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云评邹涛《叙事、记忆与自我》

李向云

“我是谁”这个问题是人类一直探索的根本问题。在高度物化的时代中，人们倾向于以外在的物质条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名牌汽车、名牌衣服、一份体面的工作亦或是配偶都会成为对人们身份的解答。但是当我们去除这些外在的评判标准时，我们该如何认识自己呢？邹涛在专著《叙事、记忆与自我》中给出了答案：人生是一种叙事。如果你想了解我，询问我的生活、我在做什么、我要去哪里、我做过什么、我是什么样子，我会以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你。我们外在的物质条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是我们叙事的认知模式不会变，它依然是它，直到生命的终结。《叙事、记忆与自我》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围绕叙事对个人的建构从个人与社会两个维度进行了说明。第一部分探讨了文学、认知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承认了记忆可以成为文学的素材，而人类的认知也存在文学属性，为文学叙事建构个人的身份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自我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个体记忆作为叙述的原材料，如何与叙事合作建构自己的身份；第三部分为“叙事的自我建构”，是从他者的角度分析个体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影响，邹涛认为如果个体的记忆可以成为身份建构的原材料，那么存在于他人脑海中的记忆也会影响到个体身份的建构，因此邹涛从他人和社会维度对此进行分析，探讨他人、社会如何促成自我的建构。第四部分为叙事身份建构的困境与出路，叙事过程中存在人为的主观能动性，不论是个体还是他人和社会，都会对生活出现的意外之事或是偶然之事进行叙事的整合和评价，从而使事件符合叙述者的立场，但是如何使叙事中的自我贴近现实而不是虚构，也成为了叙述中的首要难题。通过本章分析，作者认为不论

叙述者是个体还是他人和社会，都应该遵守社会伦理，以解决叙述中出现的困境与问题。最后一部分为“记忆的挑战与超越”，这一部分基于后现代解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后现代视角下，人们的生活支离破碎，自然界也不再是确定的实体，人们的叙述中充满着幻想和虚构，对于绝对真实与信念的崩溃，人们能做的就是进行无穷的假设和猜想，这符合现代语境下对于可能世界的探索。基于此，作者分析了可能世界与自我叙事之间的关系。

通读全书，作者清晰地呈现出叙事与自我的两条明晰线索：其一为在真实世界之中，个体的叙事和他人和社会叙事共同推动个体身份的形成；其二为，在可能世界中，在遵守社会伦理的前提下，叙事虚构性的可行性。但由于目前对于可能世界的研究还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和一致的认知，因此邹涛把论述的重心落在前者上，这为处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体理解自身和自身身份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思路。

一、叙事的自我维度——自传

作为事件的主角，“自我”角度的叙事最能说明个体身份。自我的叙述材料一般来自于个体的记忆。对于正常人，记忆的功能像空气一样被我们忽视。当我们谈及记忆的时候，一般想到的是某场考试或是曾经有意背诵的东西。然而通过失忆病人，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记忆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失忆病人的记忆往往只能维持几秒钟，其记忆的片段性和破碎性使其无法与外界保持交流，也无法向外界传达出自己的身份。因此记忆的成为我们叙事的基础。

我们的信息为何能够存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很大原因是由于“图式”的原因。“图式”建构记忆，这个认知最早由巴特利特提出。巴特利特的“图式”理论认为长期记忆中的文化“图式”对于信息的存储和回溯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化其实影响甚至塑造着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记忆与主流文化相吻合。巴特利特表示，我们回忆中出现的故事总是趋于与记忆主体的认知图式相吻合，而这种认知图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进而决定我们编码、存储和回溯信息的过程。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也体现在记忆的回溯之中。因此，当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图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于文本的理解；不同的“图式”之下，读者或是听众会有不同的见解，这也是为什么“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说明文学叙事对于说明“我是谁”的问题具有可行性。

