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亚飞评《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

康亚飞

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先后提出了“认知符号学”的术语，这其中，一般认为达代西奥（Thomas Daddesio）在《论心灵与符号：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关联》一文中是首创。2007年，相关学术期刊《认知符号学》创刊，但国内关于认知符号学的研究并不丰富。2019年，在学界的呼声和期盼下，瑞典约伦·索内松教授关于认知符号学的相关研究论文被集结成书，翻译出版。它的面世，可谓是应时应景，弥补了学科的部分空白，也为国内符号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本书《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中，索内松的论证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现象学与意义理论”，下篇为“文化、传播与演化”，他富有创见地将现象学、符号学和认知科学三者进行融通，试图从新的视角划定认知符号学的研究边界，在他看来，认知科学需要符号学“意义理论”的灌输，而符号学也欠缺经验研究的根基，如果想要将这两二者完美结合起来，现象学必不可少。如他自己所说：“理论语言学需要一个普适的符号学框架，而这种整合的符号学理论只能建立在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现象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如此看来，三个学科的真正融合势在必行，缺乏任何一环，都将沦为一种“折中拼凑”。当然，他在书中的论证也是依循这样的逻辑展开——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始，到文化符号学视野下对全球化的思考为终。

一、符号学、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的融通

认知符号学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或许先谈谈符号学和认知科学会对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有所助益。赵毅衡先生提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而符号学是“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西比奥克认为，“‘认知科学’的另一个别名就可以叫做符号学。”可见，他认为符号学和认知科学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并不是说二者的学科范式完全等同，而是说认知科学虽然是借助物理机器而进行研究，但其实也需要符号，需要人进行意义解释。这正吻合了符号学关于意义活动研究的定义。

按照西比奥克和S.M.拉姆的讨论，符号学和认知科学并非两个完全不能打通的领域，但认知符号学也并非二者的简单相加。兹拉台夫对认知符号学的定义与赵毅衡关于符号学的概念颇为相似：“认知符号学……聚焦于‘意义’这个多面性现象。”那么依据兹拉台夫的说法，符号学和认知符号学都是在研究意义，实质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的定义也并不完善，很快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认知符号学和符号学也不能等同，而是说，认知符号学是符号学的认知转向。这个说法立刻遭到了反对，“符号学，尤其是延续至今的‘皮尔斯式符号学’，实际上一直是认知符号学。”那么这就说明，符号学本身并不存在认知转向的问题。而我们感受到或提到的“认知转向”，实际上是“认知科学化”。亦即，从学科转向上来说，认知转向是伪命题，但是用科学化的方法来研究认知却是的确存在的事实。

探讨到这里，符号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符号学的关系基本明晰了。简单的在它们之间划等号或将认知符号学看成是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的简单相加都有混淆概念之嫌，真正的做法是像胡易容提出的那样，“越出符号学边界，从‘人文科学的科学化’背景来考察认知符号学的特征，通过人文与自然的双向关系解读新时期符号学与认知科学的结合方式。”

有人认为符号学是一种方法，也有人坚信符号学必然是一种理论。索内松拒绝将符号学看成一种方法，甚至也非语言哲学的分支，他更愿意视符号学“为一门科学，或应该如此”。符号学研究的范畴，以“一定程度的意识参与为限”。如此说来，认知符号学难以脱离符号学并非矫揉造作，而的确是应有之义。

那么，为什么要融合现象学进来呢？

索内松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方法”。符号学对世界的理解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而“现象学的任务是解释人类获得关于世界知识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哲学努力，现象学是关于我们经验世界的构成方式。”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正好弥补了符号学方法论层面上的缺失。同时，胡塞尔的想象学方法是理解生命世界理性结构的基础，索内松坚信“自然科学要变得完全理性，就需要现象学。”尽管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悲观的认为我们追求理性，但最终又被理性束缚，但索内松依然认为在人的生存、生活中，理性必不可少，理性是“永远追求更好的知识，同时有标准来确定我们现在所知的至少比我们昨天所知的更接近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索内松选择了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理解认知符号学。

