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梦洁评徐有志等著《叙述文体学与文学叙事阐释》

耿梦洁

叙述学和文体学都是研究小说艺术的形式特征，对二者有机融合的呼声由来已久。总的来说，叙述学聚焦于小说的结构技巧层面，而文体学则聚焦于文字技巧层面，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是由二者共同造就的。虽然叙述文体学还未正式成为一门学科，许多叙事学家和文体学家已经尝试把叙述学和文体学的理论和术语结合起来，对文学作品做出更深入的阐释。申丹教授曾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这一趋势做了细致的梳理，并总结了相关论著的缺陷与不足。在后续出版的《叙事、文体与潜文本》等多部著作中，申丹教授反复提及叙述学和文体学的辩证关系，一再呼吁国内学者致力于二者互补融合的研究。在这一潮流的驱动下，对叙述学和文体学这两个学科契合面的研究日益增多，成为当代学界关注的热点。

在第一章引论部分，作者明确指出，就叙述学而言，其与文体学的最佳结合点是对形成某种叙事结构的宏观技巧的研究。在这种融合中，不只是叙述学研究为文体学的分析搭建宏观框架，而且叙述学的分析还被文体学的分析所论证，从而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就研究对象而言，现代叙事小说更适宜同时运用叙述技巧和文体技巧来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家更有意识地进行形式技巧的实验。书中各部分的语料主要取自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但目的却在于通过这一实例提供一个叙述文体学分析方法的全景展示，从而为读者建构起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此外，作者还强调了叙事作品表现作者的世界观这一人文主义立场，在论述中主要关注了 “受主题驱动”的叙述和文体技巧，并非常看重在以“前景化原则”为基础的文本分析中读者的认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近年来，叙述学和文体学的综合分析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即选取了纳什(Nash)、肖特（Short）及戴凡等几例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进行详细分析，并指出这些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单一性缺陷，未能全面地揭示叙述学和文体学结合的一般规律。仅仅把叙述学的术语作为文体分析的框架，而不对相关叙事技巧进行具体分析，无法体现宏观叙述技巧和微观文体技巧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因而从理论层面探讨二者的彻底融合十分必要。

全书主体共包含六个章节，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叙述学和文体学相关理论，并把文学叙事分为水平和垂直结构两类。在第二部分，即第五章，作者尝试构建了一个总括性的叙述文体学分析框架，包括了人物、场景、事件、空间和视角五个结构成分。第六章到第八章构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结合具体文学作品——《八月之光》探讨了叙述文体学如何从时间技巧、空间形式和视角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分析。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叙述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可以涵盖叙事作品的所有形式特征，帮助读者对叙事作品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一、 文体学与叙述学的相关理论

在分析文体学的典型特征时，作者指出，文体学是跨学科的产物，主要是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语音、语相、词汇、句子、语篇等语言形式的文体作用。文学文体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语言学领域的繁荣，而语言学的发展导向也直接促进了文体学新流派的诞生。由此，本书追溯了文体学与语言学长期以来的寄生关系，并特别关注了20世纪70年代末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等主流语言学分支对文体学研究语境化转向的影响。当接受语境被纳入文体学研究的范畴，读者在文体学分析中的作用得以凸显。与这一潮流相一致，本书也反复强调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叙事能力对理解作品的重要性，并认为在文体分析中对前景化文体特征的发现是读者认知的结果。

在文体学分析方法方面，本书沿用了利奇(Leech)和肖特(Short)在其著作《小说文体学》中表达的观点。他们认为，文本的语言特征可归为四个范畴，即词汇、语法、修辞衔接和语境，并强调重复出现、构成连续统的语言特征才是文体分析关注的对象。面对具体文本时，可根据韩礼德(Halliday)创立的功能文体学，以小句为基本单位，从概念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三个层面出发阐释小说的语言显著特点。同利奇和肖特的观点一致，韩礼德也坚持，只有当语言特征构成一个连续统时，才能在语篇中成为突出的文体特征。总而言之，孤立的语言特征并不具备代表性，文本的文体特色由其中共同存在和相互作用的一系列语言特征所呈现。

