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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斌评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

预判未来趋势,前瞻信息社会前景,这似乎应该是技术人员与投资机构的职业要求。人文社科预判未来,总会被诟病不懂技术,妄谈前景。但事实是,真理永远需要证伪,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一般,都是人类在面对意义世界,处理意义问题时的视角与方法。技术更新也会遭遇失败,经济投资更是沙里淘金,技术与资本的合力只是催生了某一种现实,更多的“可能世界”被掩盖在过去式的尘埃中。《信息社会符号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参与到信息社会的未来朝向,站在“元语言”视域去廓清当下正在萌生的新趋势,捕捉正在剧变的社会问题,厘定身处其中的主体会何去何从。

陈文斌评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

作者:陈文斌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90    2022-10-13 09:16:18
 
陈文斌评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
陈文斌
学术研究的创新通常在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是新的理论概念的提出,从而完成对固有现实的独特阐释;另一方面是新的材料的开掘,以回应并解释旧问题中的争论与谜团。唐小林教授的《信息社会符号学》打破了学术创新的固有路径,具体来说,他是在新现象还未明朗时,借助符号学范式预判了信息社会演进的未来朝向,因此,新概念的提出不只是为了契合当下现象,而是等待新现象的成熟。再者,旧问题的争论不止歇,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仍旧是立足于材料爬梳与总结,但总体范式的全新构建完成了对所有材料的吸纳与重释。
预判未来趋势,前瞻信息社会前景,这似乎应该是技术人员与投资机构的职业要求。人文社科预判未来,总会被诟病不懂技术,妄谈前景。但事实是,真理永远需要证伪,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一般,都是人类在面对意义世界,处理意义问题时的视角与方法。技术更新也会遭遇失败,经济投资更是沙里淘金,技术与资本的合力只是催生了某一种现实,更多的“可能世界”被掩盖在过去式的尘埃中。《信息社会符号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参与到信息社会的未来朝向,站在“元语言”视域去廓清当下正在萌生的新趋势,捕捉正在剧变的社会问题,厘定身处其中的主体会何去何从。
一、“未到来”与“已存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回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对其未来下了判语: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如今,资本主义虽未终结,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仍旧在推动着现实的改造。未来尚未到来,这也就留给了理论前瞻以压力与挑战。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源于它始终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人类实践的劳动与商品的关系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追溯,《信息社会符号学》潜在的精神支撑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所要处理的问题,也正是主体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这里面包括了信息社会的表意方式、文化景观、形态变迁与人的境遇关系。人始终是作为意义发送与阐释的主体存在,信息社会成为主体意义存在的场域。
这种对人的境遇的深层关注源自于唐小林教授一直以来的前瞻视野,在《建立解释主体: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建构》、《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等文章中,“主体符号学”的建构早已提出。在《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创新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等文章中,“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成为他呼吁建构的重点。如今,“信息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已经系统呈现出来,这既是“元时代”来临前的呼吁,也是直面“元时代”趋势的指引。
从“主体符号学”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以贯之的也是对人与意义世界关系的聚焦,“信息社会符号学”将这一聚焦锚定在技术席卷的媒介变迁上,也正是立足在人与符号的关系上,“信息社会就是一个符号物主导、符号物过剩、符号物爆炸的社会”。这种危机意识萦绕在整本书的情感基调中,但与之并行的,是作者对人这一主体的自信,因为“离开人这个主体,使用符号、创造符号、利用符号均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他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智能的末世论报以怀疑,从符号构建机制中论证人类表意与机器表意之间永恒的鸿沟。“媒介,不分新旧,总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因此,信息社会始终是人为了实现自身意义需要而构建的。
从媒介切入信息社会,其底色仍旧是对人这一主体的关怀。作为身体延伸的媒介,其作用就是连接。唐小林教授认为:“连接既是渠道,又是行为;既是过程,又是关系;既是动机,又是目的。通过连接这个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中介,整个人类社会才得以网织起来。”连接作为意义活动的源动力,解释了社会形态更迭的深层动因,也正是在这个角度审视历史,他认为:“整部人类历史就是努力连接的历史。”书中不乏这种宏阔总结式,精准下判定的话语,让读者不得不带着这样的判定反观自身周遭的意义世界。阅读产生的知识连接,微信产生的社交连接,B站构建的社群连接,办公区构建的身份连接……如此种种,主体的意义活动就陷入到不同媒介构建的意义连接中,而在“连接”这一关键词的背后,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的精准把握,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因而是作为社会性动物而存在,这种彼此联系的社会关系确立了人自身的存在。信息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连接”所要把握的是社会形态、媒介、主体三者之间的永恒关联。