二、生活世界：文化的认知符号学

从第五章开始，索内松进入到了下篇的论述，下篇主要从文化视角展开，对人和动物对世界不同的体验方式，或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进行对比探讨，从生物进化关照到文化进化领域，提出了文化符号学的模式如果投射到生物文化进化上时，会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思考，最后他提出了“符号资源在人类特性产生和维持中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模仿、神话和理论记忆的呈现不仅能经由遗传抵达个人，更能经由族群生成沉淀，并作为文化渐渐传播下去。无论是在自我文化中还是他者文化中，交流一直存在，而这个交流的基础就是符号。

在关于生活世界的论述中，索内松首先提到了胡塞尔，他认为，“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来解释自然科学模式构建的基础。这是一个由事物、人、太阳的升落组成的世界，而不是由细胞、原子和黑洞组成的世界。”在胡塞尔这里，“生活世界”是一切意义的起源，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起源于生活世界，也要落脚于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人“是在生活世界直接体验到生活意义的”。根据索内松的理解，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作为模型研究和转化的首要对象，以及作为科学家们完成他们的工作所处的常识世界。”。

在本书中，索内松多次提到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尤克斯库尔是塔尔图生物学家，1921年，他在其著作《动物的周围世界与内心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周围世界”（Umwelt，也翻译为环境界）的概念。在尤克斯库尔看来，周围世界是动物从自我出发建构出来的世界，当然，从某种层面上说，每个动物的周围世界是不一样的，“每个物种都有其‘周围世界’，这个世界，由一个‘标记世界’和一个与之相应的‘劳动世界’所构成。前者亦即那些被挑选的特性，而后者乃是一些反应，这些反应的结果在环境中给它们自己以印象。”如此说来，蜜蜂的周围世界和老虎的周围世界绝对不同，而人（如果把人看成高级动物的话）的周围世界和动物也不同。周围世界是作为一种动物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在这其中，动物的感官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生活世界和周围世界的对比，索内松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观点：“文化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的文化……我们不应该把自我文化看成是一个认同完整的世界。”于是，紧接着，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概念“移情”。

移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一定有一个“移”的客体，因此，移情通常涉及个人和他者之间的关系。移情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如作为投射的移情和作为推理的移情等。巴赫金提出的“作者”和“英雄”的术语实质上也是移情的某种变体，正如巴赫金说的“我的情感和意志反应依附于物体，而不收缩成一个外在的完整自我形象”，这种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论述实质上就是对移情理论的讨论。具体到文化上，索内松更是认为“只有通过在自我文化中采取自己的终极立场，异文化才可能被转化为他者文化”，他的这个立场来自于巴赫金。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成长于某种文化土壤中的自我，如何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让自己完全处于“终极立场”呢？甚至说，自我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如何才能彻底抽身出来？

三、小结

索内松将符号学、认知科学和现象学进行融通的方式给国内外认知符号学界带来了不小的启发，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是一次有意义的结合。他长期以来寻求整合符号学之外的方法作为符号学方法论的补充，因此，从方法论层面上说，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确，从出生至死亡，人无时无刻不浸泡在符号中，甚至哪怕遁入山中，修禅打坐也充斥着意义。我们脱离不了符号，正如我们需要生活赐予我们存在的意义一样。S.M.拉姆认为，“在认知符号学中，我们关注的是个人内心的信息结构。”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内心“意义世界”或称为“信息结构”都难以摆脱外在世界而独立存在。面临当今越来越多的符号，人们似乎已难以寻得一处“清静之地”。正如胡易容在本书序言中提出的：“在内爆的信息冲击下，人们失去了意义的追寻方向。”如此说来，符号的膨胀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幸运，而是无数令人无奈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