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银评王立慧《符号与真相：网络公共事件与元语言》

张福银

互联网为中国网民提供了参与渠道、组织途径和动员平台，其超强的互动性及开放性极大的激发着网民的参与热情，同时“去中心化”的特点也为网民参与网络行动带来诸多隐患。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技术成为一种高效的生产动力机制，网络成为各种舆论的聚集地，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之一。迄今为止，社会与学界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除了引用西方先进理论，其关注要点主要以国内某一事件为基点进行延展性分析。国内学者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范围广泛，基本都是立足网络公共事件事件进行传统的过程模式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事件发生过程、理论研究和对策建议这几个方面进行，而以网络公共事业的元语言问题几乎无人研究。元语言的存在可以保证文本之间相互翻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意义和文化的客体，解释网络公共事件不仅涉及符号表达层面的能指和所指，更是一个有关意义和元语言控制的符号学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更是对网络公共事业的元语言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符号与真相：网络公共事件与元语言》于2022年出版，本书以网络公共事业中的元语言问题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在传播学与符号学关于元语言的研究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路径，力求解决网络公共事业分析的符号学路径、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话语表达和元语言关系、网络公共事业中的元语言争夺、网络公共事业中的媒介文本与元语言离散和网络公共事业中的元语言与真相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本书力求转换新的研究范式，除了套用西方传播学理论，还结合当下国内典型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问题进行了符号学探究，将媒介文本与元语言进行融合，以全新研究视角为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这是作者王立慧率先对网络公共事业不同视角做出的大胆尝试，为网络公共事件研究赋予了更加丰富、更深刻、更宽广的理性解读，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一、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联盟与超越

20世纪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放在了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融合理论上，皮尔斯在这个领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被视为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先驱，其符号学的原创性研究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权威性基础理论。当然，他的思想中蕴含着大量传播学原创思想，包括“三元传播模式”、“符号自我”、“探究社群”等（Cooren，François，2019，pp. 22-25）。近些年来国内传播学领域的学者非常关注皮尔斯在传播学领域的思想，开始拓展到其各个具体的领域之中。作者王立慧老师也不断钻研符号学、传播学等相关课题，敏锐的察觉到皮尔斯传播思想对中国网络传播领域的影响价值，故结合国内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问题进行了创新研究，元语言在日常生活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成为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必备的研究工具（王立慧，2022，p. 36）。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其融入自己的思辨。

皮尔斯的“符号三元构成说”认为任何符号都可以拆分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三部分，这一理念成为符号传播的中心视域。其中“再现体”所指符号载体，“对象”所指符号代表的事物，“解释项”所指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的意义。而在网络环境中，符号只有被解释成符号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符号，符号表意就是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的无止境延展行为，这也是网络公共事件得以发展、延续的最根本解释。皮尔斯传播学思想主要包括符号传播、符号自我和意义社群三方面。该理论认为人类思想具有符号属性，而且这种属性还具有社群特征，通过符号互动达成思维对话。《符号与真相：网络公共事件与元语言》中也对皮尔斯的传播学思想与符号分析给予了高度认同，认为符号除了结构意义以外，还在解释者与发送者的传播机制中发挥强大效用。传播主体的能动性为符号意义发挥起到极大助推效果，与“解释项”的概念吻合，即人际交往和人际认知持续多向的动态变化。

当然，皮尔斯的理论成就并不止于此，他认为符号学的终极问题是“真相”问题也为后人所高度受用。所谓“真相”是一种“将来时”状态，是符号的最终解释项，这一理论成果也在《符号与真相：网络公共事件与元语言》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作者除了引用这些西方先进理论，还站在中国网络发展态势的角度上对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具体化，站在当下国内网络发展情况之下，对中国现阶段的网络公共事件相关概念、类型、内部运行机制、出现紊乱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更加科学、详细的划分与说明，证明了网络公共事件具有一定的混合性，是国内该领域研究课题中比较创新的研究实践。

二、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渊源与“符号化”过程

所谓“公共”，本文中引用哈贝马斯早年的批判性概念进行说明，即公共领域内，公共意见这样的实物能够在这个领域形成。公共性不止简单的权力约束，而是语言的协商。该理论认为公共领域中各种组织与团体都将合法律性当作维护自身权益的策略，彼此之间只是利益的妥协与博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整合。这一解释与中国当下网络环境和法律环境非常契合。在我们所生活的电子传媒界域下，互联网的开放性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共领域，超越了性别、种族、财产、身份等诸多限制，是想象性的符号层面自由。这种自由直接导致了不同类型的网络公共事件爆发。

