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传播是文学传播的分支,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属于诗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实际上,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视觉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在借助图像提升传播效果和扩大受众群体的同时,还需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产生诗意放逐的不良后果。在本书中,作者王强旨在通过中国古典诗画传统的现代传承、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形态、地理空间的诗性建构和现代诗人的形象塑造四大维度推进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
陈诗淇评王强著《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
陈诗淇
新诗传播是文学传播的分支,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属于诗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实际上,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视觉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在借助图像提升传播效果和扩大受众群体的同时,还需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产生诗意放逐的不良后果。在本书中,作者王强旨在通过中国古典诗画传统的现代传承、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形态、地理空间的诗性建构和现代诗人的形象塑造四大维度推进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
中国新诗的诗画分离
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诗歌与绘画的融合呈现出新的动向。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中国诗风从古典到现代的裂变在于文化转型,但中国新诗在抒情方式、思想题材等方面均与古典诗歌有所差异。新诗的主要表现内容在于关注非理性和无意识的情绪波动和心灵世界,从而宣告了古典山水意境的终结,为诗画传统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具体来说,中国画视觉范式转换始于国画改良,体现在内容题材和形式语汇两方面,尤其在现代性诉求、突出抒情主体个性等角度,新诗与传统绘画发生了错位。
作者指出,中国现代诗画形式分离的原因在于:一、诗画的创作主体发生了由文人到艺术家的变迁;二、中国新诗由于自身影响贫弱遭到画界的排斥。由此,诗歌和绘画的合作关系由明显变得潜隐,同一艺术思潮或流派内部的新诗和绘画通常在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上有所呼应,而形式上的直接结合已经趋于衰落。在新的文化生态和媒介环境中,中国新诗与视觉媒介的互动出现了新的动向,体现在对视觉艺术实验的呼应、借鉴融合和改造当中。接着,作者选取了“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和丰子恺“抒情漫画”的创作作为案例,解读了“图解新诗”创作的两种诱因:一是艺术场域外部势力介入;二是画家具有文人气质。传统诗画的山水题材与朦胧简约的诗意图式,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得以生动再现,堪称现代艺术家“发明”诗画传统的典型案例。这样的艺术实践再度唤醒了诗画传统,并彰显了其新的特色。
事实上,新诗与绘画的互动一直在隐隐进行,二者的精神内涵依旧紧密不可分离。作者着重强调,意象派诗歌成为了中西诗学对话的典型产物,其中,“意象并置”的表意方式是沟通西方意象派诗学和中国古典诗学的关键,汉字蕴含的诗性智慧也启迪了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歌实践。诗歌的视觉美感包含内容和形式、隐性和显性两个层面,前者来自读者审美鉴赏中对诗歌意象的想象,后者来自诗体、诗形及文字书写的设计。其中,闻一多所倡导的新诗的“建筑美”,重点就在于诗歌形体的审美创造。作者指出,无论新诗“建筑美”的倡导,还是新诗与视觉诗的实验,都依托文字形象的空间设计来营造视觉美感,深入推进了新诗的形体建设。
新型“诗画”艺术——影像符号的介入
当今,摄影诗歌已经成为一种新型“诗画”艺术,表明诗画传统并未断裂,而是在影像符号的介入下发生了变异。然而,摄影与绘画在创作方式上的重要区别,造成了摄影诗歌与传统诗画在图文融合上的差异。尽管如此,传统绘画的诗意视觉范式却依旧被摄影所继承,主要体现于题材和图式两方面。作者强调,在延续诗画传统的同时,诗意摄影要勇于创新,努力建构能够表达现代感性的视觉范式。因此,在传统文化范式整体转换的语境中,诗歌与摄影都应当勇于创新,为艺术领域注入新鲜的现代诗情。
中国新诗与电视结缘的样式主要分为两种:“电视诗朗诵”和“诗歌电视”,前者是指由电视呈现和播送“诗朗诵”这种舞台表演艺术,后者则是电视文艺节目的一种新型样态,由图像、声音和字幕组成。而电影作为综合类的艺术形式,集合了诸多艺术门类的审美元素,在反抗文学传统的同时,建立起诗意的修辞。电视与电影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媒介,但在视觉媒介的谱系中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二者在构成要素、创作方式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后起的电视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电影艺术的影响。