与其说信息社会是一种正在推进并日趋复杂的社会形态,不如说,信息社会只是某一种形态的信息社会。唐小林所要讨论的对象是“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和消费社会”三位一体的信息社会,这也就有了具体指向,在这种指向性中,符号学分析范式也始终以“三元”的动力框架调试着对不同问题的回应与解答。
二、意义三分的未来之思
《信息社会符号学》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色之上,是皮尔斯的“意义三分法”的方法论,指导思想与分析方法的贴合正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做的努力。在唐小林教授看来,“信息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它不再是单一的社会形态,不再是一幅面孔,而是三幅面孔,即它是媒介面向、智能面向与消费面向的结合。”在这一总判定下,“媒介是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符号的再现体,智能就是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符号的对象,消费则是信息社会的解释项。”在捋清三者关系之后,“媒介、智能和消费分别充当了信息社会意义建构的表意机制、生产机制和动力机制。”由此来看,静态层面的社会形态剖析与动态层面的社会运作同时兼顾,三个关键词统摄了对信息社会的总括。
拒斥单面孔概括,从符号三分法来面向信息社会,照应了信息社会意义爆炸的符号生产机制与消费需要。索绪尔的二元观显然无法应对意义之间的多元连接,三分法可以应对意义增生、混淆、纠缠、碰撞的乱象,同时,意义的漂流、变异、重叠、弥散也正需要开放的阐释体系予以关照。
信息社会不断衍生新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的加剧演化,如符号过剩促成了“过度文化”,即“文化过度多样,多样到琐碎的程度,多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有些是不同问题的缠绕,如现实与虚拟交叠混淆各自边界的问题,唐小林提出“交互文本”(inter-text)这一概念,指称“连接物理现实文本与虚拟现实文本的文本”,这种交互性同样被放置在皮尔斯符号三分关系中,“虚拟现实文本是再现体,物理现实文本则为对象,交互现实文本是其解释项”,如此,虚拟与现实的二分法由于“交互文本”的加入,生成了一块可以被形式化捕捉的场域,这个场域中活动的主体就是“后人类”,主体被表意媒介所重塑,主体性也正是在虚拟与现实的纠缠中重建。
作为面向未来的理论之思,未来始终是建立在物之上,试图挣脱物来畅想的乌托邦永远不会到来。“物-符号首先是物,没有物就无所谓符号。……物的减少、物的逐渐消失,必然是数字化社会整个符号体系的危机,更是一种文化危机。回归物,是数字社会的未来朝向。”与回归物密切相关的是回归身体,“回归身体就是回归意义之源,其实质是数字化背景下对社会秩序的重建。”不得不说,在未来之思中,唐小林教授将所有问题的肇始都归之于“主体-客体”、“人-世界”的辩证关系中,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统摄下,皮尔斯的意义三分法避免了二元的僵化,赋予意义阐释以新的活力。
三、真相在何处
面向未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未知也往往带来恐惧,《信息社会符号学》力图通过审视当下,站在“元时代”的视域前瞻趋势,这其中不免带有文化焦虑的紧迫感。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的工作岗位,主体的生存空间正在被符号智能所排挤,“失去劳动或‘劳动毫无内容,以及劳动条件与工人关系的颠倒,所导致的生活意义的消失,表现为人的异化’。”马克思关注到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现在被转换成:人与人的关系直接被消解,物与物的连接将排挤人与人的连接,新的异化生成,与此同时,未来可能走向真空。
文化危机的论调从未断绝,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智能,核武器的按钮如果掌握在人工智能手中,那人类的灭亡也终成定局。这类悲观论点的反面是乐观派对人类智能的自信,在乐观派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比拟人类智能,人对自身的了解尚未全面,这种复杂性岂能被机器复制。两种论点交替,各具合理性,而唐小林教授在《信息社会符号学》一书中做出了第三种论断,即他“不认为机器一点都不能构建人类意识”,这里面有对未来技术可能性的肯定,在这个前提下,“机器完全可能发展出一套与人类智能不一样的人工智能,它可能不遵循自然智能的规律,而另创一套规则,并创构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世界。这个世界就人工智能本身来说是完满的。”总结来看,人工智能依旧会更新,进步,完备,但它与人类智能的发展并不在一个符号系统中,核武器按钮仍旧掌控在人类智能之中。
当然,针对这一判断也留下了诸多问题,我们何以判定这套人工智能规则的存在?一旦它可被辨识,那就可能被重新纳入人类智能改造的境地;一旦它不可被捕捉,那我们何以证明它的存在。真相在何处?这似乎是永远的疑问,我们也只有带着疑问去遥望明天。唐小林教授冷静地展露出他的未来观,“工具反客为主,对于人类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所以未来无法预测,或者预测准的未来不可能实现,因为人们早有预案,会使未来发生逆转,按照人的意志行事,预测准的未来往往落空。”就这样,对于信息社会的一切预判完成了对自身的解构,也正是在解构之中,我们看到了被理论重构出来的多元与复杂,这就是“元时代”所需要的“元思维”。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信息社会符号学》并不是对未来的答卷,恰恰相反,它是一本问题之书,即通过提出问题,辨析问题,反思问题来重置问题,也正是这些被重置的问题,成为读者们需要与作者一起思考的对象。比如作者认为,“越容易传播,就越容易毁灭。当《四库全书》转换为一张小的光盘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过这张光盘的命运就是《四库全书》的命运?”借着这个问题,我的脑中反而浮现的是保管《四库全书》抄本的文渊阁毁于战火,文宗阁与文汇阁也难以幸免,正是残本接续了书籍的修复,纸媒的脆弱可见一斑。由此,笔者反而认为:“越容易传播,就越容易存在。”传播的便捷加速了文本的复制,复制的增多强化了抵抗毁灭的风险。
当然,在笔者的诡辩中搁置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即所有的文化都被网络所承载,一旦“断网”或者网络不复存在,人类的知识积累将面临重创。由此来看,回归物,保存了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存了主体之为主体的证明。
整个阅读过程,是与作者一起思考,相互辩论的过程。笔者时时与书本较真,在一阵怀疑中又加深了一层对作者的理解与认同。理论的创新不需要囿于某种固定路径,创新永远带有一颗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内核。通过挑战过去的定论,质疑现有的争论,未来也正在持续的思辨中一步步澄澈与清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