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欧评弗劳利《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化修辞》

程亚欧

在当今社会，幸福已经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经常被公共政策提及。“幸福”似乎已经被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但是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带给我们的启示，面对任何一种知识，我们不仅仅需要知道它是什么，更需要去进一步追问这种知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幸福”是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吗？英国学者阿什利·弗劳利所著的这本《幸福感符号学：社会文化修辞》对“幸福”这一概念进行了追问，指出幸福成为一个问题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指出了当今时代的“幸福神话”，并探讨了幸福感符号学为何会成为传达社会问题的一种有力的工具。

本书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四章可视为研究的绪论，作者阐释了选择“幸福”和新闻大众媒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幸福发声的历史文化语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等；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追溯了幸福发声的历史流变，讨论了从20世纪初到2003年，“幸福”如何从前历史阶段走向“悖论”，以及2003年之后幸福问题的制度化；第七章到第十章则探讨了幸福发声的生成过程，研究了专业幸福知识在幸福问题化过程中的作用，讨论了幸福修辞等问题。

一、财富悖论与幸福神话

在第一章到第四章中，阿什利·弗劳利主要阐释了幸福发声的历史文化语境，指出了现代社会的“财富悖论”与“幸福神话”。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策旨在稳定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财富的增长可能使我们陷入物质的竞争，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悖论”，即人们并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而感到快乐。在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幸福”定义为“自给自足”，这和当代社会对财富的追逐截然不同。当代社会被消费文化所裹挟，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消费，都无法真正使人获得幸福。在当下，幸福指数成为所有现代社会问题的指标，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

按照巴特的论断，神话是“非政治化言语”，治疗文化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阿什利·弗劳利指出，“自尊”或幸福这样的情绪符号深受治疗意义结构的影响，已经成为了潜在的民间神话，几乎可以被用来解释所有的社会问题。幸福感符号学，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置于个人的情感之中，置于个人的本性之中，从而来寻找解决方案。幸福作为一种符号资源，已然成为了当今时代的神话，似乎可以被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阿什利·弗劳利重新追溯说明“幸福”的社会建构过程，可谓独具慧眼，极具现实意义。

二、幸福发声的历史流变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阿什利·弗劳利追溯了幸福发声的历史流变，讨论了从20世纪初到2003年，“幸福”如何从前历史阶段走向“悖论”，以及2003年之后幸福问题的制度化。

（1）幸福的前历史：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对“幸福”的提及大部分处于外围，“幸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该阶段可以称为幸福的“前历史”阶段。作者指出，以“幸福”和“繁荣”为关键词对1960年到1985年间的《泰晤士报》进行档案搜索显示，当这些词语紧密相邻时，它们总是相互加强。“幸福”和“繁荣”这两个词的相互联系，反映了不证自明的美好。

（2）去语境化的幸福：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2年

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文章中，幸福的使用出现了变化，一些文章将幸福本身视为一个目标来讨论。该时期可以视为幸福的“去语境化”阶段。

（3）问题的发现：1993到2002年

从1993到2002年，这一时期可以视为发现问题的阶段，这时出现了“幸福的悖论”。这个时期的新闻媒体把幸福视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新闻媒体指出当下的社会越来越不幸福，而个人本可以以其他方式获得幸福。把幸福视为一个问题的最早发声与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有关，不过此时这些幸福发声仍相对边缘化。

（4）幸福问题的制度化：2003年之后

在2003年，发声者开始拥有自主权，并致力于将幸福问题置于政治议程上。从2003年开始，是幸福问题的制度化时期，幸福和社会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作为一种符号学资源，幸福很容易被用来支持各种各样的动机。幸福科学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武器。此时也出现了“幸福来自内心”的观点。在幸福与物质繁荣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中，这些内向型的所指显得尤为明显。有新闻媒体宣称，“为了维持稳定的幸福，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我们内在的心理状态至少和我们外部的环境一样重要。”对“持久”幸福的呼吁也增强了人们对现代生活和物品繁荣的幻灭感，许多倡导者表达了一种对于回到更简单的时期的浪漫愿望，“简化你的生活”这样的呼吁被提出。

三、幸福发声的生成过程与幸福修辞

在第七章到第十章，阿什利·弗劳利探讨了幸福发声的生成过程，研究了专业幸福知识在幸福问题化过程中的作用，讨论了幸福修辞等问题。阿什利·弗劳利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幸福已经从一个模糊且“自由浮动”的能指转为一种符号，这一符号的指称物日益客观化，成为了一种能被客观验证、衡量和调整的物质实存。

在幸福发声的生成过程中，最有影响力、最虔诚的发声者主义来自发声过程中的知情人领域，将幸福问题化的发声者最初不是专家们。幸福发声具有两种传播模式，一种是通过大众媒体广而告之的广播模式，一种是在人际网络和专业网络中操作的传播模式。在网络中的扩散，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关于幸福的发声并非来自普通人，而是来自掌握着大量资源的社会上层人群。专业知识在幸福发声的生成和建构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当代政治生活逐渐凸显的特点是，道德和政治问题不断地被移到专业知识领域，专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可被大量购买的文化资源。幸福一直是由专家提供并由知情人主导的社会问题，公众并非幸福发声的来源。

此外，阿什利·弗劳利指出，幸福具有突出的修辞优势。第一种明显的能指优势在于，即便人们对于“幸福”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未必一致，但“幸福”如同“希望”“自由”等词汇，似乎天然带有积极意义，使人易于接受。第二，“幸福”能够唤起一种乌托邦和历史感，这是“主观福祉”这种最近新产生的能指所不具备的优势。此外，“幸福”巧妙地通过修辞去掉了问题的政治色彩。在更广泛的去政治化背景下，神话或“非政治化言论”（巴特1980）蓬勃发展。根据巴特的说法，“神话的任务是给历史意图一个自然的理由，并使偶然性看起来是永恒的”。通过这种方式，幸福神话把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转化为了仅仅需要专家来解决的技术问题。

四、总结

阿什利·弗劳利通过研究幸福发声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幸福发声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流变，以及幸福生成过程与幸福修辞，最终揭示了当代社会中幸福发声的神话本质。幸福作为一种情感符号，具有独特的修辞效果。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和幸福问题相联系，幸福神话成为了一种可以用于缓和社会矛盾的符号学资源，因而当代社会充满了对于“幸福”的呼声。阿什利·弗劳利让我们明白，“幸福”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发声者利用叙述霸权自上而下的宣扬，因而需要我们反思和追问。对于幸福符号的反思，也许能够让身处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的个体重新思考自己所想要真正追寻的“幸福”，并建立起稳固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