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敏评唐小林主编《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

唐敏

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立足于白话文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以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为主线，在梳理不同时期散文共性的基础上，通过具体作品揭示同一框架下的散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多元特征，从史论的视角呈现百年中国白话散文的精神风貌。

核心概念及关键词梳理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的核心概念是“中国”、“白话散文”和“百年史”。“百年史”表明白话散文自兴起以来发展变化的时间，同时也暗示散文史与中国现代性相一致的内在思想发展脉络。“白话散文”是最灵活且最能直接反应现代作家的思想的文体，其遴选的标准综合了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即白话语言的经典、艺术文本的经典和普遍价值的经典。事实上，在语言的现代性上，没有一种文学体裁，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内容的白话文运动及其后续影响中，有散文体现得这么充分。“中国”则指本散文史根植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和“在场”，是《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的六个关键词。这六个关键词既是白话散文在百年来不同时期各自共性的总结，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性思想演变历程的概括。白话散文的勃兴得益于十九世纪后期白话文的大量涌现，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与十九世纪后期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理想一脉相承。在中国文化的“大脱嵌”中起重要作用的启蒙思想并非新文化运动才出现。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其就已经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而在全面商业化的今天，“在场”不仅体现了新世纪散文作家追求时代价值的自觉，同时也为普遍社会意义的寻求指明了方向。

艺术性和普遍价值评述

虽是如此，《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并不是百年中国思想史的阐释。艺术性和普遍价值才是白话散文的散文史意义所在。《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所选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一样的异质性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作家本身的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另一方面优秀的散文不仅具有多样的艺术价值，同时还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或者说是从更深刻的层面体现时代的本质。因此《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虽然与百年中国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相一致，但所选的具体作品却又具有与这个思想脉络不一致甚至对抗性的特征。

“启蒙与人的自由”一章，先分析晚清以来的白话散文与启蒙的关系，然后介绍各社团和流派散文创作的具体情况。无论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中的“敬告青年”还是“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针对社会具体问题的嬉笑怒骂，唤醒民众、开发民智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启蒙的“主旋律”。在后面的经典作品中，作家们又对这个“主旋律”充满了质疑。无论是《影的告别》中怀疑者自我对启蒙者自我的告别，还是《背影》从审父到颂父的转变，都是作者参与启蒙之后对启蒙产生质疑并进而发出深度追问的结果。《乌篷船》对闲适人生和生活趣味的追求有回归传统的意味；而《故都的秋》和《秋天的况味》关于个性和性灵的抒写，也刻意与当时的“主旋律”保持距离。这种现象既揭示了启蒙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了散文史独立于思想史的价值。

第二章“救亡与民族独立”，既介绍了此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也分析了救亡和民族独立为何取代先前的启蒙思想成为更重要的书写存在。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然而救亡却已成为更加紧迫的任务。随着局势的发展，启蒙让位于救亡成为不争的事实。不过尽管救亡是这一时期的“主调”，但最能代表该期散文成就的却是那些偏离“主调”的作品。无论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何其芳的《画梦录》、张爱玲的《流言》，还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都没有直接描写和宣传救亡。从某种角度看，这些作品甚至还有点与救亡“作对”的味道。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抗性特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阐释了救亡的真正本质。救亡不仅是描写和宣传抗战，也包括一个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延续和生活方式的维持。就此而言，这些散文其实是丰富了救亡的实际内涵，呈现了其更深刻本质。

第三章“革命与国家认同”一章，不仅解释了何为革命，也分析了知识分子在国家认同过程中所历经的思想改造。此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想到新中国的建立会成为改造他们的起点。对此，不同的作家反应也不相同。在沈从文看来，改造更多意味着排斥和惩罚，《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真实地反映了他在时代的动荡中所遭受的精神危机。而在巴金眼中，改造是并不甘心却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接受的现实，《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是他由“小我”式写作向“大我”式写作转变的努力尝试。对于杨朔和刘白羽等散文家来说，改造是新的起点，蕴含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光明和未来。丰子恺则充满了犹豫，在《缘缘堂续笔》中，他更愿意通过凡人琐事体味悲悯的人性之光。

“新启蒙与精神解放”一章，重点分析了文坛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发出的对新的精神解放的呼唤。杨绛、巴金、邵燕祥和韦君宜等作家要么通过怀念故人反思历史，要么通过追忆过往表达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他们的散文既遥相承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精神，同时又呼唤新的人的自由和价值。《随想录》、《巩乃斯的马》、《捡麦穗》等散文既有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又有对人尊严和价值的捍卫。《羞女山》则透过女性视角抒写女性独有的思考，进一步探索人的价值和意义。

“新人文与价值关切”一章，散文面临的是经济转型后的社会，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面对人文价值失落、精英文学失去此前的影响力，以及人们对物质无休止追求的社会现实，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成为了世纪末的绝响。无论是史铁生和张炜在《我与地坛》《融入野地》中执拗地寻找精神家园，还是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对话语权利的批判，抑或是余秋雨在历史的积淀中寻找文化的价值，都是世纪末知识分子呼唤人文精神的绝唱。随着商业化的不断扩大，物质和欲望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来越成为合理的存在。

最后一章“在场与事物的真相”，从对“五四”以来受郁达夫、周作人等小（小品文）、美（美文）散文观影响，中国传统文学中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担当意识丢失的反思中，呼唤文学在场。不仅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焦虑，也分析了困境产生的原因和“在场”的意义。商业的泛滥，虚拟世界的形成，智能手机的普及，都让个体被钉死在狭小的自我空间成为可能。当人成为消费过程和虚拟世界中的一个节点时，人们眼前的世界不过是没有意义的虚假镜像。而意义缺失的背后，将是人类自身存在的被取代。《无援的思想》和《七城书》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当生存的焦虑转变为真像的寻找时，“在场”应运而生。“在场”既是一种散文写作态度，也是寻找意义的途径和方法。然而“在场”是未竟的，对于世界真相和意义的寻找仍在路上。

可以看出，《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是一本整体上观照百年中国思想而又从艺术上“片面”切入分析的极有深度的散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