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创新通常在两个方面推进：一方面是新的理论概念的提出，从而完成对固有现实的独特阐释；另一方面是新的材料的开掘，以回应并解释旧问题中的争论与谜团。唐小林教授的《信息社会符号学》打破了学术创新的固有路径，具体来说，他是在新现象还未明朗时，借助符号学范式预判了信息社会演进的未来朝向，因此，新概念的提出不只是为了契合当下现象，而是等待新现象的成熟。再者，旧问题的争论不止歇，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仍旧是立足于材料爬梳与总结，但总体范式的全新构建完成了对所有材料的吸纳与重释。
预判未来趋势，前瞻信息社会前景，这似乎应该是技术人员与投资机构的职业要求。人文社科预判未来，总会被诟病不懂技术，妄谈前景。但事实是，真理永远需要证伪，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一般，都是人类在面对意义世界，处理意义问题时的视角与方法。技术更新也会遭遇失败，经济投资更是沙里淘金，技术与资本的合力只是催生了某一种现实，更多的“可能世界”被掩盖在过去式的尘埃中。《信息社会符号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参与到信息社会的未来朝向，站在“元语言”视域去廓清当下正在萌生的新趋势，捕捉正在剧变的社会问题，厘定身处其中的主体会何去何从。
一、“未到来”与“已存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回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对其未来下了判语：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如今，资本主义虽未终结，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仍旧在推动着现实的改造。未来尚未到来，这也就留给了理论前瞻以压力与挑战。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源于它始终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人类实践的劳动与商品的关系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追溯，《信息社会符号学》潜在的精神支撑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所要处理的问题，也正是主体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这里面包括了信息社会的表意方式、文化景观、形态变迁与人的境遇关系。人始终是作为意义发送与阐释的主体存在，信息社会成为主体意义存在的场域。
这种对人的境遇的深层关注源自于唐小林教授一直以来的前瞻视野，在《建立解释主体：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建构》、《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等文章中，“主体符号学”的建构早已提出。在《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创新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等文章中，“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成为他呼吁建构的重点。如今，“信息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已经系统呈现出来，这既是“元时代”来临前的呼吁，也是直面“元时代”趋势的指引。
从“主体符号学”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以贯之的也是对人与意义世界关系的聚焦，“信息社会符号学”将这一聚焦锚定在技术席卷的媒介变迁上，也正是立足在人与符号的关系上，“信息社会就是一个符号物主导、符号物过剩、符号物爆炸的社会”。这种危机意识萦绕在整本书的情感基调中，但与之并行的，是作者对人这一主体的自信，因为“离开人这个主体，使用符号、创造符号、利用符号均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他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智能的末世论报以怀疑，从符号构建机制中论证人类表意与机器表意之间永恒的鸿沟。“媒介，不分新旧，总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因此，信息社会始终是人为了实现自身意义需要而构建的。
从媒介切入信息社会，其底色仍旧是对人这一主体的关怀。作为身体延伸的媒介，其作用就是连接。唐小林教授认为：“连接既是渠道，又是行为；既是过程，又是关系；既是动机，又是目的。通过连接这个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中介，整个人类社会才得以网织起来。”连接作为意义活动的源动力，解释了社会形态更迭的深层动因，也正是在这个角度审视历史，他认为：“整部人类历史就是努力连接的历史。”书中不乏这种宏阔总结式，精准下判定的话语，让读者不得不带着这样的判定反观自身周遭的意义世界。阅读产生的知识连接，微信产生的社交连接，B站构建的社群连接，办公区构建的身份连接……如此种种，主体的意义活动就陷入到不同媒介构建的意义连接中，而在“连接”这一关键词的背后，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的精准把握，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因而是作为社会性动物而存在，这种彼此联系的社会关系确立了人自身的存在。信息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连接”所要把握的是社会形态、媒介、主体三者之间的永恒关联。
与其说信息社会是一种正在推进并日趋复杂的社会形态，不如说，信息社会只是某一种形态的信息社会。唐小林所要讨论的对象是“媒介社会、智能社会和消费社会”三位一体的信息社会，这也就有了具体指向，在这种指向性中，符号学分析范式也始终以“三元”的动力框架调试着对不同问题的回应与解答。
二、意义三分的未来之思
