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薇评谭光辉著《小说叙述理论研究》

刘思薇

《小说叙述理论研究》一书，开篇对小说进行定义，于众人习以为常之处发掘问题，从而引出本书的研究问题：“虚构”与“叙述”。小说作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题材丰富、体量巨大。尤其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向、文学体制改革过程中，小说凭借其对市场的敏感度及反应速度，适应良好，出现了大量以市场为导向的通俗小说，成为大众娱乐消遣方式之一。这与诗歌经历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写诗热潮到九十年代之后门庭冷落的“改革阵痛”形成了鲜明对比。谭光辉正是从人们普遍阅读、熟悉的小说中，发现了其概念的模糊不清，从“不成问题”中挖掘出重要而极具学术价值的问题，可见作者问题意识之敏锐。

作者在界定小说概念时，援引古今中外对小说的概念界定，在厘清纷繁复杂的小说定义后，做出了清晰、可操作性强的小说定义界定——“小说是被理解为过去向度的以叙述者意图为解释中心的散文体语言虚构叙述文本”[1]。这个定义涉及到的几个核心要素中，“过去的”、“散文体的”、“语言的”概念明晰，作者列举实例已足够让读者理解其含义；而“虚构”“叙述”较为复杂，因此自然地引出了本书的讨论问题——对“虚构”的理解及对“叙述”的理解。论题的引出自然流畅，毋庸赘言也能让读者感受到该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第二章讨论“虚构”。为厘清虚构的概念，作者引进了其他几个与虚构密切相关的词：纪实、真实、虚假、事实、反事实。纪实与虚构相对，二者是与叙述文本的框架相关的一对概念，在叙述层面中指向现实世界的是纪实，指向非现实世界的是虚构，对于纪实与虚构的判断依据来自伴随文本。真实与虚假相对，二者与叙述文本的逻辑相关，逻辑自恰、前后一致则是真实，反之则为虚假，对于真实与虚假的判断依据来自文本内部。事实与反事实相对，二者将叙述文本与实在世界经验相连接，与实在世界经验相符是事实，不相符则是反事实。以上是作者关于虚构本质的界定，看似概念繁杂且互相缠绕，但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佐以大量实例辅助读者理解，构建出了清晰、层次分明的概念体系。

对虚构本质的界定是理论层面的探讨，在实践层面，作者提出了虚构判定四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不要过分相信体裁，体裁与虚构性互为判断依据”[2]。艺术作品中存在“出位之思”，即一种体裁对于另一种体裁的仰慕、模仿，因此文化程式并不绝对可靠。第二条原则是“声源人物不影响叙述内容的虚构性判定”[3]。第三条原则是“虚构与纪实可以交叉”[4]，叙述文本可能存在多个框架，纪实与虚构在文学文本中交叉是叙述常态。第四条原则是“纪实或虚构最终由读者决定”[5]，正是因为读者掌握着纪实与虚构的解释权，所以催生了丰富的阅读体验与阐释。作者提出的判定四原则，在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性，将前文辨析的概念落脚于实在的阅读体验，突出了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立场：关注读者、强调读者对意义的能动建构。

作者对“叙述”问题的讨论占据了本书较大的篇幅，可分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小说的叙述内容、小说的叙述组织、小说文本的外围框架四大部分。在大框架下，作者围绕小说叙述者与叙述声音、叙述层级、叙述干预、小说人物、小说叙述的时间和空间、小说的情节、原小说、伴随文本及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及不可靠叙事等方面，展开了严密地论述，将有关小说叙述的重要问题悉数囊括。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既有研究的丰富。前人已围绕它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与论述。作者对前人之述相当熟悉，在展开自己论说的过程中并不回避已有研究成果，而是分析前人观点得失，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大的叙述学研究脉络之中，这也突出了其研究的创新性。以第三章中对叙述者形态的讨论为例，作者将赵毅衡先生在《“第三人称叙述者”何处寻？》《广义叙述学》中建构的叙述者基本形态为切入点，指出赵的研究解决了第三人称叙述者的问题，表明自己的研究以此为起点，继续讨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叙述者问题，旨在“为三种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和受述这建构一个共同的形态模型”[6]。紧接着，作者梳理了已有的叙述学讨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述的叙述者的基本观点，单刀直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叙述者有显隐的问题，但不存在人格化问题，并试图修正学界现有对不可靠叙述的讨论方向。作者的论述模式值得效仿，研究者只有承认自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学术脉络之中，才能做出有推动性的成果。

最后，如果要为全书做一个总结，笔者认为赵毅衡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言的标题“一览众山小的高度”非常恰当。既有的叙述理论，多注重技术细节，相当多的此类著作较为重复。《小说叙述理论研究》一书，另辟蹊径，跳脱出细节的桎梏，作者于高处审视叙述学研究，独特的研究视角带来的是不落陈套的新颖研究，以及对理论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