谈及“网络公共事件”不免会联系“网络群体事件”概念，两者的关联度很高，但学界对其有明显划分，“网络公共事件”是互联网活动平台上由特定的突发事件所引发，是特定事件引起的符号文本，在互联网环境大量公众围绕着目标事件主题和目标进行讨论，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效应，对当事人和社会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它主要包含以下要素，众多网民参与的集体活动、网络舆论影响的事态走向和存在特定议题或目标，其产生的后果不仅影响个人甚至会波及整个社会。当然也有一些网络公共事件，网络仅提供信息传播渠道，网络舆论并不是主导事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所以并不具备典型性。相比“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具有一定对抗性，只会对社会秩序形成一定冲击，使用频率较低。因语义倾向缘故，网络公共事件囊括范围相对会更广。

中国的网络公共事件基本可以分为曝光型（腐败或丑恶现象等）、泄愤型（社会不公、违背公序良俗、有违伦理道德等）、抗争型（社会不公、强权行径、决策不公等）、反思型（制度不公、强权行径、社会失范等）、其他型（娱乐炒作、诽谤、恶搞、其他偶发事件等）五大类。这些事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很多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大多出乎意料，发生后又能迅速引发众多网民关注，从而在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形成“井喷式”传播，顷刻间便会形成影响力巨大的舆论效应，瞬间吸引媒体和受众的持续关注，不断发酵形成引人关注的网络公共事件。网络公共事件从发生到消退存在时间周期规律，即引发、展开、变化、消退四个变化阶段，在整个演变周期中，事件随时会因为意想不到的因素而发生转向，如应对不当，极易产生更严重的危机。在本书中谈到国内现阶段有部分网民存在“仇富”、“仇官”等心理倾向，官方新闻报道难以使得这群人信任，他们甚至将官方媒体作为攻击对象，试图掀起网络公共事件浪潮，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应。零成本的代价使得更多人做起了键盘侠，对此他们也乐此不疲。因为网络环境的不确定性，会使网络动议朝着相反方向发展，造成出乎意料的悲惨结局不胜枚举。

现代网络环境赋予公民更多话语权，人们通过网络就能对自己心理分析的事物进行呈现、分享。这些自我构建、自我呈现、谣言认同和权利想象都属于主体视域内的符号运作，是传统媒体形式主义缺陷的极大补充。从更深层次地角度挖掘，主体地意识形态都属于符号传递的结果，是符号的深层元语言。赵毅衡把意识形态定义成文化的（符号学式）元语言，意识形态一直都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关键的话题，是绕不开的学术问题，需要被深层次探析。社会中充满着网民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经由网络技术后，主体语义系统会不断修改认知代码，从而衍生出新的价值秩序。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唯一、统一的，社会不断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在本书中所叙述的诸多网络公共事件中，作者将网络公共事件冲突根源归责于主体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与竞争性。每个主体希望通过意识形态之间的争夺，完成更高层次的观念认同，从命名、心理、叙述、修辞都能展现出较为深刻的意识形态的语义背景。除了皮尔斯诸多理论，作者还列举了巴尔特等人的理论作为辅助依据，这些理论虽然表达不同，但所传达的思想主旨都如出一辙，对后人的研究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与价值，也在本书中各案例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由此可见，网络表达的话语权建构，以及话语表达系统中渗透出的符号权力的辩证关系，都是今后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网络公共事件中元语言争夺与离散

长期以来，三纲五常伦理封建思想一直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等级思想使得普通大众缺乏对话思想。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和思想也让中国的受众更懂得推己及人。语言观上，孔子主张慎言，道家主张不言，这些思想名家对后世中国的影响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淡化。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赋予平民和弱者更多话语权利，也让平民与弱者拥有更大话语能力，但平民或弱者理性对话精神尚未得到强化，在网络空间内无法真正实现理性“对话”，所以为了获得更多话语权，这些平民与弱者往往都会以极端行为实现自身诉求，导致各种造谣、语言暴力等现象，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严重的冲突印象。

中国社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非常严重的社会认同危机与两极分化现象，在很多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势头中有突出表现，这种危机与分化需要从互联网技术的传播实践谈起，可以归纳为传播方式的转变、传播主体的转变、传播空间的转变三大原因。首先，传播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媒体时代与网络时代的转变，传统媒体的传播基本都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形式，这些传播途径以口语、身体、广播、报纸最为常见。网络时代的传播水平已经远远超越传统媒体，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多元融合，这种传播是大众的，也是小众的，更是个人的。正如传媒学家莱文森所言：到新千年时，互联网摆出的姿态就是把所有过去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加以使用，把一切媒介变为内容，然后把这些内容变为自己的内容。其次，传播主体的转变是传统传播者与网络传播者的转变，传统媒体的事件主体是某一传播机构，仅代表传播者，属单向性传递，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始终受到受众的约束与控制。互联网平台上各事件地传播也遵循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但事件地传播者却不固定，属于一种模糊的多向互动模式，每一个终端都可能成为传播主体。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说：互联网激活了比机构还基本的社会要素——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传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位，一个传播要素。（程乐，裴佳敏，Marcel Danesi，2022，pp. 6-16）。最后，传播空间的转变是传统媒介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转变，传统媒体的传播空间是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结合。但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是无处不在的智能空间，万事万物都被媒介化，人、媒介、客观世界、主观空间都在智能空间之内。网络公共事件各个方面的表达，话语权背后其实就是对元语言的争夺。

