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思睿评倪爱珍《论反讽》

黄思睿

倪爱珍出版于2020年的《论反讽》是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写成的，对古今中外的反讽做了相当扎实的论述，翻开目录，我们能看到四章，整体的结构即“反讽”这一主题分别与西方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符号学、叙述学发生关系。

第一章《西方文化中反讽内涵的变迁》是按时间顺序梳理的，分别是作为转义辞格的古典修辞学、作为美学理论的德国浪漫派、作为结构原则的新批评派、作为交流艺术的新修辞学、作为文化形态的后现代理论，基本上都点出了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反讽形态。最后一节是总结的存在立场：从苏格拉底到存在主义、新实用主义反讽。在处理历史文献上的反讽的时候，也用了更近的研究，如在论述德国浪漫派的时候，将浪漫反讽的三种表现形式——断片、“阿拉伯式图案”、元叙述——与后现代联系起来：“这三种形式特征在后现代小说中非常普遍”。于是，我们在最后一节能看到一条庞大的西方文化反讽主线：从苏格拉底到克尔凯郭尔到罗蒂，这基本上是一条自由主义的线，起点是苏格拉底作为理念助产师，中点时期消极立场；中点是在黑格尔基础上的克尔凯郭尔认为的主体无限绝对的否定性，他“认为必须掌握它、限制它，将其作为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以不至于解构自我；顶点是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精要在于区分私人区域与公共区域及其背后的权力。

第二章《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反讽思想》则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中没有反讽这个概念”，陈望道《修辞学发凡》、200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都所言甚少；于是，便从反讽的基本特征“所言非所示，字面义与实际义不一致”去寻找与反讽相关的线，带着问题在中国找历史。倪爱珍找到了四样东西：一，比兴、春秋笔法；二，滑稽、俳谐；三，反语、反常合道；四，正言若反。前两者都是讽谏文化的产物，一为主流文化，一为可控的一种文体；反语、反常合道主要涉及修辞语言方面，引用了钱锺书和周裕锴的研究，所以用的还是现代人的眼光；正言若反则引出的是中国道家哲学的精神：老子不是反讽者而是预言家——苏格拉底是反讽者，庄子则是“消极的否定性”。

第三章《符号修辞视域下的反讽》则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内含与二十世纪语言转向的另一个转向：符号文化转向。在这一章中倪爱珍处理了大量传统反讽不涉及的其他对象，如图像、声音、动作、实物等，借助的是符号学方法：语境、语力，比如在分析图像的时候就可以分析点、线、面、光线、明暗、色彩、肌理、质感、构图等图像能指，引用了巫鸿对“重屏”的研究，也用了伴随文本这一思路去分析了几个具体的图像。在第三节中，她还处理了反讽、解释旋涡与双关的区别：解释旋涡是两种意义同样有效，双关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第四章《反讽叙述》用的是叙述学的分析框架：叙述主体的距离、戏仿、情节结构与反讽的关系作为论述线，因为作者在硕士阶段现当代文学的底子，所以举的例子多是一些当代的文学文本，而她也显然倾向于否定只解构不建构的恶搞式的大众文化，这背后是主体性的缺失；所以最后一节便很自然地过渡到“反讽:文本自然化的一种认知框架”，修辞走向了文化，这也转向了接受者本身。

作者显然是带着西方的视角去看中国，那么，我们走出讽谏文化了么？我们现在还在用讽谏文化的眼睛看当下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言确实是有大量反讽了，道家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位置呢？单单用当代文学的文本似乎不足以支撑，若要上升到认知框架，恐怕得用把个体人作为单位，看个体的人如何在反讽或讽谏的框架下认知和行动。所以，中国古代有多狂欢、多自由呢，在日常统治下人又有多大的空间呢？而现在呢？所以，这背后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纵观全书，能看到作者在仔细爬梳历史上的文献下对反讽背后的辩证、自由精神的欣赏，这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和精神鼓舞，让读者能用反讽这一从修辞到文化的有力工具去分析现实世界、认知现实世界、创造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