对于记忆的分类有多重标准和类型。根据时间的长短，记忆可以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根据记忆的内容，记忆可以分为事件记忆和语义记忆；根据是否使用意识，记忆可分为显性记忆和隐性记忆或是表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而身份建构和自我认知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记忆类型为事件记忆，托尔文也将事件记忆称作自传记忆。自传记忆指关于我们自身及我们与周围事件的关系的记忆。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自传记忆不仅仅包括事件记忆，还包括个人对于事实的记忆。马丁·威廉姆指出：“和事件记忆相比，自传记忆强调与自我的关联性 (self-reference)，并且回忆的事件相对复杂，往往包含着意向丰富的感知细节以及对事件的解释，尽管这些细节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但其解释透露出当时的情感、想法、愿望、动机等信息。”在本书中，邹涛倾向于采用后者的说法，认为自传记忆中个体要实现自我的整合，因此包含个体的情感、欲望与动机，而不是对于事件的简单呈现。

自传记忆的首要功能是展开人生历史并通过讲述过去的经历展示自我。每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经历，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形成自己自传记忆的集合，审视并讲述这些记忆可以界定一个人是谁。而自传记忆集合的形成要求记忆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准确性”指自传记忆要求准确和真实。真切的回忆是对亲身经历的深刻印象，是对自我目标的达成或是严重失败的认知。因此，记忆与经验保持一致对于自我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事实的悖论在于，准确的记忆会使记忆的任务过于繁重，而每一件事情的独一无二性又会使得记忆中充满矛盾与冲突。因此，基于“准确性”的“连贯性”就必不可少。“连贯性”是作用于编码，编码后的回忆，重编码的整个过程，使得个体与记忆的当下目标、自我形象以及自我信念达成一致，自我信念和自我认识作为自我的核心层面，促进了自我建构的过程。而连贯性的实现需要叙事的参与。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叙事话语试图用语言形式来呈现发生在具体时间段的序列事件......叙事的潜在认知结构是对被认为具有因果关系或主题一致的系列时间的心理再现。”叙事的这种功能也使得自传记忆被组织成一个连贯的和当下自我相关的人生故事的过程。这也就解释了自传记忆与自我身份建构的可行性。

查尔斯·泰勒指出“叙事是我们理解自我的基本状态，我们将人生看做一个‘不断展开的故事’”。“最后，我们变成了自传性叙事......我们通过它来讲述人生。”自传记忆通过对自我的不断呈现，帮助自我形成连贯的自我。“我们经历的自传记忆从我们对整个人生、大的事件和小的插曲的知识中建构而成。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信息放在一起，我们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个体也在这种讲述中不断的修订、认识自己。

当然，自传记忆并不全是对于现当下发生的事件进行实时报道或是记录，而是从现在的立场看过去，有所新发现，或建立新的链接，“这种向后看的过程不仅关乎记忆也关乎叙事”，因此本书作者从弗里曼的“后见之明”的角度来探讨自传记忆对于自我的建构。因为一个人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记忆本质上是扮演评价性的角色，在评价的过程中，我们达成了对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自传记忆遵守的最大原则是事件的意义性。我们在自传记忆中所讲述的故事是“情感上有意义的、因果上有关联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将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件通过一定的理由和原因串连起来。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串联的程度以及串联的合理性由这件事与自身的相关经历有关。因为自传记忆总的组织原则是迎合当前自我目标和追求意义连贯的叙事倾向。也就是说，个体在叙事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对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会十分精确无偏差的呈现事实；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事件进行陈述，选择并加工对于自己有利的信息；虚构或是删去对于自己不太有利的信息。而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叙事身份的悖论性，叙事所呈现的内容并不会说明某个人的真实身份，甚至有时候是完全虚构的。因此，会让读者对于这个人的身份形成误导性的认知。

但作者认为，叙事既然是基于记忆来建构个体，个体可以通过主导自己的记忆来建构自己；那么他人也会对个体存在不同立场的记忆，从而形成一种“记忆间的制衡”。因此，他人也可以形成个体的自我建构，这种建构一般通过传记表现出来。除此以外，既然情节建立在主体的行为之上，而且这些行为并非私人的，而是公共的，所以他们受制于其他人的观察，并受到他人的讲述。

