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评王强著《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

李政

在文学日益式微的时代语境下，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新诗难逃边缘化的命运，尤其随视觉转向而来的图像入侵占领了文字的领地，在渐趋狭窄的文学空间中，相比于经典性的古典诗歌、散文小说，颠覆了文学传统的新诗更是面临小众传播的尴尬境地。然而，图像与文字并非完全对峙的关系，在语图符号互动中，视觉媒介工具使中国新诗具备了广泛传播的可能。如今，两条道路摆在诗人面前，坚持精英主义立场孤芳自赏，或是乘着传媒的东风祛魅还俗。“纯诗化”还是“大众化”，让人难以抉择。后者有“审美泛化”风险，但对几近失声的新诗创作无疑是一条出路。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生动实践已经催生出一系列新的诗歌范式，视觉诗登场令人欣喜的同时也引发诗界警惕和忧虑。正如作者在本书绪论中所言，“媒介技术在新诗的视觉传播中确实就像一柄双刃剑” 。在这种观点立场下，作者从中国古典诗画传统的现代传承、视觉媒介流变与中国新诗传播形态、诗性地理的审美建构与影像书写、现代诗人形象塑造与想象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视觉文化生态下中国新诗的生产传播机制，客观辩证地审视了中国新诗的新变与危机。

一、中国新诗与绘画的互动融合

随着社会迈入现代性进程，文化范式发生转型，诗歌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绘画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现代诗画关系从融合趋向分离，现代诗画艺术由此进行了各种实验与探索，但其中仍留有古典诗画印记，且从根本上来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依然是现代诗歌与绘画艺术互动融合的典型概括。”就诗歌而言，古典诗歌传统叙事和抒情模式发生变化，古代诗往往书写“外在社会性题材”，于情景交融中忧国忧民、感怀古今，抑或畅游山水田园之间践行“比德”传统。现代诗歌则脱离了群体性情感表达，更注重个体私性的生命体验，呈现出非理性、抽象、碎片化的状态。就绘画而言，现代性主体精神的注入更新了中国画的视觉范式，作者尤其强调了古代文人山水画到“都市水墨”“现代水墨”的演进。新文化运动之下的“美术革命”使水墨写意文人画遭到质疑，写实主义风格汇入中国美术生产场，文人画传统自此瓦解。在现当代绘画中，水墨材料仍被借用描绘都市山水、生活场景，映射现代人精神与现实的生存状态，特别是林风眠、赵无极等人的“现代水墨”实验，以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语汇赋予了中国画现代品质。就诗画关系而言，作者认为，中国现代诗画形式产生分离，并将原因归结于“诗画的创作主体发生了由文人到艺术家的变迁”与“中国新诗遭到画界的排斥”。然而，现代诗画艺术的创作仍依赖于传统路径，比如“毛泽东诗意山水画”于“云山烟水”中寄托革命与政治情感，丰子恺“抒情漫画”于“萧疏淡远”中抒发含蓄感想。不仅如此，新诗创作还采用并置意象、戏剧化、取法绘画色彩造型的手法增强文字的视觉性，诗人裂变出书法家、画家等多重身份，跻身视觉艺术领域，从事跨界实验，打造出“另一种诗” 。可见，传统的“诗画一律”观念仍隐藏于中国新诗与绘画互动关系之中。

二、视觉媒介下的现代诗歌新变

现代媒介的更迭持续改变着艺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方式，当下消费社会中视觉性意指体系的主导性建构使得作为文字艺术的中国新诗不得不寻求与摄影、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合谋，摄影诗歌、电视诗歌、网络诗歌成为现代诗歌的新形态。摄影具有客观再现的精确性，但作为一种“形象修辞学”也具备文化与审美编码功能，同时，新闻广告图像与文字构成复合表意结构，实现意义增殖，这为诗歌与摄影的互溶敞开了一条裂隙。摄影文学、摄影诗歌的出现缓解了机械复制时代光韵消失、意义匮乏的焦虑。在诗意摄影、“诗配图”式诗画作品、行旅诗的创作中，摄影介入诗歌，诗歌与摄影相遇，形成另一种诗意图式。在作者看来，“诗意图式是不拘一格的，在现代主义‘震惊’美学旗帜下集结的诗歌和影像，不再追求审美静观的传统韵味，而是带来瞬时的极端体验。”而在电视媒介的传播下，中国新诗演变出了两种新的艺术型态，即“电视诗朗诵”和“诗歌电视”。前者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朗诵者代替诗人出场，通过二次创造，激发出诗歌新的生命力，诗歌文本凭借朗诵和表演实践活动走向大众。作者在书中对朗诵者提出两点要求，即为保证诗歌文本意义准确传达、诗歌意韵风味不受破坏，朗诵者形象应与诗歌形象保持内在统一，演绎方式应尽量含蓄委婉、自然克制，避免矫揉造作的戏剧化表达。诗歌电视“则是电视文艺节目的一种新型样态，由图像（再现诗歌意象）、声音（诗歌朗诵及配文）和字幕（诗歌文本）组合而成”，诗意影像在其中通过视觉造型和蒙太奇手法得以建构，动态影像的再现使中国新诗释放出超越文字的视觉性与空间感特质。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新诗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各种网络诗歌应运而生，尤以超媒体诗歌最具特点，主张由创作者“自己动手”利用多媒体与超文本技术使新诗实现媒介转换，从而诗歌具备了交互性、模拟性、可写性与解构色彩，并现出明显的游戏倾向。