对文体学分析方法进行简要梳理后，本书也探讨了叙述学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叙述学迅猛的发展态势导致学界对“叙事”的定义始终争论不休，因而作者首先讨论了“叙事”这一叙述学主要分析对象的定义问题。综合比较了斯科尔斯（Scholes）和凯洛格（Kellogg）、普林斯（Prince）、图伦（Toolan）、辛普森(Simpson)、拉波夫(Labov)等学者的定义后，作者采纳了安德鲁·普莱克斯（Andrew Plaks）的定义：“叙事是作者通过讲故事把生活的本质和意义传达给受众”。与其他定义相比，普莱克斯的定义更鲜明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削平人物”或“削平情节”的做法蔚然成风的趋势下，为了界定叙事的范围，本书进一步区分了行动小说和人物小说两个概念。诸如伍尔夫（Woolf）的《达洛维夫人》这种主要“展示人物感情和思想，只用星星点点的事件作为主观感情‘触发剂’”的小说被归为人物小说。但人物小说并不等同于意识流小说，许多“尽管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却保留了叙事的根本特征”的作品则依然属于行动小说。

在叙事层次的划分上也素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之争，其根本在于对叙述行为的界定。本书梳理了不同阵营代表人物的主要论述，认为三分法划分方式可能会导致叙述研究的混乱，而且实用价值较低，故选择了二分法立场。在反对三分法把作者的“叙述行为”置于其他叙述技巧之上的同时，本书也阐释了中国叙事学关于作者与其叙述作品关系的论述，认为“唯一高于叙事世界的是作者对世界和生活的独特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重新界定了叙事层次中的两个经典概念，提出话语是“叙述技巧和文体技巧综合作用于基本故事层的产物”，而对于故事，读者在描述时只能“尽量减少作者的个性化创作痕迹”，得出一些关键要素，即核心事件、功能人物、地理位置等。

就叙述技巧而言，本书主要介绍了热奈特（Genette）在话语层面区分出的时态、语气和声音三种技巧以及巴尔（Bal）关于故事层面事件、人物和场景的讨论，并由此引出对“叙事结构”的定义。在对比了中西方叙事学研究者对结构的不同理解之后，本书采取了一种中西结合的折中立场，即在人文主义基础之上进行形式主义分析，认为结构产生于“作者和读者以叙事作品为媒介进行的互动和协商”。读者通过分析由叙述技巧造就的叙事结构特征，可以进一步探索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和对所述主题的理解。

由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非常注重各种技巧的应用，对叙事结构的安排也与早期的叙事作品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综合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福斯特（E.M. Forster）和米尔（Muir）等知名学者对叙事结构的描述和分类后，作者选用了奥尼加（Onega）从宏观上区分出的水平和垂直叙事结构作为借鉴，但对概念的界定稍有不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作者认为区分水平和垂直结构的标准应是基本故事和嵌套结构。垂直或多层叙事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叙述者在讲述同一个基本故事时，如何通过出于不同的叙述和文体技巧揭示出人物的相关特征和叙事的主题意义。而只要包含的基本故事没有交叉，即使话语的层次不同也要被归为单层或水平叙事一类。这种分类方式有助于拨开现代小说层层嵌套的迷雾，为读者理清文本脉络和充分利用叙述文体学框架分析叙事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叙述文体学分析框架

在分别对叙述学和文体学的主要理论进行梳理后，作者在第五章提出了叙述文体学分析文本的基本框架。由于叙述学的处理更为宏观，以叙述技巧作为叙述文体学的出发点更为合理。根据叙述学理论对叙事成分的归纳和总结，从基本故事到话语层，需要对人物、背景、事件、时间技巧和空间形式五个结构成分进行加工。通过将各种叙述技巧和文体技巧融入叙事作品，基本故事逐渐充实和丰富，从而形成读者所接触到的文本，即叙述话语。为了清楚地展示叙述学和文体学在分析中的互动关系，本书将五种结构成分分开，逐一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关于人物刻画，本书区分了外表、言语、思想、行为和命名五种方式。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外表常常暗示其性格。人物外貌与个性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各种细节的积累，还包含作者对各个细节的具体修饰。这两种手段都可以在叙述文体学的框架下得到阐释。细节的积累是叙述学的关注对象，而对该细节的修饰词可以用文体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至于人物的言语，叙事学家对其表现方式颇有研究，而人物言语内外的语言学特征则是文体分析的范畴。分析人物言语的方式同样可以应用于解读其思想。人物的行为同样既可以从叙述技巧层面分析，也可诉诸系统功能文体学的方法进行说明。而人物的命名及主人公的指称方式等通常是文体学家热衷的话题。由此可见，在对人物的具体分析中，叙述学和文体学大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根据图伦的观点，背景概念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故事和人物的背景，另一类是工具性的，在现代小说中如人一般指引着某人物按某个方向行事。这种伴有生气的、有象征意义的背景，或是在作品中直接交代，或是通过一系列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以及其他短语间接描述。除了词汇，拟人化的背景也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句子结构来实现。不管背景是是静止还是活跃的角色，这些富有特色的语言都是文体学研究的对象。除了修饰的语言，对空间内部细节的填充和设计也有助于主题的表达，而填充的物体种类及填充方式则吸引了叙事学家们的注意。从一个地理名称到“相似主题的环境”，种种细节都体现着叙事文本所呈现的独具匠心的安排。

