读者不得不运用自己的“观察能力”去思考“这”“那”究竟指哪边，灵山终究何处？ 在全书最后一章中，高行健写道：“窗外的雪地里我见到一只很小很小的青蛙，眨巴一只眼睛，另一只眼圆睁睁，一动不动，直望着我。我知道这就是上帝。他就这样显示在我面前，只看我是不是领悟。”灵山其实也正如这只青蛙，不在“河那边”也不在“河这边”，灵山一直显示在你面前，只看你是不是领悟——灵山便是“这”“那”指示符的所指对象，结合全书来看，灵山暗指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那个自我，勿向外求，应向内求，其意义直指读者心灵感悟能力，使读者的心灵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实在的联系，启发读者无限接近真实的自我。

高行健与皮尔斯的思想相契合，我认为并非是受皮尔斯的影响，而是基于二者共有的三元思想。皮尔斯的三元思想体现在他的符号学理论中，高行健的三元思想则体现在他所看重和利用的汉语思维中。高行健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讲究精神与悟性……用汉语思维很容易越过界定、分析、演绎与推理，直达判断与结论。”汉语思维强调超越所指和能指的具体形态，以一种悟性进入对事物的综合理解，正如皮尔斯所提出的事物的第三性、现象范畴的第三位、符号的解释项，是一种“使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识，是一种综合的意识”，这种“综合的意识”正如汉语思维一样，将使人们获得对事物的新的理解。在这一点上，皮尔斯所提出的“试推法”也源自于如此的三元思想，强调最终提出一种新的概念或假设，正如一个符号的解释项便是一个新的符号。这种对第三性/解释项的重视，也深植于受汉语思维影响的中国文化中，如墨子提出的“名-实-举”中的“举”，刘勰的“辞-事-情”中的“情”，陆机的“文-物-意”中的“意”，陆贽的“言-事-心”中的“心”，都强调对符号载体和指称对象的超越性阐释。汉语思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状态，符号接收者对外在客体和内在自我的感悟。在高行健的中文创作中，意图定点不分明，语言没有明确所指，各所指之间区隔模糊，“意义”的建构与阐释的关联，来自于这“意义”的生成场域——注重综合感悟的汉语思维。他尽量减少对具体对象的指称，重视“提示”，专注于解释项，很少描绘出所指的具体形态（形似），而注重使语言越过具体指称而能够唤起接收者的丰富联想（神似），高行健称之为“艺术的抽象”。

在符号化的当今社会，自我被各种符号表意身份所分裂，而身份却又依附于自我，那么要如何证实自我的存在？如何进一步接近自我的真相？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通过对自我的感知来确证自我，靠自我感知来构建自我。他的创作强调一种旁观而冷静的观省与反思姿态，反思过程便是矫正自我错误的过程。这与皮尔斯所提出的“试推法”相吻合，在无限意义上以某种方式接近自我的真相。对自我的确证，便是通过不断纠错来接近自我，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反思意识。高行健的创作始终提示人们，在自我中反思自我，作品所呈现的多重对话与反诘，为人们提供一种照见自我的方式。

皮尔斯的符号学，让我们能够如此深刻认识到极具先锋性、实验性的中国当代文学探求自我的多种途径，启发我们在“符号化时代”中，避开自我迷失或自我膨胀的漩涡，无限接近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