而此后网络的出现,同样也改写了新诗的生态,超文本诗歌、多媒体诗歌幻化出千姿百态,成为了新诗形式变革与媒介转换的新突破口。新诗的传播形态悄然转变,“数码诗人”正成为诗人的新标签。此时,诗人如若对新媒体投以冷眼,只会让新诗与青年受众渐行渐远。对于新诗发展而言,传媒技术的变革必然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让艺术家重新获得了媒介传播的自主权,极大解放了艺术的生产力,然而,超媒体诗歌作为数字媒介技术与诗歌艺术融合而成的新型数码艺术,其创作极易令诗人陷入技术的迷思中,从而忽略了诗艺的锤炼,造成本末倒置的后果。这也警醒现代诗歌创作者们:在新诗的传播过程中,坚守诗歌艺术的审美本位是十分必要的。
“诗性地理”的审美性
地理景观是诗歌艺术和视觉媒介所表现的重要对象,是关照诗歌艺术与视觉媒介融合互动的有效参照。“诗性地理”的概念由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首先提出,维柯将其解读为先民对“未知和辽远”地理景观的“以己度物”式虚构。而本书所指的“诗性地理”则偏重地理想象及其呈现的审美性。如果把视线转移至文学领域,“诗性地理”就变成了观察“诗性”生成和演化的风向标。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想象和书写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从时间角度看,“诗性”有古典和现代的区别;在空间上也有田园和都市的差异。由于都市带给诗人现代的情感体验,当今正逐渐成为诗歌的中心意象。因此作者指出,“诗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大致可以交叠。
“诗性地理”的影像书写成为了视觉媒介空间表意的重要方式,画意摄影、诗电影和写意性纪录片构成了其主要形态。中国风景摄影和诗歌形成了潜在的互文关系,镜头中风景“诗性”的嬗变脉络大致如下:古典诗-政治抒情诗-朦胧诗-古典诗。同时,探险电影、记录电影等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另有虚构的剧情片也可根据塑造人物和推进情节的需要,借用“诗电影”对地理景观进行诗性呈现。近年来,写意性纪录片逐渐受到关注,拓展了文学在电视荧屏上的版图。当然,视觉媒介对“诗性地理”的呈现也面临诸多困境。首先,模拟古意和寄情山水成为“诗性地理”影像书写的俗套,现代诗情受到遮蔽;其次,“诗性地理”的影像书写也存在逃避现实的倾向;最后,这种书写还受到意识形态话语和商业文化逻辑的双重规约。在此过程中,如果不警惕诗性的沉沦,此影像书写便会沦为缺乏人文关怀的宣传品。
“诗歌经济学”的商业化
近年来,诗歌在商业活动中日益变得重要,“诗歌经济学”进入了学界视野,景观诗意在旅游领域亦不可或缺。通过列举德令哈市、厦门鼓浪屿等案例,作者强调在当今各地大力推进旅游观光业的背景下,景观诗意是一笔丰厚无形的资产。与古典诗词相关的诗意景观往往因其悠久的历史受到重视,而处于边缘化境地的中国新诗,能否依赖商业力量突围,也是值得认真考量的一个选项。同时,诗意景观的商业开发应当把握好其限度,避免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扼杀景观诗意的不当行为。
当今,诗人形象与诗歌形象之间相互影响,诗人形象的作用日益凸显,促进了新诗的传播。现代诗人形象若要重塑,必须深入把握诗人形象塑造的复杂机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类诗歌社团和民间刊物层出不穷,它们一方面成为了诗坛内部各方势力割据和反抗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其大量涌现也与诗人日益边缘化的处境紧密相关。以上述两种媒介为据点,诗人不断从边缘开始突围。
诗人形象视觉塑造的主要载体包括肖像画、人像摄影,以及诗人生活的“快照”。此外,在严肃的文学史著述中,图像资料也逐渐受到重视。当下,诗人群体已经开始利用视觉媒介展示和传播自身形象,却依旧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与大众审美相背离。为此,新诗界应当争取将诗人形象纳入大众传播的链条中,以纠正公众对诗人形象的误读。大众文化对诗人故事的展现,一方面存在着虚构事实、误导公众的弊病,另一方面却也能够让受众亲近诗人。因此在诗人形象的塑造中,还要努力求得尊重历史与合理想象之间的平衡。
在商业化时代,一些喜剧作品刻意渲染诗坛的负面现象,嘲讽诗人,以此取得喜剧效果。该“祛魅化”的塑造策略无疑对诗人形象造成了损害。实际上,诗人形象的塑造依赖诗人、新闻媒体、影视剧和受众多方之间的互动。首先,如今诗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在当前公共文化的构建中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通常不被公众关注。公众缺乏与诗人的直接接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诗人存在误解;其次,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而热衷于报道诗坛乱象;另外,影视剧在塑造诗人形象时,一方面受制于舆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采取符号化表意策略,对诗人的部分性格特点进行夸张与放大。最终,受众对诗人的认知便只能依赖媒介经过编码的符号体系,并从中捕捉残缺的诗人形象。因此,诗人形象重建的根本在于彻底改造当今新诗生态,使诗人走进媒体和公众,掌握塑造自身形象的主导权,以此扭转其负面形象,进一步推动中国新诗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