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木兰评谭君强《叙事学研究：多重视角》

邹木兰

谭君强是当代中国叙事学的前沿跨学科学者。先后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文学系，现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就读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文学系，有着悠久的叙事学研究传统。其导师约翰·雷乌巴渥教授以及米克·巴尔在叙事学领域影响深远，因此在荷兰学习期间，谭君强可以说深受启发，也目睹了国内外叙事学研究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谭君强潜心研究叙事学，成果颇丰。其代表作有：《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而发表于2018年的《叙事学研究：多重视角》，是一本由16篇叙事学论文组成的论文集，从各方面对叙事学进行阐释，这也是该论文集副标题为“多重视角”的原因。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谭君强论述了他从多重视角解释叙事学的基点：在于‌叙述学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阐释能力强，与此同时又能向不同方向延伸，而叙事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言语或其他形式的交流行为，有基本规律可循。但是经典叙事学时期，叙事学研究囿于局限的研究范围即文本内，文本范围内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直至后经典时期，随后这一局面开始松动，叙事学研究才摆脱文本的局限。

副标题的“多重视角”，在本文集中主要指三种视域：审美文化叙事学、比较叙事学和诗歌叙事学研究。文集既注重理论研究、又注重文本分析，文字清晰流畅、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同时又平易近人，不失为学术研究的引领之作，笔者将着重关注其理论讨论部分，在细读论文基础上，对其进行内容上的整理和评论。

一、《构建审美文化叙事学》

‌第一篇论文《构建审美文化叙事学》首先解释了审美文化叙事学①其研究的合理性、重要性以及现存研究两个分支。研究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在于，审美叙事研究意图将叙事学和“审美文化”联系起来，在叙事学研究中作一个新的拓展，将叙事学与相关的研究作有益的交集，发展出一个新的研究放心爱过、形成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符合新学科发展时“叙事学+X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也符合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趋势。现存的两个分支一是文化分析，以米克巴尔为代表，主要关注文化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叙事学研究中跨学科之间对话的深度以及叙事理论可拓展的层次这三个论题。第二分支是文化与历史叙事学，以德国奥地利学者为首，研究注重将叙事学的模型整合进行共时的文化系统与历时过程的分析。两个分支都表明叙事是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这样的发展无疑会引发一场对于文化叙事研究空洞化的争论，因此，谭君强提醒学者注意，审美文化叙事学不只是两个领域简单的相加、平行或重叠，而是将基点放在叙事学层面上。将多方面因素联系起来界定。文本包括审美特性和价值的，不论形式均在讨论范畴内，同时研究的出发点在于研究对象本身所有的审美价值的本质属性，以防流入空疏的危险。而判断审美价值是否存在要从文本的当代特征、历史性存在来看，因此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研究方法应该立足于叙事学这一基点，强调审美价值判断。同时注重多学科性、跨学科性、学科间性的研究，分析文本时，要关注不同的表征方式，赋予审美文化叙事学当代性意义。谭君强给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意义、合理性重要性等宏观问题的答案，让人能够初步认识这一视角，但是忽略了操作层面的论述，让人觉得难以应用到实际研究中去。

二、《后经典视域中的审美文化叙事学》

第二篇《后经典视域中的审美文化叙事学》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审美文化叙事学。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背景下展开的叙事学研究，审美文化叙事学不能和语境叙事学分割开来，都是作为文本-中心阐释的一种批评性反应，也是后经典叙事学同属一个理论渊源的不同阶段理论发展，两者各具其合理性和不可替代性和发展的内在必要性。这个说法更能看出文本与语境关联的重要性。纽宁提出的16种语境叙事学并未把审美文化叙事学包含在内，对此，谭君强认为审美文化叙事学有自身的独特性，应当在叙事学领域有自己的地位，不过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把审美文化叙事学建立为一门新的叙事学理论，而是为了在审美文化的关照下，讨论叙事学最基本的概念问题， 进行审美文化意义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但笔者到此产生了疑问：在谭君强看来，到底审美文化的叙事学研究的定义是什么。以上两篇论文总结了后经典叙事学发展与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的联系。可以看到叙事学包罗万象，不局限于经典叙事学的文本范围内的结构、形式研究，所以与语境联系的后经典叙事学是现在研究的趋势和必然。但是谭君强没有具体阐释如何进行审美意义上的叙事学分析，即便是后面的文本分析也很难借鉴。

