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评文一茗《叙述与自我》

李佳

“对于自我而言，叙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叙述与自我》的作者文一茗在引言就开门见山地抛出了该书的讨论重点。无论是古典时期的自我指涉还是现代以来的主体范式之争，“自我”的主体性已逐渐被意义构建的逻辑程式瓦解，“人不再是语言的主人，而反过来是依赖语言所赐予的身份得以延续生命。”作者立足于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提出“符号是自我最根本的属性与形式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作为符号的自我是如何卷入叙述表意的？”从而厘清“自我-符号-意义”这三者的逻辑关联和演绎理路。

以皮尔斯的符号三分之论为开端，以主体的悖论性做为切入点，文一茗讨论了自我建构过程中主体所处于的主-被动关系，认为“主体总是通过控制与依赖而受制于他人。”主体既是动作的发出者，也是动作的承接者，因为主体在发出动作之时也是对象物对主体产生刺激之时，主动发出动作的行为正是对动作对象的一种反馈。求职简历中的工作经验成就了“我”这个现在的主体，而工作经验也正是从前的主体所积累的。这种主体的悖论性明确了作者所要论述的“自我”并非是“拥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完全自主自为的先验实体”，而是“一个通过言说形成的过程”，也即“自我”是通过叙述建立起来的一个符号化的过程。

作者深入分析了主体和符号的关系，认为“将主体视为话语之产物，就是要将主体视作一个符号”。通过对比索绪尔符号学原理和皮尔斯“符号三分法”可以得知，皮尔斯符号系统中的再现体（represtnta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三元系统打破了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元符号系统，而且解释项的存在创造了符号的无限衍义的必然性。“自我总是在不停地感知、阐释、叙述、交流的动态过程中，将自己文本化，才得以成为‘主体’。”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形成意义，意义的解释又重新定义了主体与对象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在每一个主体的角度上来看，意义的解释项都可以衍生出一个不同的再现体，每一个不同的再现体又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新的阐释，这种无限衍义让使用符号的主体不得不“正视意义的片面性和自我的有限性”，所以，解释项在“自我”的动态形成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理解自我示意的关键环节。这也就是说，“自我”在符号三分的视域下获得的意义是无限逼近真相的意义，作者在后面总结为“在获义意向性的压力下，意识将世界‘非均质地’对象化、文本化，激发成生生不息的阐释之流，用以反馈主体的存在。”

在理论缘起部分的最后一章中，作者借由彼得·毕尔格的《主体的隐退》，论述了“自我总是（也似乎只能）通过叙述，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文学叙述借助语言符号实现了自我指涉，而自我的内在思维被外在的语言符号规训后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形或被遮蔽，这也造成了文学叙述中自我的残缺。鉴于语言符号不能完全呈现全部的自我，作者提出了文学的使命“不在于向自我告知什么，而在于打破自我习以为常的认知语法，刷新程式化的诸种再现模式，还原如若初见的视角，重新接受并激活世界的意义。由此，作者开启了第二部分的论述，探寻小说与电影中的文本自我。

作者认为“自我是一个充满社会性、对话性及自反性的符号，因而处于一个高度弹性化的阐释过程之中，是一个动态的符号化过程。”前文分析了叙述是自我“说与被说”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本身成为一个符号，诺伯特·威利提出的符号自我模式呈现出了自我叙述过程中的符号三分模式：再现体（sign）——当下正在叙述的自我，对象（object）——被叙述的过去的自我，解释项（interpretant）——被言语形塑过的未来的自我。这其中的解释项既是文本中“隐含作者”的生成源头，也引出了不可靠叙述的概念。“隐含作者在不可靠叙述中，是一个更为开放的、隐蔽的弹性符号自我，它希望将不确定性从形式技巧演绎为一种内涵和主旨。”

在梳理和总结西方叙述学的发展轨迹后，作者将目光转向小说文本，探讨叙述主体在文本层面上的分化、叙述形式的自反性和叙述的接受与理解和阐释主体。在叙述角度方面，作者认为叙述人称的划分依据是“叙述者干预所述内容的程度。”按照此标准，以叙述者在文中的自我遮蔽程度为限，将叙述人称重新解读为“隐身框架叙述”“人物特许叙述”和“显身人格叙述”，这种分类对叙述者的意向性形成“反指”效果，“从而提示接受者如何反向追踪其叙述干预之处”，“以隐蔽话语源头的方式来消除叙述痕迹，形成了巴尔特所说的‘快感文本’。”作者将自我落实在叙述框架后，分别以《百年孤独》《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红楼梦》为引，从小说的虚构性、情节和元叙述三个角度论述了自我认知逐层深入文本内涵，叙述者的自我暴露、叙述机制的自我揭示和叙述意图的自我批评构成了叙述不断“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叙述的延展，又将自我不断“元化”，最终呈现出叙述的元意识。

与文字叙述不同，电影叙述是“基于不同符号传媒的转向”，它通过镜头发送视觉叙述文本，完成与观众之间的符号过程。而镜头作为电影文本中最基本的视觉叙述单元，是“电影对观影者接受文本的规范”，是“基于接受者认知力而形成的一种由镜头视觉语法与观景者共同构成的指示性”。所以，作者认为“镜头叙述在本质上是一个引导观影者实现视觉陌生化的过程。”通过摄影过程中对角度、焦点、距离、景深、色彩、明暗等视觉元素的叙述干预，完成镜头叙述的符号化过程。除了镜头语言，电影叙述与文字叙述的另一处不同在于电影的音乐叙述。“背景音乐文本与镜头影像文本之间形成的叙述张力，会对接受者产生特别的认知效果。”音乐符号与镜头叙述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修辞关联，这会引导观影者的认知方向，音乐的符号隐喻从听觉方面引起观众的出位之思，使得电影叙述符号中的“解释项”变得丰富多彩，也增加了符号过程中无限衍义的可能性。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作者回归到“自我”的命题中，并将“叙述”与“自我”的思考抬升了一个维度。借助《时间中的孩子》《踩影游戏》《欲望教授》《黑天鹅》《玫瑰之名》这5部作品，逐层展示了叙述、符号、自我的文本演绎，并最终点出题眼：符号示意的根本属性在于无限衍义。

回到本书开篇中作者提出的问题“对于自我而言，叙述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全书四个部分的阐释，作者打造了“自我-符号-意义”这个三项关联的解锁密码。自我源于叙述，叙述塑就自我，作者通过各种类型、各种媒介的文本及其符号载体，把“自我”放置于叙述的漩涡之中，经由叙述话语的现实意义来呈现自我的塑造过程。追求意义的真值是叙述的终极目标，符号最有意味的特征在于其无限衍义之可能，而无限衍义正是由自我意识所生成。当自我不断使用符号以接近意义之真，叙述中的自我就会在无限衍义的螺旋道路上逐渐靠近意义的真值，触摸到意义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