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丽评韩蕾《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巴尔特与中国

翁丽

正如作者在导论部分叙述的那样，《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这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由于巴尔特本人并没有系统界定何为“话语符号学”，于是在理论建构部分，作者全面考察了巴尔特在符号学领域的论述，并尝试建立一套关于“话语符号学”的理论体系；文本实践部分则本着科学实验的精神，在文本实验中测试该理论系统的解释能力及其解释界限。全书通过前文导论及主体共四章的论述，在结论部分界定了“话语符号学”：在“sémiologie”脉下的符号学，已经在以语言系统语言学为基本模型的符意意指性研究之外，扩展出了以话语语言学为基本模型的语义意指性研究和交流符号学研究。同时还回答了为何要研究巴尔特并非其他人的话语符号学？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研究模式是什么？巴尔特对其话语符号学是否有理论反思与文本验证？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能否应用于比较文学命题的研究？如何应用等问题。

阅读完该书，笔者认为第四章中作者对于“巴尔特与中国”部分的阐述非常有特色。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巴尔特随同弗朗索瓦·瓦尔和《如是》杂志文人团体，一行共五人，来到中国进行文化考察。作者在论述巴尔特中国之行时的目的时并未“一概而论”——当时1974年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及“如是派”将中国视为理想之国。而是从巴尔特本人的思想演变与巴尔特1980年写给安东尼奥尼的信件《亲爱的安东尼奥尼》中的自陈中体现巴尔特中国之行的真正目的以及巴尔特中国书写的独特态度。这是值得赞扬的的。

还有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好吧，我们来谈谈中国吧？》一文中，巴尔特指出，中国文本扰乱了西方人智识文本的语义场，终结了他们的诠释学。作者在解读这一问题时采用了语言学的处理方式。首先是个人私语与社会公语的对立。关于个人私语，笔者在这里采用书中雅各布森的梳理：一、失语症患者的语言；二、作家的风格；三、某一个语言团体所使用的独特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书写” ；关于社会公语，书中没有给出具体的界定，但从巴尔特在《语言的战争》一文中的表述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每一种社会公语都为自己辩护，保卫自己的国土。这也即是说，各社会公语之间不存在任何对话。”所以笔者认为，社会公语应该是一种社会化后的个人私语，是失去了“沟通能力”的失语症患者的语言，是失去了作家“风格”的语言。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浅显的认识，社会公语的内涵远不止于此。作者认为从社会化的个人私语到社会公语，句法、语义规则逐渐落实，并落入俗套，而巴尔特在中国文本遭遇的读解障碍，“既是社会公语的拒绝对话，也是个人私语的无法展开，是一种语言系统拒绝与其他语言系统对话，是不同的、各自自足的社会公语之间拒绝对话。”那我们再进一步，如果不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巴尔特个人理想与信念，或者是比较文学，伦理学或者去美学的角度去看待巴尔特的中国之行，巴尔特是否能够在中国文本中解读出具有作家“风格”的内容呢？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作者似乎预料到了这些“进一步”的想法以及其引起的困惑，继而从语言和言语间的对立进行了分析并抛给我们一个问题：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允许我们的言说，又限制甚是禁止我们言说的内容。言说看似自由，实则也受到个人生理、心理、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但是不遵守规则，就无法“书写”。如何在这些制约下找到自己的风格呢？甚至是不遵守这些社会公语的制约，那写作如何进行？“风格”如何建立？这是广大读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作者花了极大的笔墨和心血建构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及应用潜力无穷的“话语符号学”。这是一件好事。惭愧的是，笔者由于理论背景的欠缺，对这本书的理解过于浅显，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