对事件的处理主要包括具体化和时间技巧两个方面。关于事件的细节充实和语言修饰方面的阐释可以借鉴叙述文体学分析人物和背景的方法，而针对整合事件的时间技巧，作者从热奈特所区分的速度（时长）、时序和频率三个层次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速度技巧又可进一步划分出静述（即热奈特所说的停顿）、直述（场景）、概述（总结）、略述（省略）和扩述（作者新增的介于停顿和场景之间的叙事速度）五种模式。本书认为，在一个叙事作品中任何使读者觉察到速度变化的技巧都是速度技巧。因而，对速度类型的判断虽以直述为参照，但更多地还是依赖读者对上下文速度构成的大背景的认知。略述与概述属于加速，既可以运用增加成分、减少情节等叙述方式，也可以通过并置短促重读音节、安排无主语句等语言文体选择来实现相应的效果。同样，直述、静述、扩述的内容也适用于类似的叙述文体学的分析方法。

时序和频率这两种时间技巧的运用也通常伴随着明显的文体特征。在一般情况下，时态可被视为时空转换的标志，而现代派作家，如福克纳，喜欢用突出的字形差异来表示不同的时空。斜体、人称代词、节略号等都是常见的文体标志。此外，各个时空内部的文体特征也不尽相同，对比不同时空内部存在的不同文体，可以阐明各个时空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更深入地揭示主题。在分析叙事中的频率时，作者提到，重复是重点，因为其中“常常有文体变化或视角的变化”。无论是小规模重复中不同色彩的词汇，还是大规模重复中重合或不一致之处，都可能与文本意欲揭示的主题密切相关。

对空间形式的偏好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典型特点。当传统文本的线性叙事模式和故事的时序性被打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迫把散落在作品各处的词组、语句、片段、思想等因素在头脑中并置起来，从而形成某种连贯的、自治的解读，这就是把文学作品中各个意义同时并置在一处而展现的空间。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概念，作者详尽地阐述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这三位现代主义文学巨匠的创作理念，并强调了文体特征在暗示作品空间形式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作者对实例的分析中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论证。

在第二部分结语处，作者把叙述文体学分析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描写和分析，二是结合主题进一步解释。其具体操作过程被归纳为三个步骤。首先，读者需要找出叙事作品中前景化的结构特点，对使叙事作品呈现出该结构特征的叙述学技巧进行描写和分析。其次，寻找相关的被前景化的文体技巧，并以此为参照，重新审视先前分析过的叙述技巧，做出补充修正。最后，对叙事作品的整体做出解释，包括人物、主题以及作者独特的世界观。这种层次分明的分析框架体现了本书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宗旨，也为读者具体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三、 叙述文体学分析实例

本书选取了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品——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读者呈现一个全景式的叙述文体学分析实例。由于人物和背景描写在现代小说中所占的分量已经大大削弱，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视角相关，所以作者将这两个结构成分融入到了对其他技巧的分析之中，集中探讨了时间结构、空间形式和视角三个层面的叙述技巧。在实例展示中，作者利用叙述学研究为文体学的分析搭建了一个宏观框架，同时又使文体学分析进一步论证和充实叙述学的分析结果，从而为准确把握作品主题思想提供了双重保障。

在分析《八月之光》的时间结构时，作者集中讨论了小说中被前景化的时序倒错技巧，同时这种倒叙结构也连带着叙事速度的变化。通过比较关于过去的描述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作者发现，乔最初18年的生活比其他人的过去在整篇作品中更有分量，比他之后的15年与主题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乔的个性和世界观是他生命的前18年经历塑造的。接下来，作者分析了这些倒叙部分在文中出现的位置及其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如此安排的意义在于揭示作品的一个主题，即人物的过去构成了其现在生活的大部分，过去已经成为掌控小说人物的一种主要方式。而对倒叙部分的文体分析则进一步说明了过去掌控乔的具体方式。对文体特征进行讨论时，本书选取了小说第六章第一段作为分析语料。通过阐明各种认知动词用法及主从句结构，作者指出，“记忆”一词高频出现，且多作认知动词的感知主体，说明“记忆”代替本应是认知主体的人掌控着认知活动。此外，该句还多次把“记忆”与“知道”相对比，表明在乔还没有能力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时，记忆就已经自动地烙在他身上。在作者看来，小说让乔在一种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之下走向毁灭，广义上象征着福克纳对现代人荒诞处境的透彻理解和深切同情。总的来说，叙述学分析说明了过去的分量，而文体学分析更细致、生动地揭示出过去作用于乔的具体方式，二者不仅互相解释、补充、证实，而且更深入地表现了福克纳对其所生活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对美国南方的理解。

