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有温度的中国叙事学

——读王瑛《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

刘思薇

一

中国的叙事传统源远流长，但中国学者将叙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研究却是相当晚近且深受西方影响的事。作为学科的叙事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引入中国，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与理论支撑，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诞生了丰硕的叙事学研究成果。但无论是经典叙事学理论还是后经典叙事学理论，都是以西方文学实践为基础构建出的理论范式，在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时，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来自西方的理论知识，只有经历过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才能更好地诠释中国悠久且丰富的叙事传统。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学者们自发、自觉地投入到叙事学本土化的事业中，并在自身研究领域为建构中国叙事学贡献良多。叙事学被引入中国的四十多年间，学者们各自选取自身感兴趣的部分进行研究，从最初对西方叙事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到理论的运用与实践，再到本土叙事理论的摸索、创新与突破，中国叙事学研究硕果累累。学者们在中国叙事学的构想与努力，多呈“遍地开花”的松散状态，缺乏系统的归纳。并且正如龙迪勇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一书的序言所言，“尽管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毋庸置疑，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对这一进程本身的研究却几近阙如”。[1]王瑛教授所著的《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一书，以1979年至2015年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为对象，考察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将看似散漫、各自为营的叙事学研究设想、成果归于中国叙事学这一有机整体之中，勾勒出了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清晰轨迹。作为中国研究叙事学本土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填补了学术空白，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二

《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全书共有绪论、正文六章及结语。

绪论提出问题。自叙事学进入中国，无论是理论层面的“对西方叙事学的译介、理论介绍、范畴辨析、方法论建构、本土化途径和思路以及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学”，[2]还是实践层面的运用叙事学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国内叙事学本土化进程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虽叙事学本土化还未最终完成，但这些成就足以表明叙事学本土化是能够完成、并且正在积极进行的具有无限价值的事业。全书采用细读法、历史研究、整体考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的方法，紧扣四个问题，勾勒叙事学本土化进程，观察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与出现问题，以推进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正文围绕四个问题展开。1.何为叙事学本土化？中国叙事学本土化之路如何？2.叙事学研究在中国有何特色？3.叙事学本土化进程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叙事学本土化进程是否可以有一个可以描述的相对清晰的时间表？4.叙事学本土化对叙事学学科以及当代文艺批评实践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有和价值和意义？正文的六个章节即可视作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全书内容在“同”的比较基础上，主要以“异”为主，即探讨我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的差异，展现我国叙事学的特点。

第一章厘清概念与探究叙事学本土化动力元。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先明确叙事学本土化的概念。中国学界对“中国叙事学”有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必须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二是认为建立中国叙事学为时尚早；三是认为叙事学是世界通用之学，没有国界之分。同时，学界对于“叙事”、“叙述”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随意、混淆。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发展也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在中国与西方的范畴内发展叙事学，二是在叙事学的范畴下展开中国的研究。前者强调“异”，要求建立与西方叙事学全然不同的中国叙事学；后者强调“同”，认为中西叙事学并不存在绝对的差异，二者都处于同一学术框架下。王瑛认为，据几十年间中国学界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与现当代文学的实践来看，中西叙事学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她更认同第二种发展路径。同时，她也认可第一种发展路径对“异”的发现。作者指出，第一种发展路径指向的是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即基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与中国文学实践上的、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叙事学研究；第二种发展路径指向的是广义的中国叙事学，即中国学者展开的所有叙事学研究。而狭义的中国叙事学是广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分支与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叙事学的本土化是指广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发展，而其中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狭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发展是叙事学本土化的重要内容。在厘清叙事学本土化概念后，作者进一步探求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她指出，叙事学本土化存在着内、外两种动因，外部动因是中西比较意识，内部动因则是学者们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内、外动力元同时作用于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作者探求动力元的结论佐证了绪论中对叙事学本土化的预判——叙事学本土化虽还处于未完成态，但正在积极形成的过程之中，且必将能实现。

第二、三章聚焦于中国叙事学研究发展的第二条路径的成果，即在叙事学范畴下展开中国研究的成果。第二章以申丹提出的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的叙事学研究新方向、谭君强提出的审美文学叙事学与比较叙事学的叙事学研究新方向、龙迪勇提出的空间叙事学、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跨媒介叙事学为例，考察了近四十年来在中国提出的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在肯定这些新方向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薄弱与不足。第三章则关注中国在叙事学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介绍了赵毅衡提出的形式文化论的批评方法、申丹提出的整体细读法，强调了方法论建构的重要性，同时反思了我国叙事学研究者在方法论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近四十年间，中国叙事学研究成果繁硕。作者采用整体细读的方法，将诸项成果总括于“在叙事学的范畴下中国学者展开的叙事学研究成果”这一大框架下，视之为有机整体；同时细读各学者的叙事学理论著作，详细介绍各叙事学新研究方向与方法论的理论创新、意义与不足。源起西方的叙事学在中国的新环境中寻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这是叙事学本土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学者结合自身研究兴趣提出的叙事学研究新方向，是对中国话语的构建；方法论层面的突破，则是叙事学本土化得以充分实现的保证。同时，王瑛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正蓬勃进行的理论与方法论创新存在的问题，即已经提出的叙事学研究的新方向始终处于“提出”的状态，除提出者本人外，并无太多应和者推动新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更遑论发展成为叙事学下的新学科；除此之外，新方向与方法论的结合还有待完善。这既是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切实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推动叙事学本土前进的方向。

