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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镔杰评石访访著《饮食的文化符号学》

恩格斯曾说,正如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吃与喝排在生存必须的前一二位,在一食一饮中,饮食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饮食融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石访访说,“人与食物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类生存于世的第一关系”。但也正因为它过于生活化,饮食并没有在学术领域得到它应有的重视。《饮食的文化符号学》一书正以饮食为研究对象,深挖在饮食活动背后的符号意义,为我们呈现隐于它们之后的文化痕迹。

许镔杰评石访访著《饮食的文化符号学》

作者:许镔杰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1029    2021-11-07 14:09:18

 

许镔杰评石访访著《饮食的文化符号学》

许镔杰

恩格斯曾说,正如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吃与喝排在生存必须的前一二位,在一食一饮中,饮食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饮食融于我们的生活中,石访访说,“人与食物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类生存于世的第一关系”。但也正因为它过于生活化,饮食并没有在学术领域得到它应有的重视。《饮食的文化符号学》一书正以饮食为研究对象,深挖在饮食活动背后的符号意义,为我们呈现隐于它们之后的文化痕迹。

作为一个极其日常化的行为动作,“吃”具有其物性与符号性的双重意义。以书中第六章部分提及的阿城所著的《棋王》为例,主人公王一生就是典型的为生存而吃,极强调进食的物性。吃饭之迅速、仔细、重视,无一不是他对自己活下去的一种能量摄取的保证。相对地,文章中的“我”则强调饮食的符号性意义,为享受而吃,要慢、从容不迫,品尝食物为人生带来的幸福与滋味。这两种不同的“吃趣”之间的沟通被作者“两个世界的互动和趋近”,也就是饮食之物与符号双重意义所发生的联系和交融。食物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而逐渐获得其文化意义,而这一过程的实现,笔者认为,可以简要划分为三个部分:选择过程,即是否纳入“可食用”范畴;烹饪过程,即如何烹饪、由谁进行烹饪;食用过程,即食用方式、饮食的地点场景、礼仪规范等。食物的物性及文化性在这三个过程中进行了融合与交错,每一阶段皆是其“物-符号”二联体意义的具体实践。

一、吃与不吃:片面化理解的身份意义认同

在第一个选择的过程中,一物是否能纳入食用范围,标准除却其本身的毒性大小、口感优劣外,发挥了更大评判作用的是选择主体的文化考虑。如伊斯兰教拒斥猪肉,部分佛教文化不沾荤腥等,这些饮食禁忌均是考虑食物“物性”之外的其他因素后做出的文化意义层面上选择结果。石访访认为,“在人类饮食选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肠胃,而是大脑”。“吃”属于一种生理必需的文化共相,而“不吃”和“吃什么”则代表着一部分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更深层文化意义的说明,也作用为一种不同群体间的身份区隔。从个层面而言,一份宴席所呈现在桌面上的饭菜种类品级正指向请客主体的权力和身份阶层在书中第一章部分提及的“夸富宴”即是这观点极具说服力的实例。夸富宴的菜品选择需要极尽奢靡,呈现出的饮食文本必须华贵又丰盛才能体现出宴请者的身份之高和实力之厚如此才能说服赴宴者,从而在请客吃饭简单动作中形成一种更具文化说明意义的领导-追随的双向关系。

再从群体层面来看,对食物食用规定则是本群体区隔于其他群体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台湾原住民兰屿的达悟人把鱼分为男人鱼、女人鱼等种类,且规定女人不可食男人鱼,否则会恶心呕吐,甚至死亡。这种把男人鱼排斥在女性的食用范围之外的办法就是一种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标出,使鱼具有了其本身并不具备的区隔和分层的社会意义,靠”与“不”进行了性别的区分。这就是食物的选择在群体间区隔发挥的作用之一,同样的,像法国人把蜗牛奉为“国菜”,各个宗教的饮食禁忌等等,也均是不同群体通过食物的选择对自身身份进行的突出把握,并强调与其他群体的区分。这种对食物选择作用于接收者时,则会引导接收者感知向相关身份意义方面进行定向的聚集这种聚集隐去了原初的选择意图,形成了一种有关身份的片面化感知。在最初的选择完成后,排除与选择的意义在实践和重复中累积,也就越来越巩固了群体与食物禁忌与偏好的存在形式,饮食的选择也就成为了群体间相区隔的指示符号。