《八月之光》中的空间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被前景化的文体特征连缀构建起来的。在分析中，作者依然以主人公乔的一生为关注点，把他的经历概括为：以来到杰弗逊镇为出发点，不断倒叙其出身和过往，最后回到开头。由此，乔的故事呈现出一个环形结构。但这样解释作品的空间形式无疑十分牵强，于是作者着重分析了突出的文体特征来支撑这一论述。福克纳在乔的不同生活阶段对其采用了不同的指称，指称的转换隐隐暗示着他命运的起伏。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故事外叙述者称其为Christmas，第六章回顾他在孤儿院的生活时指称转为he，七到九章讲述他在养父母家的生活时，指称为“the boy”，自14岁起，叙述者称其为Joe，在小说第十章，乔来到杰弗逊后，指称再次回归Christmas。通过对各个指称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和情感进行分析，作者把散漫的文体特征串联成一个整体，使原先构建的环形空间结构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在探讨视角技巧时，作者从叙述学角度把这一概念划分为视觉视角和意识形态视角两类，并逐一说明了这两种视角与文体分析结合的方式。视觉视角，也称纯观察视角，与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完全对等。这种观察视角经常伴有对被聚焦者指称方式的逐渐改变、表示思想或观察的词以及一连串表示方位的介词、副词短语和指示词。而意识形态视角与文体学的结合面则是对其评价意义的阐释。关于这种结合，作者首先介绍了辛普森和福勒两位学者把情态动词和表示感觉、思想的词与叙事情景及视角相匹配的理论，并指出其以偏概全的缺点，随后着重讨论了斯坦泽在《叙事理论》中对动态视角的研究。动态视角多以第一人称叙事为研究对象，其叙述视角的变化，连同改变的文体特征，常常表示叙述者从最初的经验自我获得了心理和思想上的成长。这种成长多始于叙述自我对早期经验自我的批判性评价，而如果叙述自我有意模糊或省略两个自我的语言标记，则其内心常常承受着严重的存在危机。

为了全面涵盖叙事作品的所有形式特征，作者选取了第一人称叙事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对第三人称语料《八月之光》的补充，并从动态视角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在分析中，作者发现第一人称叙述者霍尔顿的叙述自我总是把经验自我的声音嵌入到自己的声音中，把分属于不同自我的指示词也混在一起，没有任何与经验自我保持距离的语言，这些都表现出霍尔顿对经验自我的认同，标示着他虽然回归社会却依然未走出生存危机的现状。随后，作者又返回到《八月之光》继续分析了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应用。通过指出莉娜和乔第一次出现时叙事话语的文体特征以及叙述者拜伦描述两个人物时不同的选词倾向，作者认为，福克纳有意把莉娜塑造成一个单纯透明的姑娘，而把乔勾勒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形象。此外，在小说中，表示宁静的形容词反复出现，一再强调莉娜平静安详的特点。而人们对乔的评价却常常是“孤傲”、“冷漠”、“邪恶”等带有消极色彩的词汇。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形象共同表现了小说的主题。可见，由主题驱动的视角通常不是孤立的，而是由文体特征来呼应、支撑甚至加强的。

最后，作者简要总结了自己的主要观点，并再次重申，受主题驱动的叙述技巧和文体技巧在叙事小说中经常是相互补充、修正的。总的来说，本书为叙述学和文体学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以叙事作品意欲表达的主题为核心探讨二者在文本中的充分互动。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方向在具体分析中的实用性，作者还构建起一个清晰明了的框架，为后来的学者解读作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是，由于语料过于单一，本书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探讨《八月之光》这部作品，所提出的叙述学文体学分析规则是否适用于大多数小说的解读依然有待商榷，还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实践来进一步印证。

毋庸置疑的是，叙述学和文体学的有机结合对文学研究的发展大有裨益，既可以使文学阐释更加深入充分，也可以引导读者去发现和思考更多有意义的文本细节。然而对两门学科结合后的命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书以“叙述文体学”来指称这种结合，但正如申丹教授所言，这种命名暗示了一种对文体更为侧重的倾向，听起来似乎叙述文体学只是文体学的一个分支而已。所以，在叙述学与文体学融合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当今学界，如何命名这门新的学科还需要综合各领域学者的意见。无论如何，本书的分析思路条理清晰，对叙述技巧和文体技巧的关注较为均衡，且可操作性强，对研究这一方向的学者来说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