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书讯书评
   书讯书评
叶进评胡易容等编《符号学-传媒学词典》

作为一本通往符号学大门的“工具书”,初次接触、阅读《符号学-传媒学词典》感触主要有两个:一是,赵毅衡、胡易容等学者在符号学-传媒学方面力图贯通符号学-传媒学相关学术史、融会中西符号思想的学术追求;二是,在“工具书”编辑中对学术阅读深度的把握与设置。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本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此记录本次学习过程中的阅读体验及思考。

叶进评胡易容等编《符号学-传媒学词典》

作者:叶进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817    2022-01-08 14:50:54

 

叶进胡易容等编《符号学-传媒学词典

叶进

作为一本通往符号学大门的“工具书”,初次接触、阅读《符号学-传媒学词典》感触主要有两个:一是,赵毅衡、胡易容等学者在符号学-传媒学方面力图贯通符号学-传媒学相关学术史、融会中西符号思想的学术追求;二是,在“工具书”编辑中对学术阅读深度的把握与设置。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本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此记录本次学习过程中的阅读体验及思考。

一、《符号学-传媒学》是一本怎样的词典?

从内在逻辑看,本词典是以符号-意义为核心,融合多学科中的符号思想而成一书。从《符号学-传媒学》的书名来看,很可能会引起部分读者的“望文生义”,认为本词典的所涉及的内容仅仅只是符号学、传媒学方面,而不涉及其他。实际上,本词典所辑录的400余条词目,是关于符号学-传媒学思想的汇编。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符号学及其相应原理、理论常常被其他学科作为研究方法而加以运用,与此同时,符号学家们也正在致力于把符号学建设成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些学科同样注重对符号-意义,尤其是意义的关注。从符号学家对符号的定义来看,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赵毅衡,2012)而意义并不是先验的存在于事物之中,相反,意义是在人的社会交往、社会事件中产生的,因此,意义的产生过程就包括了抽象化、符号化、以及符号传播等过程。而从一般的传播过程来看,从信源到信宿,到传播效果的实现,整个传播过程中没有哪一个环节不对意义产生影响的:发送者有发送者意图意义,文本有文本意义,接受者则有解释意义,甚至传播过程中的媒介同样也对意义产生影响,因为媒介即讯息,媒介即关系,媒介本身也是信息、是意义。这种现象恰如赵毅衡老师所言,人的精神、人的社会,乃至整个人社会,都浸泡在符号之中,我们可以感觉不到符号对人、社会、人类世界的影响,但是无法脱离其独立存在。(赵毅衡,2012)这就是说,由符号承载着的意义,勾连起了整个社会科学,而符号则是打开这些学科之门的钥匙,意义则是社会、文化、媒介、传媒等连接在一起的“节点”。

从词目设置上看,本词典对学术性阅读也相当重视。作为“工具书”,《符号学-传媒学词典》不仅仅辑录了相关词目的含义,还对其历史、关联、随时空变化而产生的意义流变,统统加以梳理。比如“把关人”,首先展示传播学领域卢因对“把关人”的界定:个人(如,信源、记者、编辑等),或媒介组织,并认为传统媒介的把关是比较容易的,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清楚的阐明了“把关人”的具体对象及如何运作;其次是,由传播学关联到符号传播,由此“把关人”的角色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角度(该角度中,“传播媒介是全社会信息流通的把关人”)和传媒内部(该角度中,“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把关人”)。这样,“把关人”在不同层面有了对比分析、对比展示的意味;最后,对于“把关人”的辑录还涉及到了当下的网络媒体时代的兴起,认为“把关人”面临严重的挑战,并将之总结为“‘把关人’角色被弱化”、“把关的可行性降低”、“把关权的分化”三个方面,每一个层面又有较为明确的表述与分析,比如“传者与受者的区别在缩小”,与“把关人”丧失信息传播中的特权。

除以上特点外,《符号学-传媒学词典》还提供了“参见”和“延伸阅读”。词典有限而词条含义无穷,“参见”和“延伸阅读”的明确指向,就像是一个个链文本,实现词目之间的对比阅读,以及关于词目本身的经典文献,将深度阅读延伸至词典之外。

从词条设置内容上看,《符号学-传媒学》在兼收中外、古今有关符号思想、传播观念的基础上,努力呈现符号学-传媒学的体系建构。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汲取,在本词典中,自不必言,更难得可贵的是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教等本土符号思想的辑录,并放置在与西方学术思想同等的位置上。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辑录,包括辑录了以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公孙龙、玄奘、赵元任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学者;以“白马非马”、“成唯识论”、“名实论”、“因明学”、“正名论”等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观念;以“风水”、“五行”、“符箓”、“节庆”、“禁忌”、“中医符号学”等文化场景……这种辑录,更像是一种提炼,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符号思想的提炼,这些人、观念,以及文化场景,为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具体方向与对象。摆在当今中国传播符号学研究者们面前的问题转变为:中国符号学以何种姿态处身全球化学术语境?(胡易容,2019)本词典的编辑,表明了编者的在符号学-传媒学方面力图贯通、融会中西双方符号思想的学术追求。

二、该怎么读《符号学-传媒学》这本词典?

