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化修辞》[1]

李智鑫 

阅读该书之前笔者对于“幸福”用法的看法，正如阿什利·弗劳利（Ashley Frawley）所言，基本停留在“前历史”时期，即“幸福通常是一些美好愿望、新年希望、冒险或者作为轻松或欢乐表达的组成部分，也常常出现在‘和平’、‘正义’、‘自由’、‘财富’等‘词群’中”，或是在各国政策、制度化公文的媒体话语中看到政治话语中政府对于人民幸福的直接诉求。这本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让我看到了现代社会对关键词“幸福”的提及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能指，作为一种符号学资源，幸福给予它所涉及的主题一种十分美好然而模糊不清的感觉。我们有必要批判性地把幸福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加以审视。

二十年前，绝大多数幸福研究来自心理学学科和经济学学科，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论文《幸福：新科学的教训》提出“繁荣悖论”：“我们生活的中心存在一个悖论。大多数人都想要努力争取更多。然而，随着西方社会越来越富裕，他们的人民也变得越来越不快乐。”[2]之后几年，“繁荣悖论”出现在诸如西托夫斯基（Scitovsky）[3]、赫希（Hirsch）[4]等人的多部学术出版物中。“幸福”成为一个日益物化的符号。而一个符号，随着它的展开，是指向其他东西的任何东西。幸福的内涵与外延，就从前历史时期——作为自由浮动的空洞的能指，转化为现代社会公共话语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作者在书里第一章明确指出“我认为‘幸福’作为一个公共问题，是对变革的含蓄批判。它通过一系列打算描述幸福真实本性与进步之间的悖论，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但它也确实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根深蒂固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维持现状的欲望。”书的第三章、第四章借助米勒[5]“发声”理论，着重深入讨论了“幸福发声者”的种种活动，“第一批幸福发声最初由专家提出”。我们看到幸福这一问题并不是人们在基层用来描述自身处境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术语，相反是从上层社会发声进而去寻求普通人的认同和参与。幸福通过大众传媒与新闻渗透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的领域，嵌入当代社会的文化中，普通大众自然就受发声者影响，将幸福这一严肃问题放在公共议程的最前沿了。该书其他几章还介绍了社会符号学和建构主义方法，围绕幸福独特的符号修辞方式，提供了用于描述问题特征的关键词“符号学清单”，并将其置于幸福发声的修辞和竞争语境中加以考虑，展示了应用符号学的广泛运用。

赵毅衡认为现代人面临持久的自我危机：“文化的各种表意活动，对身份的要求过多，过于复杂，身份集合不再能建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入焦虑之中。”[6]幸福感符号学研究或许正是帮助现代人类构建稳定的自我的途径之一，在享受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找到自我精神核心所在，绕过发声者利用叙述霸权“自上而下”对幸福这个符号本质的高度宣扬，追寻并解释“符号自我”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