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翾昂评王委艳《交流叙述学》

马翾昂

一、交流性：符号叙述学的题中之义

自1966年《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专刊在《交流》杂志第8期发表，叙述学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其诞生之初就与“符号学”和“交流”密不可分。经典叙述学诞生在结构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思潮中，是一种侧重叙事作品的话语与结构的文本内部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小说）叙述学。1990年代后经典叙述学兴起，叙述研究“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事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后经典叙述学视野丰富、路径复杂，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对交流问题的关注有了显著提升。但这一时期叙述研究呈现为来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的侵入模式，且基本没有脱离文学范畴，叙述学本身的发展依然受到其他学科自身以及研究视野的限制。

在来自非文学领域规模宏大的叙述转向背景之下，叙述扩容对叙述学提出了适应性调试的要求，赵毅衡教授所建构的广义叙述学（符号叙述学）实现了可见的突破。这一理论体系以符号学为视角，探究所有符号叙述的一般规律。正因为交流性无疑是符号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不论是索绪尔发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转向后结构主义从而向整个文化开放，还是皮尔斯符号学本身就诞生在一种“三元”的传播过程之中——所以交流性也必然是符号叙述学的题中之义。也正如作者所言，交流叙述学正是建立在符号叙述学的坚实基础之上，以一般叙述学的研究框架，“旨在研究各种叙述类型中的参与者是如何以叙事文本为中心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注叙事交流中施受双方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是如何影响各自的交流行为的”。如果说广义叙述学还处在与“交流性”的暧昧阶段，那么交流叙述学的建构无疑自觉且真正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二、叙述学中文本观念的迭代

从本书对叙述理论的详实梳理中不难发现，不论是经典叙述学还是后经典叙述学中，交流性都得到了诸多论者的关注，但始终未能上升到一种学科建构的高度，那么在今天提出“交流叙述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何在？笔者认为其根本线索在于文本观念的重构。实际上，叙述学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背景密不可分，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断言，几乎所有学科的发展都以该学科对当下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为起点。从历史上看，叙述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和传播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如蒋荣昌教授所指出文学文本在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样态转变，从属于文学文本的叙述文本也自然在社会现实的发展中不断扩容并演变为各种新的样态，为了处理不断涌现、亟待解决的各种新问题，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型、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乃至广义叙述学转型。而在今天这个更为极致的、拥有“数字化”“智能化”“媒介化”等一众标签的时代，叙述的无处不在（交流性凸现）、常态跨层、不确定、边界模糊等等现实情况无疑在呼唤一个新的叙述学理论体系予以解决。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作者高度自觉并根本性地对叙述学的文本观念进行重构，根据其论述笔者简单总结出叙述学范式的文本观念迭代过程（见下表）。

经典叙述学作为面向文学叙述文本内部的形式研究，将文本看作一个静态、封闭、确定的自足世界，而其中探讨不多的叙述文本交流也显然是单向的，甚至有文学“非交流”的重要观点。后经典叙述学在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影响之下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文本外的各种范畴也进入到了研究的视野之中，但由于其形式研究的底色依然浓厚，同时也注重对具体叙述作品的阐释，叙述文本的边界仍然清晰，内容依然确定；交流在其中虽得到了包括查特曼“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在内的许多论述的观照，但其“交流”实际上是一种修辞，“是叙述主体为达到目的而传达其思想的流动链条”，叙述文本仍然是一种单向的文本。赵毅衡教授的广义叙述学面向所有符号叙述行为，从概念上便将“叙述”界定为符号发出者与接受者双向建构的过程，叙述文本的开放性、交流性切实地内蕴其理论体系之中；但广义叙述学同样是以形式研究为底色，正如作者指出形式研究很难不要求一个基本边界清晰且确定的文本，因而我们可以发现在赵毅衡教授的理论中，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仍有相对客观、确定的“文本意义”作为一种结构主义色彩谨慎地保留。而在交流叙述学的视野下，作者直接抛出了“抽象文本”的概念，即“在交流叙述中，以作者为基础，经过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过程和二度文本化过程，最后呈现的处于作者与接收者之间、接收者与文本之间，具有协商性质的文本形态”。交流叙述学将文本看作在由交流叙述过程中逐步建构的动态文本，且“会随着接收者、历史时空、语境等的变化而改变形态”。在这样的文本观念下，作者试图将叙述学引向了一种视叙述文本为动态、不确定的，将形式研究作为组成部分的文化研究视角，为解决当下社会文化中的各类复杂叙述问题在根本上彻底铺平道路。

三、叙述经验与梭式循环

交流叙述学之“交流”，并非经验主义传播学意义上将叙述文本作为传播内容进行研究，作者的“野心”和视野远远大于此，本书层层递进地论述了交流叙述学深刻的哲学和认知基础，将交流叙述学在本体论意义上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卡西尔将人类作为能够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人类生活在由符号建构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文化世界中；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赵毅衡教授也指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大文本，符号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而本书将这些论述进一步精确化，将叙述交流作为人类经验创造和传承并最终建构人化世界的基本方式。作者指出，叙述化与人类的生存经验在时间与空间序列中具有同构性，因而“用叙述的方式为人类的生存实践构筑意义就成为最合理的选择”。因此，对于人类的经验而言，符号世界进一步成为了（符号）叙述世界：人类需要将事物符号化并经由意向性与时空关联，以叙述化这种与经验世界同构的方式才能形成经验，从而摆脱自然时空，走向人化的时空，因而人是“叙述”的动物。而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则是因为人类从诞生开始便通过交流不断地将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相互转化，使经验得以长时间地累积、传承和更新。作者将这种人类经验的累积和传承的整体过程描述为一种“梭式循环”。 