《信息社会符号学》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色之上，是皮尔斯的“意义三分法”的方法论，指导思想与分析方法的贴合正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做的努力。在唐小林教授看来，“信息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它不再是单一的社会形态，不再是一幅面孔，而是三幅面孔，即它是媒介面向、智能面向与消费面向的结合。”在这一总判定下，“媒介是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符号的再现体，智能就是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符号的对象，消费则是信息社会的解释项。”在捋清三者关系之后，“媒介、智能和消费分别充当了信息社会意义建构的表意机制、生产机制和动力机制。”由此来看，静态层面的社会形态剖析与动态层面的社会运作同时兼顾，三个关键词统摄了对信息社会的总括。
拒斥单面孔概括，从符号三分法来面向信息社会，照应了信息社会意义爆炸的符号生产机制与消费需要。索绪尔的二元观显然无法应对意义之间的多元连接，三分法可以应对意义增生、混淆、纠缠、碰撞的乱象，同时，意义的漂流、变异、重叠、弥散也正需要开放的阐释体系予以关照。
信息社会不断衍生新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的加剧演化，如符号过剩促成了“过度文化”，即“文化过度多样，多样到琐碎的程度，多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有些是不同问题的缠绕，如现实与虚拟交叠混淆各自边界的问题，唐小林提出“交互文本”（inter-text）这一概念，指称“连接物理现实文本与虚拟现实文本的文本”，这种交互性同样被放置在皮尔斯符号三分关系中，“虚拟现实文本是再现体，物理现实文本则为对象，交互现实文本是其解释项”，如此，虚拟与现实的二分法由于“交互文本”的加入，生成了一块可以被形式化捕捉的场域，这个场域中活动的主体就是“后人类”，主体被表意媒介所重塑，主体性也正是在虚拟与现实的纠缠中重建。
作为面向未来的理论之思，未来始终是建立在物之上，试图挣脱物来畅想的乌托邦永远不会到来。“物-符号首先是物，没有物就无所谓符号。……物的减少、物的逐渐消失，必然是数字化社会整个符号体系的危机，更是一种文化危机。回归物，是数字社会的未来朝向。”与回归物密切相关的是回归身体，“回归身体就是回归意义之源，其实质是数字化背景下对社会秩序的重建。”不得不说，在未来之思中，唐小林教授将所有问题的肇始都归之于“主体-客体”、“人-世界”的辩证关系中，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统摄下，皮尔斯的意义三分法避免了二元的僵化，赋予意义阐释以新的活力。
三、真相在何处
面向未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未知也往往带来恐惧，《信息社会符号学》力图通过审视当下，站在“元时代”的视域前瞻趋势，这其中不免带有文化焦虑的紧迫感。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的工作岗位，主体的生存空间正在被符号智能所排挤，“失去劳动或‘劳动毫无内容，以及劳动条件与工人关系的颠倒，所导致的生活意义的消失，表现为人的异化’。”马克思关注到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现在被转换成：人与人的关系直接被消解，物与物的连接将排挤人与人的连接，新的异化生成，与此同时，未来可能走向真空。
文化危机的论调从未断绝，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智能，核武器的按钮如果掌握在人工智能手中，那人类的灭亡也终成定局。这类悲观论点的反面是乐观派对人类智能的自信，在乐观派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比拟人类智能，人对自身的了解尚未全面，这种复杂性岂能被机器复制。两种论点交替，各具合理性，而唐小林教授在《信息社会符号学》一书中做出了第三种论断，即他“不认为机器一点都不能构建人类意识”，这里面有对未来技术可能性的肯定，在这个前提下，“机器完全可能发展出一套与人类智能不一样的人工智能，它可能不遵循自然智能的规律，而另创一套规则，并创构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世界。这个世界就人工智能本身来说是完满的。”总结来看，人工智能依旧会更新，进步，完备，但它与人类智能的发展并不在一个符号系统中，核武器按钮仍旧掌控在人类智能之中。
当然，针对这一判断也留下了诸多问题，我们何以判定这套人工智能规则的存在？一旦它可被辨识，那就可能被重新纳入人类智能改造的境地；一旦它不可被捕捉，那我们何以证明它的存在。真相在何处？这似乎是永远的疑问，我们也只有带着疑问去遥望明天。唐小林教授冷静地展露出他的未来观，“工具反客为主，对于人类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所以未来无法预测，或者预测准的未来不可能实现，因为人们早有预案，会使未来发生逆转，按照人的意志行事，预测准的未来往往落空。”就这样，对于信息社会的一切预判完成了对自身的解构，也正是在解构之中，我们看到了被理论重构出来的多元与复杂，这就是“元时代”所需要的“元思维”。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信息社会符号学》并不是对未来的答卷，恰恰相反，它是一本问题之书，即通过提出问题，辨析问题，反思问题来重置问题，也正是这些被重置的问题，成为读者们需要与作者一起思考的对象。比如作者认为，“越容易传播，就越容易毁灭。当《四库全书》转换为一张小的光盘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过这张光盘的命运就是《四库全书》的命运？”借着这个问题，我的脑中反而浮现的是保管《四库全书》抄本的文渊阁毁于战火，文宗阁与文汇阁也难以幸免，正是残本接续了书籍的修复，纸媒的脆弱可见一斑。由此，笔者反而认为：“越容易传播，就越容易存在。”传播的便捷加速了文本的复制，复制的增多强化了抵抗毁灭的风险。
当然，在笔者的诡辩中搁置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即所有的文化都被网络所承载，一旦“断网”或者网络不复存在，人类的知识积累将面临重创。由此来看，回归物，保存了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存了主体之为主体的证明。
整个阅读过程，是与作者一起思考，相互辩论的过程。笔者时时与书本较真，在一阵怀疑中又加深了一层对作者的理解与认同。理论的创新不需要囿于某种固定路径，创新永远带有一颗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内核。通过挑战过去的定论，质疑现有的争论，未来也正在持续的思辨中一步步澄澈与清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