三、诗性地理的现代性建构

山水历来就是中国诗歌艺术的重要题材，中国新诗视觉化实践中同样充满了“诗性地理”的想象与塑造，大众媒介下地理空间影像化并被赋予诗性的诠释，先前古典诗歌下的山川河流、寺庙楼塔在新诗的书写下得到现代性建构。在现代性语境中，“诗意景观”自身的符号价值被挖掘出来，遵循商业运作与文化意义生产的双重逻辑，成为消费社会的商品对象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积极动力。在本书中，作者首先从地理想象与审美性角度解读“诗性地理”概念，分析了中国古代纪游文学、山水田园诗与现代山水游记散文诗作强烈抒情色彩下对地理景观的想象与摹画。在新诗语境中，不止是田园风光，都市地景也进入字里行间，使“诗性”的时空维度从古典、乡土扩展至现代、都市，并相互交错碰撞。其次，在视觉媒介异军突起的时代，受众对“诗性地理”的感知与认同方式发生变化，陌生的地理图景通过媒介编码就能真实抵达我们的目光属地。画意摄影、诗电影及写意性纪录片这些影像书写形态如古代文人山水画般让观者“卧游”其中，体味朦胧诗意，但在对地景进行诗性重构过程中，须恰当处理客观再现与主观虚构二者关系，避免误入脱离现实与单纯机械复制的歧途。作者认为，视觉呈现“诗性地理”还面临三点困境：“模拟古意和寄情山水成为‘诗性地理’影像书写的俗套”；“存在美化景观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受到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逻辑的双重规约”。最后，作者将概念延伸至“诗意景观”。自然人文景观中的诗意是人类自然审美意识觉醒、象征意涵赋予、历史积淀的产物，诗意中的景观在时间的演进中形象逐渐趋于稳定但也不断被重写，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怀明志的凭借物、现代诗人颠覆陈旧观念与宣示个体生命意志的文化武器，在诗歌经济学潮流的左右下，更是被商业征用，成为旅游凝视客体。这利于诗歌传播推广，但还需警惕诗意的滥用与僵化。 

四、现代诗人形象的视觉阐释

在新诗视觉传播研究中，诗人的身份形象作为“元文本”是重要的阐释命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新诗边缘化进程加快，诗坛内部裂变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两大阵营，与此对应，两种对立的诗人形象被塑造出来，一是具有诗歌崇拜色彩的文化英雄，二是反诗歌崇拜的泼皮莽汉。二者对诗歌话语权力的争夺使新诗创作于沉寂中掀起一阵喧嚣，但仍未能真正使其跳出边缘化的圈牢，这是多重原因导致的。首先，深入人心的古典诗歌与具备突出群治作用的小说压缩了新诗的生存空间，其次，宏大叙事现实化后，诗人不再做启蒙理性的代言人，新诗在相对轻松自如的环境中也无须充当先锋前卫的呐喊者，社会性功用丧失。新诗艺术本身不甘于向大众流行、商业文化让步的强硬态度也是原因之一。然而，边缘化对新诗而言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律，艺术从他律走向自律并没有取消现实作用，正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边缘也是一种内化的成长、抵抗与批判。当新诗逐渐远离中心话语，树立起反叛姿态，便和亚文化发生了精神立场上的关联，或称有了某种亚文化基因。这种新潮另类的亚文化与娱乐消费发生关系后，文化工业中备受追捧的偶像明星就诞生了。现代新诗也是如此，摇滚诗人、“伪朋克女孩”以及“新红颜写作”等形象概念进入诗歌文本，诗人偶像化与读者粉丝化让诗拥有一群疯狂的受众，但诗人形象才是核心的符号资本。于是，诗界内部展开了诗人形象的自我塑造，通过肖像画、人像摄影、生活快照联合多媒体艺术直接为诗人造像。电影电视也是诗人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其中传记类和纪实性影像虽将诗人从幕后推向台前，但神圣化、传奇化与过度包装消费的表达策略并无助于还原其本来面目；影视剧塑造诗人角色虽掺杂大量虚拟想象，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镜头影像中可以窥见诗人形象从“落难英雄”到“落魄文人”、从天才到疯子的转变，但部分剧作仍受制于单义化、模式化与丑角化的刻板印象。由此可知，在视觉媒介时代，诗人自我形象塑造的主导权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

图像统治、过度审美、商业入侵与诗意泛滥等各种困境让新诗无法回到最初的中心位置，边缘化格局也注定无法逆转。在当前的艺术场域中，各类型艺术相互交织，已经没有谁真正处于绝对的中心或边缘位置。罗莎琳·克劳斯在《再造媒介》一文中认为后媒介时代已经到来，当代艺术采用混合媒介的形式已摆脱现代艺术具体的媒介分类。新诗艺术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新媒介的技术援助，在媒介融合实验中发现救赎的可能性。正是媒介构成了当前的生活世界，新诗也必须顺势进入受众的日常生活，挖掘自身的公共特质，才能进入公共领域获取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