与审美文化叙事学的论证方法相似，在探讨比较叙事学研究时，谭君强也首次论证其合理性、重要性。在《论比较叙事学研究》中，他提到，理论方法与学科之间的有效整合，不仅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不断涌现，在叙事学研究中亦同样表现出来。比较叙事学是不同理论方法与学科综合所出现的必然结果，而非不同学科与研究方法之间的生硬拼凑。比较叙事学在现有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叙事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进一步发展。接着他以中国叙事文与别的叙事文的相似点和差异为例，即用国外的叙事学理论来进行中国叙事文的研究，来论述比较叙事学两个学科的同质性。十分巧合的是，国内外都同时提出了类似的课题，可见比较叙事学会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下成了学术研究的潮流。在笔者看来，其实比较叙事学分析无论对于叙事学理论还是中国叙事文来说都是一种正向的发展，在这一新视角的引导下，我们不能否认后经典叙事学的讨论让我们了解时下最潮流的研究趋势，避免囿于某一种单一的研究的危险。而关于比较叙事学必然涉及的理论方法问题，他建议要从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多做考虑。首先，学科定位上：比较叙事学属于比较文学与叙事学这两门学科在理论方法上的有效结合，它是比较文学透视下的叙事学研究。不仅不会造成学科泛化而形成的学科焦虑，反而能克服焦虑产生有益影响。其次，研究对象上：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与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同时也应该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相交叉。应包含两重含义。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对对象作比较研究，以探寻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叙事作品的相似与差异，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以及蕴含的文化意义。这里他举例：《拉弥亚》和《白蛇传》的比较叙事研究，就提现了不同语言、文化背后抽离出来的故事层面的异文提现的文化意义。这种抽离出来的故事层面的异文的研究，或者在话语层面的研究都应该纳入比较文学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内，这样才能找到文化差异之间，差异的接受程度的差异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在《学术史视域下的比较叙事学》中，谭君强主要对比较叙事学的横向和纵向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首先，明确提出比较叙事学这个论题的是日本学者冈三郎，他在《英文学思潮》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最早期英国悲剧<阿皮乌斯和弗吉尼亚>的比较叙事学研究》首次运用这个术语。但关于比较叙事学的研究更早可以追溯到1856年德国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幻想故事》。其中提到：相似的故事会发生在有过交流的国家民族中，也会发生在没有交流的国家民族中，这种现象需要一种解释。当然也有其他比较叙事学的研究，比如丁乃通于1978年编著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同样带有比较叙事学研究的性质。他在对中外故事类型的相似与相异进行研究后指出，中国故事类型中与国际标准有差异的可以分为三组:①中国表现出更大胆的幻想，更喜欢怪异事物。②由于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引起的③反应了某种类型在历史发展中的某阶段里发生变化的，或者是它们亚洲变体的特性的。可见比较叙事研究在中外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此外，

‌20世纪80.90年代，对大众文化(电影电视传媒)等的研究也促进了比较叙事学的发展。探讨不同种类的文学艺术叙事文本之间的可融性和可转换性也是比较叙事学研究。当新事物如电视机、电影出现时，人们对新事物虽然可能持非常极端的偏见，但这种极端的偏见有时也会成为促进某一理论的新发展的契机。国内其他重要的比较叙事学研究还包括杨义和赵炎秋，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比较叙事学的思想，但是研究角度和方式与比较叙事学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国内首先提出的是赵毅衡。他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虽然研究核心不在于比较叙述学，但是提出了这个课题，文本分析实例中贯穿着中外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刘守华在《比较故事学》给比较故事学下定义为:对民间故事进行跨国跨民族以及跨学科比较研究。车槿山在《比较叙事学的设想》中提出，通过对叙事文本和理论的比较，揭示文化的异同以及成因，最终说明每一种语言文学文化都在传统中用自己特有的结构来划分和解释世界，它们是同质的，都是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和形态。另外其他比较叙事学著作还有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以及南志刚的《叙述的狂欢和审美的变异——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等等。通过谭君强横向研究国内外比较叙事学与纵向研究古至今比较叙事学的整理，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门在后经典叙事学启发下，适应现代文本研究发展的研究手段，它具有普遍性与研究潜力，甚至是与当下全球化的背景完美适配的一种趋势。

谭君强还富有见地的提出了诗歌叙事学这一论题。在《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传统意义上将，叙事学与抒情诗的割裂从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将对《十日谈》的探讨命名为叙事学，并将叙事学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就开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抒情诗不被列入叙事学研究的范围，不是叙事学研究的对象。随着研究视域的扩大，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在后经典叙事学发展中，叙事学研究的文学作品的类型收到的限制变小。国外学者率先感知到这一潜力。2005年彼得霍恩出版了《抒情诗歌的叙事学分析:16-20世纪英诗研究》，在书中他提到本书的目的是阐释如何将叙事学的分析方法与概念作用于对诗歌进行详细的描述与阐释。普鲁伊的《叙事学与抒情诗歌研究》把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归结为三个方面:语境叙事学、认知叙事学、跨文类与跨媒介叙事学。其中，跨文类与跨媒介叙事学其实就涉及到抒情诗歌的叙事学研究。在谭君强看来，由于诗歌叙事学的特殊性，诗歌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简单的确定为诗歌，应当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文类的划分的基础上，加以考虑其叙事要素、构成，有叙事要素或者叙事逻辑的抒情诗就都可以成为其研究对象，否则不列入研究范围。比如，在抒情诗、史诗或叙事作品、戏剧这个划分下，抒情诗不具备叙事要素因此不列入研究范围内。而在民间流行的歌谣是一种口头流传讲述故事的歌谣，因此纳入研究范畴中。关于研究对象的讨论甚至细化到诗歌篇幅的长短问题上。在谭君强看来，诗歌篇幅太小而无法体现故事情节的可否运用改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方面，可以寻求诗歌内的其他对象讨论。另一方面就视情况而定，若完全脱离叙事，但能提现叙事要素还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从某种宏观意义上讲，虽然抒情诗中也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叙事，但抒情本来也是叙事的一部分。或者，可以按照时间原则、逻辑原则等来探讨是否可以讨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现阶段还面临这很多挑战，理论发展也很不完善，甚至对篇幅太短的抒情诗的分析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的困境中。

