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媒介与叙事的关系：一个叙事双层论的观点

—李兴评张新军等译《跨媒介叙事》

跨学科与跨媒介无疑是叙事学理论前行的两大路标。在叙事转向的大学科背景之下，叙事学学界有两个焦点逐渐浮出水面：一是建构跨学科与跨媒介的广义叙事学，二是建构基于特定媒介的类型叙事学。前者学者赵毅衡在该方面方面已有建树，已然建筑起一门关于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大厦。张新军所翻译的《跨媒介叙事》一书是由美国独立学者玛丽-劳尔·瑞安（Mario-Laure Ryan)所编著的论文集，该书探讨的便是媒介的内在属性如何塑造叙事的形式并影响叙事体验，亦是对后者的回应。然而不同于新闻传播学的媒介研究，符号学叙事学视阈下，媒介是指符号表意时的载体或异物质载体，换言之媒介可以归纳为载体，但是当表意存在时空表意距离时就媒介不再是符号载体，而是需要异物质的“载体”以传递符号载体。

叙事作为符号再现的类型，是人本性冲动的产物。在此冲动下个体组织实践经验，建立起成连接客观与自我的桥梁。如果没有叙事，人类就无法对经验做贯通式的理解，经验散落成为碎片既无法存储也无法传达，人的存在最终落入虚无。跨媒介叙事研究建立在媒介影响叙事的底层逻辑之上，形式也好，体验也罢，这或许是跨媒介何以可能的根本。这其中隐喻着叙事从根本上依赖于媒介，或许这个主张过于决断，但可以说叙事不是独立于媒介的。因此探讨媒介与叙事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论：叙事独立于媒介

主张叙事是独立于媒介这一观点的学者，保留着一种前结构主义的愿望，坚持认为流动的叙事中有不变的本质。任何一种叙事可以从一个媒介中转移到另外的媒介之中，而不失去其基本属性：神话的叙事可以搬上芭蕾舞台，小说的题材可以服务于电影荧幕的叙事，也可以用言辞将电影复述给从未看过的人。或许什洛米斯·里蒙-凯南的观点，便是对以观点的总结：故事（叙事）被刻画成为一系列事件，文本被刻画成为读事件进行讲述的一种口头或书面话语。叙事作为一种独立的媒介的心理建构，构成了被述事件以及事件的参与者，而被述事件就是从他们的文本中处置提炼出来，并以自然时序进行重构的。期间不变的本质便是被提炼和建构的“被述事件”，按照他们的主张，不变的本质就是叙事分层中的“底本”。

底本/述本是赵毅衡对前人所提概念的再厘清。该概念原型最早由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以探讨叙事中的分层问题，但经由不同人的化用，偶有出现混用的窘况。“述本就是叙事文本的简称；底本并非文本之底，而是叙事之本，理应被理解为述本成型之前的叙事形态。”赵毅衡提出从符号叙述学的观点来讨论，将底本视作叙事的聚合关系，是在述本形成过程中在聚合轴上显露的操作痕迹，包括一切入选或者不入选组合文本的内容材料或者形式材料，在这个意义上底本就是一个潜隐藏的结构。因此叙事是独立于媒介的这一主张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便是以底本为主，认为底本在叙事分层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具象结构的文本或述本未被纳入到研究行列，更不会关注承载文本的媒介。这也是他们用于解释为什么灰姑娘的诸多版本：中国连环画版的灰姑娘拥有完满的结局，而北欧流行的影版灰姑娘结局却过于血腥。然而不管其中变异有多么庞大，它们也确切拥有一个统称：灰姑娘模式。

反论：叙事从根本上依存于媒介

对于认为叙事是从根本上依存于媒介的人而言，叙事的符号形态，即叙事得以实现的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文本（述本）与故事（底本）的关系。的确针对某些意义，视觉或音乐能够表达得更为透彻，且这些意义不能说与叙述体验无关。对于同一个故事，言语的演示叙事相对短暂，更强调即时的反馈和互动；书面的记录叙事，抵抗时间的流变方面却表现得相对出色。对于讴歌英雄的《奥德赛》史诗而言，舞蹈和纯粹的音乐片段相比，前者更能体现出身体运动序列和事件序列之间的像似性。这些都说明了，不同的叙事版本之间各有千秋，然而当变异的程度实在过大时，就会脱离原来的故事，形成新的叙述。

不同的媒介当中，叙事行为片段因为媒介特性的卷入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演示叙事中加入了即兴的成分，通过叙事者与接受者共同展示-以及创造的方式。叙事作为互动的结果，也就必然开启了互动本身，其中必然特例化。因此，重述产生的并非是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而是不同语境下的叙事。然而从实际上来说，讨论的重心就是关于述本的问题。美国女批评家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曾系统地批评过双层理论，她认为没有一个叙事是其他叙事的“根本性基础”。每个述本都是独立的、平行的，即使存在相似的情节，也只能将其视为一连串或许相关的叙事，没有任何叙事能够独立于场合的需要，这个“场合”偏指的便是媒介。理查森和申丹认为底本是读者从述本中建构出来的，当述本过于混乱就出现了“述乱无底”或者“述乱即底”。总言之，叙事依赖媒介从本质上是将关注的重点对标叙事分层中的述本。

否定合论：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是视角偏倚的问题

论辩的主张难以一较高下，于是便有学者拟采用一个合论：叙事的媒介依存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这样的一个合论认为，或许我们应该转变思路：从“非此即彼”的限制性定义转向“或多或少”的程度性定义。然而这样的一个程度问题，或者存在着一种折衷主义诡辩手法的嫌疑。其中谈及到的程度问题，究竟是针对同一叙事的媒介依存程度，还是不同叙事之间各自具有的偏向，实际上是没有言明的。倘若是前者，反例就是心像，此类“类演示叙事”依存心象媒介是其立身的逻辑前设，如果转化了媒介就不再成为类演示叙事，无法讨论程度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既然比照的对象都是不同的叙事体裁，程度问题也就更无法提及。或许最终只能说关于媒介与叙事的问题，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是一个偏倚问题，是不同的阐释者对底本和述本的关照程度的不同产生的结果，也是叙事体裁自身张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