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婧雯评巴里·布鲁迈特《风格修辞学》

尹婧雯

《风格修辞学》是布鲁迈特对流行文化观察后的思考。要理解巴里·布鲁迈特《风格修辞学》中构建起来的理论范式，“风格”与“修辞”是两个关键词。布鲁迈特在书中描述了他在消费社会中观察到的现象，即风格的凸显。他将风格看做一种符号表意系统，帮助人们识别同类，区分你我。不仅如此，风格与审美、资本社会和身份政治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布鲁迈特认为，风格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人们的生活。它诡谲多变也威力无穷，可堪特定社会形成过程中逻辑底层里的文化基因。正因为“风格”对当代社会如此重要，布鲁迈特以修辞为进路，进一步窥探“风格”内部。他将对“风格”的探察与分析放置于数字媒介出现后的社会中。全书共五个章节，分别从风格的构成、风格的作用和风格修辞的研究图式这三个模块为读者揭示风格背后的精巧世界。

一、图像与符号：风格的元素构成

布鲁迈特对风格的观察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如他对说服研究的兴趣，并发现传统修辞研究会预设受众，文本信息也将围绕特定受众的信息需求、情感唤起、逻辑接受来组织语言。然而在数字媒介时代，说服情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互联网的传播特性分散，受众不固定，使人们通过网络传播信息时并无法预先设定信息的接受者。成功的说服活动转而依靠具有审美化的修辞来达到目的，或也可以被概括为“风格”。

第一章首先对“风格”做了严谨的词源学考察。其对应的英文单词style，可追溯到拉丁文词源stilus，指蜡板上书写的风格。随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将风格固封于语言学中，作为语言风格或语言修辞的同义语。然而这种以语言为中心的古典主义定义受到了部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挑战。他们一致认为风格是外在化的表达，或是个体的特征，或是行事的方法。但斯图亚特·埃文（Stuart Ewen）将风格的定义进一步扩大化了，认为风格是一种美学的方式，包含了价值观、思维结构以及想象力。这样的定义与布鲁迈特不谋而合，不仅进一步拓展了能够包含行为、对象、事件、姿态以及商品在内的风格研究范围，还将审美这一概念引入，让风格研究可以整合到对美感的修辞效果研究中。

值得强调的是，布鲁迈特对风格的研究被放置于数字媒体时代这个大背景中。文化习俗被生产规范取代，文化参照不再来源与具身性的体验，而是经互联网中介的大众文化。互联网成为了传播共享经验与信息的“元媒介”，让人们不断对风格的表象化趋之若鹜。这需要我们回到柏拉图的洞穴，因为风格并不存在于洞外的世界，而是洞穴墙壁上的倒影。

“漂浮的符号”是风格的核心概念，这个偏正结构短语不仅暗示了风格的符号构成，也隐含了风格作为理解流行文化的方法所具有的流动性特征。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作为主要搭建模块，建构起能够传递审美意义的风格，也让风格化世界成为巨大的符号系统。虽然风格可以通过各种感观理解，但视觉化是认识风格最重要的途径。图像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领域。米歇尔认为当代社会是由相像和类像构成的，人们生活在形象文化之中，而形象文化让日常生活审美化更加凸显。书中提到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常在日常生活中策略性地使用美学商品装扮自己而将自身塑造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位穷其一生追求美与浪漫的艺术家在18世纪可能稍显另类，但这种情形却在如今变成了显性的大众文化：社交媒体用户对上传的图片近乎苛刻的修图；追求场景式消费与个性商品；甚至不惜牺牲健康也要整容与塑身。人们堆砌风格化的符号模块以达成审美需求，可见审美化的生活本身其实就是当代社会中最广泛的显性风格。除此以外布鲁迈特也强调这种审美化的生活还来自符号与图像的快速流动，因为漂浮与流动的符号更能带来美的愉悦。符号漂浮说明风格符号可被媒体或广告可被操纵，但使用者也必须确保它保留部分原始意义才能在一定的风格体系中发挥作用。就像贡布里希认为的，任何一种风格都会禁止一些选择，也会允许另一些选择。风格的同源性与整体性允许亚文化成员依靠“潜意识思维匹配模式”创造意义世界。

二、赋魅：风格的作用

在逐个讨论了组成风格这个复杂系统的元素之后，布鲁迈特在第二章中分析了风格在商业社会建构中起到的作用—被商品化和文化作为传播的武器。在大规模社会化是通过媒介化而不是物理接触发生时，仿真成为风格化世界的生产方式。布鲁迈特认为人们消费的意义结构体现为物，但物的背后更是商品与风格间的持久关系。这些商品便凝结着漂浮的风格符号。毋庸置疑，仿真依赖大规模的复制而导致本雅明所描述的“灵韵”的缺失。拉斯基辩证地认为也正是机械复制打破了任何固定的意义与语境，使符号漂浮成为可能。但从人们对风格趋之若鹜的形势看来，风格化并不能完全被看作为发生在机械复制时代的祛魅过程；相反由风格推动的消费却拥有创造迷人景观的能力。仿真驱动图像与符号创造着类似魔法世界的幻象，悄无声息地打造着充满“魅惑”的消费殿堂。