为了解决以上困境，谭君强在《论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和《想象力与抒情诗的空间意象叙事》中做了补充说明。在《论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中，谭君强说，中国古典诗自诗三百开始就面临叙事分析的困境。因为中国古典诗以抒情为主，叙事性的诗歌几乎没有。如从有无“叙事逻辑、叙事要素”来看，抒情诗主旨在于抒发情感，若篇幅太短根本无法涵盖一个故事的容量。再者，抒情一般具有铺垫，但感情抒发往往具有瞬间性、爆发性，不宜插入叙事，因而难以进行叙事分析。但是谭君强另辟蹊径，他发现，中国古典抒情中存在大量所谓的“外故事”。“外故事”是指在抒情诗歌文中并非完全无法看出来的某种类型的“故事”，当然，这种“故事”不能与叙事文本中的故事相等同，因此命名为“外故事”。但是，“外故事”不属于故事层，也不完全属于话语层，用他的说法，属于“情感层”。一般来说，“外故事”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形式上，外故事整体上属于抒情诗，它与抒情诗不可分，但两者之间有区隔。二，内容上，外故事对于理解抒情文本不可缺，对于挖掘抒情文本的意义其作用。第三，外故事包含必要的叙事因素，因而能构造出特殊的“故事”。为了更好地认识“外故事”，谭君强把外故事分为四种：一，典籍记叙的外故事，能为文本的意义产生提供语境和背景。二，诗人标记的外故事，诗人为了铺垫情感二叙说。三，与叙事文本相融的外故事，这涉及到文本的越界和融合问题。四，记叙评述的外故事，指的是同时代、后时代的同行的记叙、解读和评述等。

在《想象力与抒情诗的空间意象叙事》中他继续补充道，抒情诗的叙事主要由空间意象实现。谭君强将诗歌的赏析分为两个步骤：编码与解码。叙事研究虽然更加关注解码过程，但是不能由此忽略了编码过程。而无论是解码还是编码，都需要作者和读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是形成诗歌情感交流的明显特征，是抒情诗歌实现空间意象叙事、实现情感交流的重要条件。在抒情诗中，诗人将一个个表面毫不相干的空间意象联系到一起，超越线性叙事，超越事件与情境的因果联系，实现抒情诗歌的空间意象叙事，以空间并置作为空间意象叙述的展开方式，表现出一种空间近邻关系。甚至，谭君强认为，完全毫无联系的空间意象，通过意象的画面呈现，抛除线性的连接，更能体现空间性。此时，诗歌呈现出来的不仅是文字组成的画面，还会显示出更深层的含义：如连续、动态等。这种空间意象叙事，尤其在中古古典抒情诗中，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这种空间意象叙事的手法，就是中国古典抒情诗最常用的叙事手段。在笔者看来，谭君强关于空间意象叙事的理解很有创意，甚至还有一丝读者反应批评的意味。这种见解不仅体现了抒情诗叙事研究的普适性，还解释了抒情诗接受的普遍性的原因：空间意象叙事能让未受过严格文学教育的人受限于高级的文字表达，而从空间意象的呈现中感受到情感，也间接证实了空间意象叙事的可行性和可信度。

讨论完叙事的空间性，谭君强转而重述叙事作品中的时间表现。他意识到，在叙事作品中，时间的叙事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时间与叙事作品中的时间表现》中，他将西方叙事作品与印度叙事文做了详尽的对比。他发现，西方叙事作品十分注重时序，也更偏向于线性叙事，注重事件间的因果逻辑，以此开展情节。而印度叙事文更注重空间性，对于时间的关注异常少：作品的编年史混乱、经典作品成书时间无法确认，时间含混之处数不胜数，因此很多叙事文更像是“传奇”。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时间与空间谁为叙事作品第一性的问题，实际上提现的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不同的世界观；即西方和印度到底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而中国对于叙事时间的处理也有悠久、优秀的传统。李绂《秋山论文》将叙事方式分为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和特叙九种类别，都是基于对叙事时间的处理。涉及到的也不外乎两个时间范畴：叙事虚构作品世界中的实际事件所经历的事件以及叙事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时间。

三、思考与展望

谭君强在书中还有实证分析的例子，引用文本较多，分析过程也很详尽，在此不便做过多评述。总体上看，阅读《叙事学研究：多重视角》这一论文集可以对谭君强叙事学研究有初步、大概的了解。论文指涉的内容方方面面，读来也觉得有趣，不至于在同一个论题中身陷囹圄。但是也正由于内容丰富，所以研究深度略有不足，只可作为入门级读物，若想深度研究，其《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是相当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