第四章转向了中国叙事学发展的第一条途径，即狭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发展。这章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探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进程。傅修延的研究明确确立了我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并且指出中华民族特有的“二合思维”影响了中国的叙事文本，使之呈现二合性的特征。先秦开启的叙事进程，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史传叙事、诗骚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作者着重讨论了意识形态对叙事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高小康的研究，即意识形态内化为叙事艺术中的世界图景，以此影响具体文本的叙事特征、作为潜在结构影响叙事风格；蒋述卓的研究，即佛教影响了志怪小说的故事形式、开拓了艺术想象领域，同时佛教也对我国古典文艺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开勇的研究，即宋元俗文学叙事在语言、素材借鉴佛教叙事，在叙事结构上也受到了佛教叙事的影响。第二，整体描述中国古代叙事思想。赵炎秋主编的丛书“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第一次全面描述了我国古代叙事思想，其研究体现了其理论自觉意识、叙事研究的整体观、对社会肌理的洞悉以及鲜明的中西比较视野。第三，讨论民族经验与狭义中国叙事的关系。作者再申叙事学本土化之概念，强调本土化包含着对西方叙事学和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双重凝视与反思，要建立本土的叙事理论必须根植于民族经验，而这需要多代人的努力。

第五章主要研究现代汉语的叙事经验。现代汉语叙事经验是建构中国叙事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叙事学进入中国，无疑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实践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相较叙事学理论研究而言，现代汉语叙事经验却并未获得学界足够的重视。王瑛选取了现代汉语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为切入点，试图探讨叙事学经验与实践对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影响。作者以叙事性作为考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角度，发掘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想的四个具体表现，指出其中“叙意识”的觉醒与直觉为中国叙事学建构提供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诗学经验。作者在本章第二节选取了“叙意识”最强烈的先锋小说，从时间、人物、语言和叙述者的角度，考察先锋小说的叙事性；并选取先锋小说中的集大成者《花腔》，着重讨论叙述者的叙事表现。在本章末，王瑛并没有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实践为其诗学构建提供了哪些经验下结论，而是将这作为一个问题抛出，期待后来者能进行更多的思考。

第六章，作者考察了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对中国叙事学的初步构想。她肯定了杨义在结构篇、意象篇与评点家篇的创见，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关于叙事主体层次不分、忽视空间叙事、视角理论上存在错误的缺憾。王瑛认为，与西方叙事文本几乎可以等同于时间的艺术的情况不同，空间叙事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具有普遍性，我国传统叙事逻辑中存在鲜明的空间特性。作者认为，或许可以从空间逻辑中寻找到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基点，构建具有民族个性的叙事诗学。

三

该书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方法论、对人的重视层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本书对理论史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细读法。细读法本是新批评创造的一种文本批评方式，主要针对文学文本，要求以文本为中心，用语义分析的方式解读文学文本。王瑛将对文学文本的细致分析的研究范式，用以分析理论文章与著作。她认为，理论文章不只是研究结论，其间也凝结着作者的心血与感情、体现作者的精神风貌，理论文章值得细细品读。同时，也只有在细读之后，才能把握与评价学者的学术论证与结论。

《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一书勾勒近四十年间中国叙事学研究的进程，是学术专题性的总结性研究，涉及到为叙事学研究作史。王瑛采用的细读的研究方法为其理论史的梳理提供了操作性以及可信性。其对理论著作的作者倾注于书中的心血与精神气质的关注，则体现了本书另一特点及积极意义，即对人的重视。

在介绍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事学的概念时，王瑛认为，广义叙事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叙事学研究的中心从文本转向了“人”，并且不厌其烦地将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对于“人”的强调都摘录下来。这都表明作者认同赵毅衡对“人”的重视与强调，她认为广义叙事学揭示了重大而又常被忽略的点，即叙事学是人学。

除了对叙事学本身的认识体现作者对人的重视之外，王瑛对叙事学本土化过程中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强调也体现了其对人的重视。她认为，要提出叙事学学科的新方向，最终都落实到具体研究者的个人身上，这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提出了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还必须重视个人的研究经验与视野以及创新意识。

而在王瑛对先锋小说叙事性的探究过程中，更是将其对人的关怀与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王瑛并不认同现有对先锋小说的“共识”，她不认为先锋小说的形式革新消解了其意义与关怀，使其远离读者。相反，她认为，在先锋小说绚烂的叙事技巧下，蕴含的是对人的关怀。她指出，先锋小说的技术革新源于对“假大空”文艺的厌弃，先锋小说重视人的感性经验、肯定人性与人的价值。她对先锋小说的人文精神持赞赏、肯定的态度，这无疑是她重视、关怀人的佐证。

叙事学并非枯燥而绝对理性的理论，它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它重视人的价值、关怀人的境遇、指导人的生活，有情怀、有温度。而在叙事学本土化过程中，研究者个人的努力更是增添其温暖。推动叙事学本土化的，既有研究者对于近代学界“失语症”的不甘、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自信，也是其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勤勉辛劳。

关注叙事学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向度，建构有温度的叙事学，无疑是《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