二、叙事的他者维度——等待性传记

自传与传记是建构叙事身份的两种主要途径，其主要区分在于叙述者是谁。自传的叙述者是传主本身；而传记的叙述者为他人。赵白生对自传与传记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指出：“一般来说，传记叙述传主从出生到死亡相对完整的一生，而自传作者不可能，也很少这样做......跟传记作家不一样，自传作家往往从特定的身份出发来再现自我。”也就是说传记作家的叙述更侧重于全面性，而自传作家则侧重于自己优秀或是值得可叙述的一面。因此，传记也是自我身份建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正如以汉娜·阿伦特(美国哲学家)和卡瓦热罗(意大利哲学家和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我是谁’不是一个自己可以真正回答的问题，而是必须由他者叙述来完成。”传记性的他者叙述可以使传主意外地意识到自己的其他独特性的方面，而跳出对于自身单一的认知。“场外叙述”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场外叙述”是指在传记性叙述中，叙述者根据事件在传主一生中所占的地位进行叙述，反思和评价，对于传主形成全面性评价。邹涛借用《走出非洲》中“人生之鹤”的故事来说明场外叙述的重要性。当主人公第二天早晨醒来在窗口看到自己昨晚雨夜留下的脚印时，意外发现，这些脚印构成了一个鹤的图案。由此看来，只有当一切行动都终止的时候，这个行动的意义似乎才可以得到完整显示。而终止意味着死亡。对于行动的主角而言，他最终也只能是得以一瞥。对于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行动，行动的主角是无法预测的，更谈不上站在自己的立场对这件事情进行叙述。汉娜·阿伦特指出“人无法通过自我叙述来实现自我建构，而必须依赖场外视角。”卡瓦热萝也指出：“行动者提供的最终报告在叙述者那里是最有用的素材。但是，只有场外叙述者才可能揭示出该行动的意义与真实性问题。”

但是，当我们在强调场外叙述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叙述者角度不同以及话语霸权的问题，他提供的解读和阐释有很多，有的解读和阐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时，我们场外叙述的有效性该如何确定呢？邹涛认为，无论是作为叙述者还是读者，我们都要拥有一种俯视视角。俯视视角指“只有站在比所观对象更高的位置，我们才能更清楚的发现该对象在整体环境中的位置和独特性。”而叙述的俯视视角要求叙述者鉴别所收集的大量材料中的每个叙

述者的立场，然后去除个人叙述者的立场，尽可能还原事实，以获得相对高的叙述高度。

上述对于读者和叙述者的要求，是最为理想的要求。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叙述者和读者会有意或是无意违反规则，给传主的身份建构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个时候，叙事要求社会维度的伦理性，通过伦理来约束自传或是他传中过分的虚构。

三、叙事的虚构性——叙事身份的危机

上文论述了自我身份在建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虚构性问题。自我的叙述因为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会根据叙述评价的结果来塑造自己；而对于他人而言，他人虽然是从反思性和全局性的角度来叙述传主，但是他人也并非没有感情的记录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感情色彩甚至使用话语权利，使得叙述尽可能的与自己的立场靠拢。此外,不论是自我叙述还是他者叙述，记忆都是依托的材料，那么通过类似的记忆材料和手段，我们是否可以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从而伪造自己的身份？对于这种叙事的不可控性，作者巧借“买壳上市”和“叙事契约”两个术语来进行分析。

“买壳上市”是借用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来指叙述者对于事件的更改。“买壳上市”与“首次发行上市”相对，是指企业上市的重要渠道，指的一家没有上市的企业通过并购交易把自己的业务或资产并入并掌控一家已经上市的企业，来实现间接上市。那么在叙事中，“上市”就是指叙述市场中那些广为人知，并获得好评的事件，譬如那些广为流传的童话和民间故事，“买壳”即指把自己当成这些故事的主角进行叙述，使读者甚至是自己相信，自己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从叙述的角度完成了不可能或是没做过的事情，建构了一个虚假的自我。“买壳上市”之所以可以成为叙述策略来改写个体事件，就在于他们抓住了叙事的致命的弱点——叙事的主观能动性。你无法控制你的人生，至少你可以控制自己解释的版本，并试图使自己相信自己的解释。这个原理对于他者叙述也同样合适，当叙述的主题无法控制传主或是传主的某个行为不符合时，他便只能控制自己的版本。