尽管这本词典分成26个部分,所涉及到的学科也比较多,但从词目本身来看,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四个部分: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传媒符号学、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言:“追求一定的未来向度,对‘符号学’与‘传媒学’学科互动及其将发生的知识创新的判断和期许”,基于这样的编辑思想,那么也造成了对本词典的阅读方式不大一样:虽名词典,亦是学科专项编著。

查询功能与对比思维是贯穿整个词典的阅读要求。相较于其他词典类“工具书”的“一家之言”,本书的一个特色是保留了这些词目含以上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学者围绕同一词目的不同观点,进行形成学术观点上的对比与区别。这对于读者而言,无异于是提供了一“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比如,“伴随文本”(co-text)这一词目,读者能够看到“文本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成”,“在解释上,不仅文本本身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因素,也有意义,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义”,这就明确了“伴随文本”的学术价值。在就是,以克里斯台娃的“文本间性”为框架,讨论符号的意义机制与伴随文本的作用问题,展现了费斯克的水平和垂直两种互文本,贝内特的受众“偏好”论,以及玛丽·麦克林的第一序列、第二序列文本,以及伴随文本可能的“喧宾夺主”。这种学术脉络性梳理与比较,不是“一家之言”式的词典可比的。

再一个就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资源、人物?本词典在给读者提供思想资源、代表人物的同时,也表明同等对待的学术态度。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不少涉及符号思想的、传播观念的探讨与思想精髓,但也应当承认的是,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传播学观念并没有对世界符号学、传播学运动产生实质影响(胡易容,2019),这也导致对中国传统符号学、传播学的研究时常处于一个难以摆脱的尴尬境地:所有学者都知道中西方整体文化环境不同,尽管思想观念上有相通之处,却未必尽然相同,然而不论是符号学还是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或多或少会陷入以西方文化、西方思想观念相关照、甚至剪裁的漩涡之中,这或许是西方符号学发展相对充分的缘故。然而,本词典的编辑者却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思想加以提炼,尽管未必完整,却也是对中国符号学如何在第三次世界性符号学运动中跻身国际学界寄于厚望。

三、关于《符号学-传媒学》阅读中的思考

诚如词典编者所言,“传媒学是符号学的学科外延向整个社会文化拓展的主要途径”(胡易容、赵毅衡,2012),实际上是在本词典中索记录的400余条词目中,关于传播、传媒类的词目,实际上并不多见,这或许是传播学、传媒起源本身就是基于学科的交叉融合,符号传播发展程度相对不足,又或许是传播学研究自身的标志性理论无法为其他学科所引入所导致的。将整个学科的发展现状之不足,可能带来的后果,施加在一本专著上是不合适的。不过,这也为词典的后续更新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在关于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方面,词典中不乏整理、提炼之功,却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推敲的空间。老子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这就是说,如果道可以用言来表述,那道就不是恒常不变之道,如果名可以被概念所涵盖,那名就不是恒常不变之名。天地本无名,有名以后,万物彼此区分开来,这就意味道是形而上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在道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庄子继承老子的道论,并进一步论道的不可言说性,他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同样,庄子认为道不可言传。基于老庄关于道的哲学,后世形成了关于言意关系的辩论:言尽意、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从这些传统符号思想来看,言要么不能尽意,要么是需要通过象才能尽意。这种学术观念,是无法直接对接到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关系的,这种模式中,以往是在道之下讨论名与万物的关系,无法言说道本身;言-象-意的表意模式也无法直接对应到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论:前者侧重于言说先验存在的道,后者侧重符号表意的意义解读。正如祝东老师所言,“名称是根据事物性质制定的,维系一个事物的性则是其限度,如果事物超出了其限度,那么其性质会随之发生改变,名亦将随之变更,否则,符号与意义将不能对应。”名、万物、道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名与万物在同一个层次,而道是高于万物之上,是形而上的,因此名(言)无法穿透层级限制以尽道(意),又或者是名即是穿透了这个层级限制,那名(言)还是不是名(言)?

更重要的是,老子、庄子对于道的重视,乃至由此引发的“言意之辨”,在这些思想家、哲学家、玄学家看来,最终都是要为社会治理而服务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庄子则是对生命价值的推崇,哪怕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所要解决的同样是如何处置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下,“言意之辨”才有意义和价值。仅仅将老子的“道”论与能指-所指关系中语言生成结合起来讨论,可能并不是那么合适。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符号实现,与西方符号思想并不能简单的对接,即便是在最浅层的概念比附,也需要立足在各自文化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基于“语义”层面的相似性。

总体而言,《符号学-传媒学词典》的成书,虽以“词典”之名,而行的是设置学术深度阅读及追求贯通中西符号学思想学术之实。尽管在阅读过程中,对于词典中的某些词目有自己的思考,不可否认是《符号学-传媒学词典》依然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胡易容、赵毅衡主编:《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约伦·索内松:《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胡易容、梅林、董明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