布鲁迈特将风格独特的作用方式归因于图像时代的到来，风格很大程度上依赖图像。在图像主导的视觉世界中，“感官意义层面的风格就是美学”，这让审美一跃成为了更突出的风格价值。例如艺术与日常和商业的界限逐渐模糊，美术馆场景渗入日常，人们更加渴望美的生活，迎来了美术馆时代。丁金国认为审美与风格是一种因果关系：先有审美意识而后有风格；有了风格认识才为风格理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布鲁迈特认为这种审美化的生活并不是主体自发产生的，而来源于生活风格化的冲动。是生活中能被感知到的符号与图像与生活表象不断协调的关系。而媒体连接起审美主体与美学生活，通过不断的视觉形塑与传播，为同质化的商品赋魅，也让人们沉溺于商品社会的消费狂欢中。约翰·利兰在总结“潮人风格”时得出结论，风格的文化建构方式不容易被发觉。类似语言学中葛兰西和阿尔都赛主张文本对主体进行的“询唤”（interpellate），风格通过“操演”“形塑”“行为”等一系列更为隐蔽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呼召人们称为特定的主体，并进行自我建构。被召唤的主体逐渐聚集形成“想象社群”，这也是风格修辞的政治化体现。

接着，布鲁迈特还指出风格让人迷恋的原因来自于内嵌的矛盾，即社会依附和张扬个性之间的原始矛盾。两个极端之间呈现出一种固有的张力，也是风格保持活力的方式。“那些既能提供社会依附性同时又能提供个体独特性的商品做的最好”。布鲁迈特在第五章中对枪支文化风格中展示出的两种矛盾张力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其中一种张力来自个人主义与社群服从之间，另一种则来自乡村工作环境与城市威胁；这种张力不仅体现了风格的政治性，也为读者提供了检验风格修辞学提供了方法论。

三、文本中心：风格修辞的图式

仿真的世界必然是文本的。既然风格是由符号与图像构成的表象世界，而它又主张价值，那么修辞必然是风格发挥作用的主要手段。因为当风格带上说服的目的即成修辞。“修辞立其诚”（即通过修饰文辞表达真诚情义）被当做中国儒家最早的修辞原则；修辞英文rhetoric的拉丁文词源意为“演讲”，主要指言语技巧。可见风格修辞具有说服的本质属性。布鲁迈特在第四章中提出了修辞的两个观点，认为其是一种探讨有效说服的理论，也是一种批判的分析方法，并将文本首要性作为风格修辞元素的第一顺位。

值得一提的是风格学、修辞学与文本分析长期以来都界限不清，许多学者认为风格与修辞可以同义互用，也有学者将风格学的研究框定为语言实践中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等综合形成的结果，并且风格学在中国长期以来也被称为文体学，这也将风格与文本研究划上了等号。谭光辉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风格存在于文本中，负责文本的形式。赵毅衡进一步批判这是一种泛化的风格研究。他认为风格是全文本附加符码的集合，修辞却是文本本身的内部组成方式。并且当古典修辞学经由新修辞学向符号修辞学进发之时，修辞研究的目的也从说服转向认同，进而研究文本意义功能的生成方式。布鲁迈特似乎并没有过于清晰地区分文本与风格的关系，不仅将文本性看做风格修辞的主要特性，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将风格与文本互用，并认为“风格是被明确地设计成供人阅读和注意的文本”。

除了文本首要性以外，风格修辞的另外4个主要元素分别为：想象社群、市场语境、审美原理及风格同源性，最后两个元素已无需赘言。要说明的是这4个要素之间没有等级关系但却各自发生作用。在形式相似风格同源的文本询唤下，想象社群得以聚集。这里的想象社群同样是文本的一部分，因为风格世界中个体或社群的物质性也将也被符号和图像代替。市场语境是修辞发生的场所，人们在社群中获得身份，并以市场语境为平台通过消费展示审美。布鲁迈特还增加了亚结构，以图式的方式显示出元素之间的关联与依赖，以供读者做更有想象力的练习。

四、结语

总的来说，布鲁迈特以简明轻快的语言论述了风格的存在、构成及其与流行文化、符号消费的关系。风格研究契合这个日益深度媒介化的时代；以“修辞”为进路或许也是当“世界成为文本”，当所有人都获得消费者的身份，沉湎于图像与幻象的狂欢时，理解当代文化的一个有益工具。尽管布鲁迈特认为在论述风格作为意识形态如何发挥政治功能时仍有自相矛盾之处，但阅读本书仍能为读者提供话语研究或修辞研究的新视角。