在“梭式循环”图式中，叙述文本首先在交流中被作者创制的——叙述的自反性决定了任何叙述文本的作者都将是第一个读者，叙述至少是作者自我交流的产物，而作者本身经历了经验学习的阶段；携带各种经验的“作者式接收者”对叙述文本进行接受，对自我经验进行修正，并又将自己的经验创作成为新的叙述文本，作者和接受者在此过程中会不断转化，经验传承便在这样一个以叙述文本为中心的时空轴中得以展开和实现。“梭式循环”是本书中提到最多、最为重要和最富有创见的概念和成果，这一过程“既包含了经验的传承与变异、淘汰与更新，也包含了群体经验与个体经验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转化”。作者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双循环交流图式，均集中体现了作者动态、开放的文本观念。如果说此前以形式研究为主的叙述学研究的是叙述的文本世界，那么交流叙述学则探究由叙述交流所建构的叙述世界——这是符号世界的重要甚至核心存在方式。

四、交流叙述学：拥抱新传媒时代

赵毅衡教授将电脑与互联网的产生看作是传媒的第三次突变，并认为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而在今天这一突变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愈演愈烈之时，各种学科都试图“拥抱”当下，对各种现实问题予以有力的回应，交流叙述学无疑也肩担此任。

交流叙述学的“交流”虽与“传播”近义，但实际上区别于“传播”暗涵的单向意义，其理论资源也并不来自经验主义的传播学（狭义），而是从文学叙述学、美学、语言哲学以及符号学中生发，但本书中所创立的理论框架却对当下传播学所关注的诸多传媒问题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例如作者从以现场性和及时性为标准将交流区分为真实交流与虚拟交流，为解释不同交流模式和参与方式带来的差异提供新的视角。作者将影响叙述交流的各类元语言区分为叙述逻辑、叙述选择等，这些元语言在叙述交流中成为交流信号，组合成为“作者密码”进而构成文本内外交流的重要因子，这给今天“主体”凸显的网络传播现状进行了启发性的理论铺垫。传统传播学热衷于建构过程模型，而作者并不拒斥于对一般交流过程的探讨，本书第七章将交流叙述的一般过程描述为“确定框架-确定信息源-身份识别-观点复制-目的达成-效果/反馈/影响”，在动态的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有可能走向各种情形的顺应或冲突，其理论颇具“元传播”色彩。此外，书中所提出的双循环交流模式图看似脱胎于文学叙述学而限制在文本内外区分的框架之中，但在交流叙述学的整体观念下，这种文本内外的界限在“常态跨层”之下实际上成为非确定的存在，而这十分适合分析当下的各类网络传播现象。例如我们可以以此观照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今天，人们通过各类交流叙述打造网络用语所谓的“人设”，对其叙述文本而言，作者与叙述者合一，同时又兼人物，处于三种身份的动态叠加和常态跨层中。作为人物的“人设”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将影响作者的叙述行为，即人们会尽可能在所有叙述文本中让人物形象具有统一性。而一旦作者叙述者或其他叙述者发出了与人物形象不符的叙述文本，便很有可能造成所谓的“人设崩塌”，导致“交流失败”或“叙述归零”，甚至严重影响到经验世界中的作者。

在本书最后一章，作者更是以交流叙述学直面数字化时代，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网络活态叙述”的提出。这一概念指“存在于网络空间，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形成的动态化的、处于进行时的叙述，其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和现实针对性等特征。”作者将不同领域的学者热烈讨论的“网络集群行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或“网络公共事件”等相关话题纳入叙述学视野，将其指认为数字化网络叙述的新类型。网络活态叙述是交流叙述学中最为典型和极致的叙述文本，它以事件化为核心特点，直接存在于交流之中，也通过交流获得现实影响力。作者将网络活态叙述的基本过程概括为“事件发生-被爆料-被关注（围观）形成影响-发展-挖掘故事-引发权力阶层关注并介入-问题解决-后续影响-反思”，并细致地区分和探讨了“叙述源”“爆料人”“当事人”“围观者”等文本构成要素和其时空特征，对这一问题实现了当今传播学（狭义）难以达到的系统化理论成果。网络活态叙述的研究深刻地体现了交流叙述学文化研究的色彩，也宣告着叙述学可以处理新传媒时代最为棘手的种种问题。

巧合的是，2022年《交流叙述学》一书的诞生适逢“交流学”（communicology）百年华诞，这一以符号学与现象学为基础的传播理论传统，已经实现“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进步、系统、整体化”。翻阅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传播学、符号学、交流学等等学科之间在学理上和历史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叠，并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形成一条“学术连续带”，面对不能被简化的复杂世界而趋向融合与统一。而在已然高度“媒介化”并且难以琢磨其规律的今天，叙述学也在这种充分的联系和交叠中加入了进来，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王委艳：《交流叙述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

蒋荣昌：《消费世界的文学文本：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赵毅衡：《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理查德·L·拉尼冈，胡易容：《交流学:学科百年进路》，《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1辑。

胡易容：《从传播学到交流学:一种符号学的路径》，《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