二、食物烹饪:一种权力的分配表征

第二个选择过程是对食物由生到熟的具体方式及具体烹饪者的选择,是食物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的具体操作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男性占据相对优势地位的社会中,烹饪的任务被分配给女性,厨房也被认为是她们应当属于的工作场所。而在大文化的影响下,多数女性也自觉自愿地担任这一任务,承担了食物的烹饪工作,也正是其被边缘化、自愿被标出的显然证据。在食物制作的过程中,最终成品的享有者是权力层中绝对的优势方,烹饪被看作为一种烦琐的低级劳动被分配给地位较低者。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书中曾提及了西敏司(Sidney W.Mintz)在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烹饪行为进行的分析。西敏司为,食物的烹饪是一种富创造性的、具有一定选择权的过程,在料理的具体行为中,对食材调料的选择和部分细微的个人自由发挥的确让奴隶体验到了“自由”的味道。也就是说,在一个成果被实现的过程中,准备阶段的细小的决定权是分散的,它是一种优势阶层接受范围内,或者说被忽略的因素存在,但也同样作为一种助推劣势阶层“越权”的积极因素发挥着作用。烹饪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任务,不仅是一种相对处于静止状态的权利分配的表征,也同样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动态的社会发展中。

烹饪被分配给女性,而谈及厨师或者领厨等等具体的以烹饪为专业的行当时,第一时间出现在笔者脑海中的形象却仍然以男性为主。也许这离不开媒体对具体职业形象的性别偏向的塑造,但引起笔者思考的是,媒体的这种塑造时的男性优势的倾向性与分配烹饪任务时的选择意图是相悖的是因为厨师在烹饪中更显高级,所以被塑造为男性?还是烹饪行为从家庭走向社会时,其中的意义内涵发生了改变?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尤待更多社会调查来加以回答。其次,现代社会对烹饪的定义和刻板印象所发生的变化也同样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在现代社会的任务分配时,当传统意义上属劣势阶层负责的烹饪与男性挂钩组合不仅没有带来男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反而这一存在不断被贴上“顾家”、“会宠人”等的褒义标签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又昭示了饮食符号在发展中怎样的转变书中与现代相接轨的部分作出更多论述与体现,也更待其他研究进行讨论与分析。

三、食用仪式伴随性的附加文本

在第三个部分中,食物本身作为物的重要性更进一步退位,食物之外的附加物在意义解释时的重要程度提升。彭兆荣曾说:“单纯的食物和饮食并不能真正建立关系网络,需要通过特殊的形式、程序和媒介才能起作用。”其特殊的形式、程序与媒介,就是接收者在解读饮食符号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的伴随性文本。任何文本都是文化中的文本,伴随文本就是它与其他文化部分产生关系的方式和途径,而全文本就是核心文本吸纳一部分伴随文本而形成的。餐具选择、饮食环境、餐桌礼仪甚至其包装均是在接收者解读饮食文本意义时会考虑理解的其他附加因素,从而与食物本身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全文本表意。这些伴随文本甚至有时会超越食物本身,对接收者对饮食文本的意义解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中国黔南地区的“构榔”仪式就是环境和仪式意义超越了食用意义的典型实例。在饮食行为发生时,仪式参与者要经历宣誓、喝按户收取的血酒、带仪式分得得猪肉回家与妻子儿女共食等等流程,让简单的“吃肉”通过一系列的附加场景和行为带上“约定”的文化意义。并且,此时饮食作为一种仪式化、象征符号化的存在,起到了维系群体内部一致性和区隔外部不参与仪式的群体的作用。

文章的论述并未停留在对饮食符号发挥其文化作用的脉络梳理上,更在第五章部分将论述与现代社会相链接,将其意义延伸到一个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的状态。如“饥饿”这样一种为传统的文化所不齿的表达“落后”的生理状态,在今天的一些食物富足的社会里却被贴上了“身材自律”的褒义标签。不论是前文所提及的烹饪任务背后意义的变化还是现代人对用餐时间快与慢的辩证看法,都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印象在不断的新实践中被赋予的新的意义内涵。 

“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下,饮食这一课题被长久地搁置在学术研究之外,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性的意义并未受到其应有的重视。石访访的《饮食的文化符号学》从符号学和文学的角度,对饮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除却“吃”之外的文化性作用进行了系统的逻辑化梳理,为我们理解司空见惯的饮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和解读视角不论是对解读饮食的符号构成还是研究其社会层面发挥的文化意义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此外,在本书第六章中还以中国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更把前文有关饮食的分析和意义建构有机融入进对作品内容的分析中来,在主体情节建构的意义之外附上了作者有关饮食部分描写的解读,不仅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表达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也为进行其他主题的研究时提供了一种可纳入分析范围的文本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