而谈及“叙事契约”，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叙述的目的。邹涛在前文分析了叙事的诸多功能，如娱乐、教育、认知等，但是他认为这是对于叙事较为表面的认知，这些功能显示出叙事的客观性，但是邹涛认为，叙事存在不可控性，这也是无论通过自我还是他人的叙事，我们一直无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他借用巴特的“叙事契约”来分析叙事中的不可控性。

“叙事契约”是巴特在《S\Z》中分析《萨拉辛》所提到的概念，巴特提出，叙事存在“交换”的目的，他认为叙述既是商品又是贸易，“叙事不是渴望叙述而是渴望交换”。作者将叙事契约的特征总结为“生产者/卖家/消费者三位一体效应。”也正是因为这一效应，使得叙事的结果无法预知。作为生产者，叙述者往往根据事先设计的蓝图进行生产；作为卖家，叙述者需要根据市场的喜好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的产品；然而，在叙述生产的过程中，叙述者又会成为消费者，此时，最初叙事目的也就不太明显。特别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评价主宰了叙述者，导致最初叙事的目的发生逆转。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叙事本身成为主宰者，控制了传主甚至是叙述者。使得叙述的客观性成为一个不能完成的事情。这也加剧了叙述中的身份危机。

无论是叙述中的“买壳上市”还是“叙事契约”，都显示出叙述中的一种“暴力”倾向：在故事层面，叙述者可以呈现一个不可能发生或是没有发生的事件，使得主角沉浸在虚假演绎成真的梦幻中；而在叙述层面，叙述者站在读者或是消费者的角度，去迎合自己或者读者的需求，并借助于读者的“入情能力”，达到与主人公和消费者之间的和解。

四、虚构的危机策略——叙述者的伦理道义

叙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讲述故事，但是故事不是简单的对于事实的呈现，还意味着叙述者以特定的方式理解并对事件赋予意义而进行讲述。心理学表明，人们从青少年时期就倾向于内化他们的生活故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内化和演变人生故事，融合重建的过去和想象的未来，如果这种内化顺利，那么人生便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通过破碎的一生。麦金泰尔认为，我们人生的成败可以通过我们所叙述故事的好坏来评价。而虚构性对于故事的好坏与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也催生了叙述中对于叙述者的伦理诉求。

叙述者或是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可以超越生死的角色，叙述者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作家有着保存人类记忆的重要使命，但是他必须抵制上帝身份的诱惑，让想象的翅膀插在现实的基础上，并要受到社会伦理的约束。保罗·利科从“他者也是自身”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在叙事过程中伦理的重要性。对他人的爱和理解，以及对自己的爱和理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处在与他人互动关系中的自我，需要在公正的社会社会伦理之中发展出良好的关系。他人与我们共同的生活在一起，这种不可避免的共同存在要求我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形成一种共同的叙事伦理。要求我们在叙述的过程中，重视人类存在的关系性特征，避免压迫性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

五、总结

《叙事、记忆与自我》是国内少有从叙事的角度来探讨人生哲学问题的论著，邹涛独具匠心，利用人类的叙事能力作为记忆与自我的桥梁，并在叙事中形成了关系性的世界。对于“我是谁”的探讨，我们可以不必单一的停留在哲学层面，不防通过个体对自己生活的讲述来了解个体，发挥叙述性的思维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虽然生活不是叙事，但它是可叙述的而且是一直被叙述的。叙事是对生活的表征，而生活是寻找叙事的活动和探索。目前，对于叙事的自我认同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叙事的自我要强调真实性，有人强调叙事的虚构性，有人认为叙事是多重的，有人认为叙事是隐晦的，这些争论都是我们对于叙事自我的思考，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推动叙事与自我的发展。但无论如何，叙事都可以被看做是我们理解和合理化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此外，对于叙事自我需要做出说明的是：叙事虽然是理解自我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并不是理解自我唯一的选择。对于“我是谁”以及自我的问题，我们仍需要从多角度、多学科的视角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