基于这一传播机制的对比，本书对现代化网络公共事件的传播路径和语言争夺做出更详细的分析。在作者看来，传播学向传播学与符号学结合的转向时必然，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与符号学有着莫不可分的联系，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构建全新社会的过程。芝加哥学派代表人帕克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持续存在，还能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换句话说，个体与个体之间符号的互通互动可以构建出全新社会，而互联网就是全新社会存在的重要渠道，正是诸多个体之间符号语言才造就了如今的网络环境。之所以出现危机与分化现象，就是因为个体之间的符号语言存在分歧，元语言争夺出现矛盾而导致的结果。

作者还列举了很多国内影响比较大的网络公共事件案例，对媒介文本与元语言离散现象做出详细阐述。网络公共事件之所以称之为“公共事件”，就是因为此时的媒介文本与元语言已经不再局限对客观真实的记录，而是网民更多的主观意图的展现。再许多网络公共事件的报道过程和评论中，很多专家与学者都理性地对这一社会迷失与制度偏离做出审慎思考与反思。事件从指向事件本身到指向现实问题，再到指向制度规范，是网民对事件理解与认识的深化历程，也为中国规整网络环境提供了诸多实践参考。

四、网络公共事件中元语言下的“后真相时代”

所有的事件的发展过程都是符号化的过程，网络公共事业是一个符号事件和话语事件，在这里充斥着符号意义的对抗，协商和共享，当然也充满着符号主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竞争。通过传播学与符号学融合研究工具的分析网络公共事业的元语言问题，可以为冲突印象的淡化找到更多突破口，从国内诸多学者现阶段的研究成果看，中国国内的网络技术与媒介技术确实在不断犯错中不断完善。但是不得不承认，现阶段国内的公共事件发生概率依旧很大，很多主流媒体的监管力度还不够完善，这些研究成果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技术发展给善和恶都带来了无限可能性。只有从根源处了解网络公共事件的成因及传播规律，才能更精准的提出改善对策。

皮尔斯认为人利用符号进行传播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取真相，它是一种社群真相，不掌握在个人手中。这也是我们了解到人的符号传播行为就是一种社群行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特殊的转型时期，而且还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公平和伦理失范现象，群众会对此表现情绪不满，造成消极影响。尤其是一些媒介素养偏低的网民，会凭借国内社会参与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将这种情绪不断发泄到网络空间，无疑会对和谐社会与网络安全形成较大威胁。所以本书中对控制网民情绪，正确引导话语权做出了独到见解，我们要坚持需求真相，注重探寻真相的过程。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政府必须站在网络公关事件的调控一线，必须以调查事实真相为基准，调动一切调查机制直达事件真相，并协同权威媒体进行大范围发布，平息舆论。其次，针对网络公共事件做出解决对策，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媒介文本与元语言的离散偏失。最后，针对一些网络公共事件需要完善舆论监管机制，加强监管服务，对事件进行深度报道，领域专家对事件进行引导受众理性发表言论，提升媒介素养。

网络公共事件从引发到发展，事件的各种信息都会持续充斥在网络空间，这些信息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绝大多数的网络公共事件都是以虚假信息和流言蜚语形式存在），与事件有关的有用信息伴随文本的解释压力被持续加大，无法完全展示出来，网民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在无法了解事件的真相随意跟风评论。随着网络舆情的发酵和扩散，社会各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到网络事件的舆论指向，此时政府或权威媒体将真实事件的信息加以披露，网民才会对网络公共事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与了解。很多影响较大的网络公共事件的传播演变基本都经历了这一历程，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后真相”时代的根源所在。

“后真相”时代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对事件本身波及到的人也会造成较大冲击，互联网带给受众话语权的时候，也对某些人的话语权进行了一定限制，是相对的自由。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可能控制网络公共事件的无限冲击，这也是本书撰写的初衷与愿景。

五、结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虽然在文中针对国内现阶段存在的网络公共事件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与分析，也引入了很多先进的西方理论思想。数字化时代互联网让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并沟通，所有普通大众都能在啊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越多的人参与就会产生网络公共事件下的诸多不良状况，还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协作。

《符号与真相：网络公共事件与元语言》除了研究方面的融合创新，内容分析也更具代表性，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元语言剖析也非常深刻。国内的很多网络公共事件演变过程中都包含着戏剧性议题的转变，而这些转变的背后又可以映射到国内诸多现实问题，值得广大受众关注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于“后真相”时代的出现，需要政府机构以及主流媒体的权威地位对群众话语权做出更好的指导，这些部门及媒体承担的关键性监管作用，对网络公共事件中出现的文本与元语言离散、元语言与后真相现象有很好的规整效果。总的来看，本书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比较成功的探索，对国内学者传播学与符号学领域的研究有很好的指导价值，让人们更客观地去看待网络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